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墨水瓶的故事——20世纪初..


2019-11-08 06:25

(续)
  
   爱国学社主张学生与教师共同管理学校。爱国学社内部分成自治的‘学联’和全社的评议会制度。

联的负责人和 评议会的评议员,则是学生选举产生。

联的负责人和 评议会的评议员根据规程决定大事和对违规成员的处分。

而所有基本规则,是基于确保大家平等的权利。

当然这‘平等’也考虑到不同的情况,比如,批评学生在公共教室抽烟,但能容忍老师在教室抽烟而不加指责。

这是因为学生习惯可以从头培养,而教师就不可能从头来。
  
   确保爱国学社主张的自由,是靠一套通过民主手段形成的秩序来保证的。而他们的这套民主秩序,不是凭空造出来的。

他们没发生‘墨水瓶事件’之前,就背着老师搞过周末‘宿舍会’,宿舍会就实行过一些原始的民主做法。

这些民主的做法在当初就很为他们自我欣赏。在墨水瓶事件中,学生就自发地组织学生会,与校方谈判讨说法。

整个过程,没有任何个人是始终处于支配作用的。而全是基于集体的决策。那时,他们只基于一个原则:
   校当局必需尊重每个学生最起码的人格尊严。
   采取的对策,也是要争得一份学生应有的人格尊严。
    
   最后采取退学,是迫不已的手段,是公认不得不采用的手段。而不是任何个人的简单地拍板决定的。  
   爱国学社就这样地沿续了它几乎长达八个月的自由与平等的小社会,延续了它的民主制度。不能不说是个历史奇迹。
   特别是在没落黑暗的大清皇朝政治的笼罩下,爱国学社的出现和延续,更是个奇迹。


   但,这奇迹是必将遭遇夭折的。
   她必将因不堪重负而夭折。
   这不堪的重负,正这自由平等所必须的代价。
   这种代价,首先是政治的代价。
  
   任何笼子里的宠物是不自由。
   而自由,就不是笼子里的宠物。自由必须冲出籓笼。就像他们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不能局限在爱国学社内,而要通过《苏报》向大众传播,通过张园与社会交流。

这,就使爱国学社与租界殖民主义政治,与清朝的封建政治发生碰撞和对抗。
  这种碰撞和对抗带来的政治代价是极其沉重的。
  
   清朝政府意识到,爱国学社标榜并实行的‘自由平等’、实施的民主制度及他们煽动平民去过问国家大事,是对朝廷严重的挑战。爱国学社鼓吹的‘排满革命’,是公开的造反。朝廷必须及时予以扼杀和消灭。
  前面已提到上海的吕海寰和王之春正磨刀霍霍。那远在武昌汉口的端方,上海是他两湖总督管辖的范围吗?他还不是正式总督,却把手伸到上海这块人家的地盘里来了。

什么目的?还不是想向西太后显示自己阶级觉悟高,政治敏锐性强?
  
   1903年5月,署理湖广总督端方指责上海张园拒法会议的与会各人“议论狂悖”,密电拿办。同月,当拒俄运动再次掀起,这端方再次指责爱国学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  
   到了6月,慈禧也对上海滩这帮无法无天的娃娃震怒不已,她要亲自总抓个案子,决不轻饶。她责成大学士张之洞﹑商约大臣吕海寰﹑南洋大臣魏光焘﹑两湖总督端方为办案员,组成专案组,要镇压这批叛逆。


   由于早期勾结租界当局镇压爱国学社的图谋一再失败,袁树勋也阴谋着引诱爱国学社领袖人物走出租界,然后实施逮捕。
   1903年6月11日,一个已被革除举人资格的童迥到爱国学社,诳称自己崇尚革命而受道台迫害。还称上海城内(指现南市)的文化界是如何景仰革命党人,盼望听讲演。

想诳骗吴稚晖与蔡元培越出租界,进上海县城演讲。其实童迥是受上海道指使的,企图将吴稚晖与蔡元培引出租界。
   这事后来未成,原因是租界传讯吴稚晖与蔡元培,吴稚晖与蔡元培只好把讲演的事推迟。.袁树勋一干人马空等了一场。
  
   可惜,此时的爱国学社成员,不知道朝廷已经处心积虑要对他们下手,他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他们还以为,即使朝廷有任何图谋,他们可以利用租界的庇护而化解。
   他们从不曾想象这笔自由之债该如何支付。
  
   事实并非爱国学社师生们想的那么乐观。租界是洋人用来保护他们自身利益的,而不是用来庇护中国人的。到利益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们自然会抛弃‘道义’而把握利益。

4亿5千万两白银的庚子赔款,是需要清皇朝去向中国每一个平民去榨取。租界的洋人是不会为了“道义”而自断这条财路。他们需要腐败的清政府,而不需要爱国学社中的任何一个个人。

租界洋人与清政府的交易,是爱国学社必须面对的又一个政治代价。
  
   看来,这自由的代价,是十分沉重的。必须用生命和鲜血来支付。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在自由的天平上,除了生命和鲜血很难找到它的其它平衡物。


45. 三 自由的经济账怎么算 ----' 社'与'会'之间的危机


爱国学社还必须面对沉重的经济代价。
  
   爱国学社的经费,大部分是靠慈善捐款维持的。《苏报》的稿酬补贴及自己办《童子时界》等的收入是极有限的。

老学生不收学费的,原来个人自愿交出的开办费根本就是微不足道,新生的学费也很低。


  哈同是‘门坎极精’的犹太商人,即使是对罗迦陵再百依百顺,他也是有自己独立决断的时候。如果,这爱国学社就是上课读书,不别出心裁地扩散‘自由平等’,‘推广民主’他还是会支持部分日常费用。搞慈善,对发展生意有好处。但这爱国学社在倡导革命。

出钱支持革命,那是风险极大的投资,就要冒与朝廷对抗的严重后果。

他不需要花钱买风险。爱国学社声势越大,哈同和罗迦陵也越谨慎。
  
   自由民主平等不能饿着肚皮搞,而自由民主平等自己又变不出钞票,没钞票就无法维持。
   不搞革命,不宣传自由民主平等,或许能靠慈善支持着。

而反之,就必然断炊。这是爱国学社的‘自由’的经济代价。
   爱国学社‘差钱’,是严重地‘差钱’。差钱了,就会引发内部矛盾。
   在大敌当前之际,爱国学社陷入了内部危机。
  
   自南京陆师学堂的学生加入学社以来,爱国学社的学生越来越多了。原来的校舍已不够使用。爱国学社评议会反复讨论后决定,要租下福源里相临的院子为新校舍,并租下右边的空地为操场。

徐敬吾热心为与爱国学社办事,他与该处地产业主和房客反复交涉,终于交易成功。

添了左邻三幢房屋作为教室和宿舍;又将右邻空地辟为操场。

动迁过程比当今容易多了。加了楼舍操场之后,爱国学社果然一片喜气洋洋。可是这不是一小笔钱,爱国学社从此就过上‘差钱’的紧日子了。
  
   众多老师中,别人犹可,他们都有一份社会工作。或有薪金,或有稿酬。而就是章太炎最拮据。《苏报》每天社论轮着写,轮到机会不最多,拿到酬劳也极有限。

后来应他人要求,去翻译日文版的《妖怪学》一书,没有出版,他就拿自己过去编写的《訄书》,托徐敬吾代销。你看,初见此书,你肯花钱吗?这‘訄’字,不知难住多少人。

当然,凭着后来他的名气,这最早版本的《訄书》,就是开价1000元RMB一本,我也会去排队了。

可是,当时就没识货人。章老师实在缺钱买烟时,徐敬吾也会把别的钱先灵活一下。

但徐敬吾是很小心的,他兼职爱国学社庶务员和门房也是义务的。爱国学社还有管经济的老师汪允宗,本就与章太炎同是名儒俞曲园的学生。章太炎有时写一字条与汪允宗借钱:  
   今已不名一钱,乞借银元两枚,以购香烟。
  
   同室的蒋维乔奇怪:  
   既已开口向人借钱,为何不多借几元?
  
   章回答:  
   此君只有两元之交情。
  
   其实,汪允宗办事认真,他也是中国教育会董事,监管爱国学社的钱粮房产。从不把‘公款’借人,而只借私款。汪允宗后来也是首批同盟会员。
  
   爱国学社内部经济状况可见一斑。
   爱国学社有了隐忧。原来爱国学社许多事情都是由学社评议会作决议后执行的。评议会的评议员有学生,也又教师,还包括《苏报》的社长陈范。

随着学生的增多越来学社的经费也越是紧张,学联议决的许多事情无法落实。而主管财务的先生却突然流露不满言行,不想管了。

学生们于是有了猜疑,逐渐对学社的管理有了意见,特别是后来的成员(最早的成员不交学费,但兼职低班教员)怀疑自己交的学费被教育会挪用,私下里窃窃议论,只是没有表面化。
  
   1903年6月中旬,一次学社在张园召开演讲会,邹容一时兴起,也上台慷慨激昂,说了一通拒俄的话题后,却对学社的事情评论起来:  
   教育会的同仁遍尝艰难,创办了爱国学社,解决了大家的失学之苦,大家应该好好学习才对,不该妄议学社的事情。
  
   这一讲,台下的许多学生乱嚷起来:
   邹同学,你说得不对。学社是民主管理。学生参与管理学社的事,是学社章程规定的。再说,学社是社员与教育会共同办的,怎可以说是教育会独自办的?
   学生们自称社员。
   邹容来得晚,不明白学社成立时的情况,但他素来胆大,什么话也敢说,便与学生争论起来。
  
   学生们的观点,认为学社是主体,教育会是附属。并举例说学社初创时,学生们也集资三百大洋作建社之资,并且明言是双方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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