↖  墨水瓶的故事——20世纪初的愤青们-18..

29.　八 人去楼空
　　　　
　　 众人离校当天，学校的状况的细节记载已不多见。但有个人的去向是有明白记录的：
　　 一个月的校长汪藻凤静悄悄地走了。
　　 亲爱的郭老师打起铺盖，回乡收租当地主去了。他终于听到周围的教师的骂声。
　　 刘树屏临危受命，接过乱摊子，重新整理局面。接替汪凤藻当南洋公学总办。张美翊助理刘树屏。
　　
　　 有份来自师范院1899级的张相文的回忆，谈到了那天校园的个别情景。

张相文儿子张星烺是南洋公学外院学生。照理，南洋公学外院都年纪轻轻，又不在一处上课，墨水瓶事件与外院无关。

但那天，本部的学生组织了纠察队特地到外院，宣布一律停课。外院学生也就回家了。

　　 11月16日那天，张相文正从老家桃源奔母丧完事回到上海，还不知发生的事。

见儿子张星烺在小南门自己家里，而不去学校，一副呆呆的模样。

一问，才知此事。于是领着星烺回到外院校园。已是晚上了，校园里空空如也，只有张星烺同班的盛观颐一人。

盛观颐是盛宣怀的侄儿，他见了张星烺和张相文父子后，露出一副哭笑不得的模样，满肚子的委屈。
　　
　　 原来，盛观颐回到督办府上，伯父大怒，说，他人毁我面子我管不了，你也敢毁我面子？说着拿起一把刀要杀了盛观颐。

盛观颐被吓得连滚带爬地返回了校园。其实校园还是免费包吃包住的。
　　 看样子，这盛宣怀也被弄得气急败坏了。
　　
　　 这时，张相文同学赵玉森也来了，就问星烺：
　　 你们班的全体学生都是自愿离开的？
　　 星烺说，是看了高级班的同学都走了自己才走的。而且，高级班的学生组织了纠察队，让小班的学生赶快走！
　　
　　 两位先生会意地笑了。
　　 第二天，赵玉森和张相文两人一起到督办盛宣怀那儿，讲了招回学生的打算。盛督办连声说，好啊好啊，你们多尽些责任，速速了结这事。
　　 南洋学生大多不是上海本地人，他们这时都暂住在客栈，许多学生已经给家里写信说了这事，等待家中回信。

这时，教员们上门安抚、劝导，还是有作用的。于是陆续有半数回校。课又重开了，但纪律已大不如从前。
　　
　　 这里说的“半数回校”看来是事实。对比前面的统计：
　　 實際退學者145人，其中頭班13人﹑二班24人﹑三班16人﹑四班20人﹑五班23人﹑六班34人﹑特班14人﹑政治班1人。
　　 能相符。
　　 比如：特班原来有42人，退学14人。五班50余人，退学23人。
　　 而外院虽然当天不上课，但事后来马上复课。师范生已属教师编制，不存在退学问题。

　　 还有上院的铁道班，政治班基本没退学记录。还有虹口分部的英文班及东文学堂没受影响。就是说，外院﹑师范院和虹口分部没受道墨水瓶事件的太大影响。
　　 没退学的同学中，就有位温应星同学，后来成了二战名将巴顿将军在西电军校同班同学。

温应星回国后，逐步升至全国税警中将总监，当过清华大学校长，还是孙立人的恩师与顶头上司。

还有夏元塛，后来成了爱因斯坦的同学，夏元塛海归后，为北大理科学长，物理系主任，同济校长，北平大学校长等。

北平大学就是由北大﹑北医等八校并校的产物。原来中国历史上早有过高校大合并的事。
　　
　　 自墨水瓶事件后,大学当局检讨了办学方针,觉得南洋公学初期太注重政治法律和人文学科,而这些敏感学科容易"粘染"自由、民主之类对帝国政权不利的思潮，会酿成不可预测的后果。

南洋公学逐渐向着经济和理工科方向发展。

自夏元塛开始，南洋公学就连着培养出张大椿、夏元塛、胡刚复、饶毓泰、丁西林等物理学家，胡明复、胡敦复、秦汾、兪大维和凌鸿勋等数学家和工程专家。

丁西林是后来中央研究院干事长，中央研究院物理所长。

饶毓泰与凌鸿勋都是中国最早的自然科学院士，饶毓泰还是马大猷的老师。

兪大维是海峡那边的“防长”。

张大椿、夏元塛、饶毓泰、秦汾、丁西林都是北大理学院长或系主任。他们都比李复几运气好。
　　
　　 1905年后，盛宣怀让外院独立出去，成了当今的上海名校南洋模范中学。盛宣怀本人是商约大臣而他办的特班又分裂了，于是把余下的‘特班’改为商务高等学堂，专攻商业金融经贸和工业管理。

特班项骧后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硕士学位。

1909年,学成归国参加清廷举办的留学生回国殿试，获一等第一名，时称“洋状元”。

民国成立后，他曾任财政部次长，盐务署长及全国盐务稽核总办等职。是个有名的精打细算“温州门坎”。
　　
　　 张元济后来独立出了。他把成立的出版社取名为“商务印书馆”。可能张元济有个饮水思源的办事原则，挂‘商务’二字，以示自己不忘本。

决非张元济的出版社是只出商务书籍。

其实，张元济出版的书籍是以中外经典名著和教育书籍最多，而编辑出版各种工具书更全国是独此一家。
　　 张相文后来是中国地理学会创建人和首任会长。开办北大地理系。儿子张星烺是北大化学系和历史系教授。
　　 到此，南洋公学本部的事，以后就不再作专门介绍了。而把重点转到爱国学社那边去。因为20世纪初，爱国学社才是中国愤青的大本营。而本文是把谈论愤青作为第一宗旨。

30. 二 办学之路艰难坎坷
　　
　　 舆论与民意的支持，南洋公学这批退学学生，心情好了许多。但舆论不能当钞票用。没钱就照样是寸步难行。面对一日三餐及想象中的‘共和学校’，他们又不禁愁眉苦脸了。
　　 前面讲到，这批退学学生在张园拍好照片后，就商议自己办学。但凑合起来的钱，不到300元。300元怎么够办学？
　　
　　 蔡元培十分为难。从头开办所学校，不说要一万两万大洋，少说也得数千。可现在自己连南洋公学的教习也辞了，一家生活费就靠为译学院编书换稿费了。

新成立的中国教育会，是个白手起家的穷组织，连办公地点，都是求爹爹告奶奶的，好不容易才临时借得一间房，作为大家碰头见面之处。会内人才的确不少，教师倒不缺，想办学，缺的也正是钞票。
　　
　　 想到办公地点，蔡元培不禁眼睛一亮：同学们不少是外地的，上海没家没亲人，眼下是11月，天马上就要冷了，何不先搬到中国教育会来，再作商议？蔡元培把大家带到泥城桥福源里。
　　 进了福源里，蔡元培先斩后奏，开了2楼和3搂几间空房的门让学生搬进住下。

那几间空屋连同底层中国教育会办公室，都是上海房地产大亨哈同的空置房。

教育会办公室内正是由黄宗仰出面向哈同夫人罗迦陵求借的。
　　
　　 哈同是当年上海滩上最大的房地产商之一。他是在印度长大的犹太人。19世纪后期来到上海，在沙逊洋行当伙计。

后来，他结识了一位在上海卖花的罗莉莉，罗莉莉就是罗迦陵（信佛教，改的名）。

罗迦陵是福建人，据她自述,她是有中法两国血统的混血儿。

罗莉莉劝哈同炒地皮经营地产，购买了南京路虹庙一带地皮。

没多久，南京路成为上海最繁华的黄金地段，哈同的地产在数年间地价涨了千倍。
　　
　　 哈同于是相信罗迦陵有旺夫运，对她百依百顺，十分体贴。罗迦陵信佛。而黄宗仰是新潮人物又精通佛学，于是罗迦陵拜黄宗仰为师。

哈同购进南京路北京路和同仁路之间的地块后。

就请黄宗仰规划设计，建造了中西结合的大型园林，取名爱俪园。

社会上俗称“哈同花园”。还由于，黄宗仰的设计吸取了《红楼梦》大观园的格调，故爱俪园又被称为“海上大观园”。
　　
　　 当时哈同富可敌国，这爱俪园也富丽堂皇，堪比京城《颐和园》。

世人以慈禧太后形容罗迦陵的富有，而罗迦陵也总添置一些连慈禧太后也不可能有的东西来陈列。不过，罗迦陵没慈禧那样处处耍心眼算计别人，她倒是好善乐施的。

她的一份功劳就是出大钱，支持罗振玉寻找甲骨文。后来罗振玉找到了甲骨文源头安阳，并收购了大批有文字的甲骨片。罗振玉破解其中部分文字，确定安阳就是殷都，认定甲骨文记载的是殷商有关史实。
　　
　　 哈同花园在二战中被日本人破坏了。解放后，在原址建造了中苏友好大厦。　　
　　 讲到这里，我们弄清了，原来这教育会的黄宗仰，正是罗迦陵的老师和哈同花园的总设计师。
　　
　　
　　 为办学的事，蔡元培操尽心思。东忙西找，寻求各种机会，争取各方支持，以解决学生上课的事。　　
　　 这天，正轮到要去马相伯处上拉丁语课。蔡元培顺便提到学潮后学生的困境。马相伯表示自己也正关注此事，反正上拉丁语课的学生，也正就是学潮学生的一部分，他愿继续义务把拉丁语课坚持下去。过去，马相伯也有过办学的想法，还把自己的大批地产交给了教会，可教会一直没有办学的行动。他表示愿意去催促。
　　
　　 蔡元培找张元济商量。张元济是蔡元培在上海最靠得住的朋友了。这当儿，张元济正处于两难之中：
　　 念盛宣怀的知遇，他就不该公开支持蔡元培和退学学生。而念自己曾经是这批学生校长，念蔡元培是知己，而眼下这批学生的处境艰难，他又不能无动于衷。
　　 想象中，张元济作了选择，但这件事他该终身保密，蔡元培也该终身保密。
　　
　　 总之，蔡元培知道了江宁蒯光典。而前说过，蒯光典是南洋公学译学院出版物的代销商，有经济往来。看到了这一丝希望，他与蒯光典通了书信，于是，蔡元培坚定地表示支持学生办共和学校。
　　 11月19日，教育会与退学生集议张园，决定成立‘共和学校’，校务由‘学生联合会’自治。贝寿通、何靡施（即：何梅士）、穆湘瑶、胡敦复等被推为学生联合会领袖。
　　
　　 11月21日，教育会开特别会议。蔡元培把教育会的同仁吴稚晖、黄炎培、蒋智由、黄宗仰等二三十人召集到一起，讨论办学的事。黄炎培本身就是退学生成员原本也是教育会的成员。

一提到钱，大家都面面相嘘，穷文人，就怕提钱。

不过大家表示愿意出力，无条件地当义务教员，为学生们上课。

并遵守学校纪律。吴稚晖便盯着乌目山僧宗仰：
　　 弥勒佛，这下全赖你普度众生了。
　　 黄宗仰双手合十：
　　 和尚化缘吃四方，飘然一身，自己饿不死倒是真的。但哪有办法弄银子？
　　
　　穷和尚、富施主啊，此事断不可推卸了。
　　 吴稚晖紧追不舍，他所谓的富施主不是指别人，正是罗迦陵。
　　好吧，原来女校的事，我曾求过她，她答应等我们弄出眉目来再说。也好，现在就把这两件事并在一起求她吧。
　　
　　 原来，这中国教育会的成员有个在杭州办过《杭州白话文报》的林獬。

林獬妹妹林宗素是个不平常的女性。林宗素一到上海，就主张搞妇女解放。

首先想到要办女校。这事，中国教育会里的吴葆初也特别赞成，教育会的其它成员也点头。

正好就在前几天大家议论过。只是蔡元培忙于墨水瓶事件，没最后定下来。
　　
　　 于是决定黄宗仰去找罗迦陵，就想让她能捐助些钱办男女两校。
　　 而蔡元培此时也接到蒯光典答复，决定赶赴江宁。
　　 到了码头，家人奔至泣告，说其长子阿根已病死。原来自学潮以来，蔡元培忙得顾不了家。儿子病重，家人屡屡告急，蔡元培终没能脱身一顾。蔡元培挥泪嘱他人代办丧事，然后义无反顾，毅然登轮。
　　
　　 三天后，终于筹得6000银元。这钱，是爱国学社办校的第一笔基金。

后来没人追讨。自然是另有其人处理了。其幕后英雄，就让它留在历史的迷雾中吧。
　　 而这当中，蔡元培不屈不饶，舍己为人。才是最令人难忘。
　　
　　 说这乌目山僧黄宗仰见了罗迦陵，却欲言又止。
　　 罗迦陵说，先生什么事，直说吧。
　　 宗仰说，一批学生挺令人同情的，来不及跟夫人商量，就暂先住下了。
　　 这事噢，我知道，报纸上也说了。次日缔尔也问过我，我说挺可怜的…
　　
　　 罗迦陵最后答应2万银元分给男女两校。泥城桥福源里的院落全给失学的学生们作校舍。而另择白克路(今凤阳路)登贤里作为女校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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