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墨水瓶的故事——20世纪初的愤青们-38：《苏报》案庭审记录..

　(续)
　　
　　 被控方是一贫如洗的章太炎与邹容，他们自己没钱请律师。陈范的儿子本身不是被告，照理没必要请律师。但初审时，被告方有律师，他们是博易律师事务所的博易律师（Harold Browett）和高易（Dowdall,Hanson&McNeill）律师事务所的雷满。

被告方的初审律师，有说是工部局指定的,更有许多记载说是金松岑请的，也有说是吴葆初或林廨请的。

金松岑和林廨都同是爱国学社的同志和朋友，当然应该。金松岑小有经济能力。而林廨是正直报人和杰出革命党人之一，到了这时该是会两肋插刀的。

吴葆初是章太炎老朋友，也参加了中国教育会的活动。

章太炎狱中投寄的《与吴君遂书》，谈到吴君遂（即吴葆初）资助其律师费用 300 元墨银（按:墨银指的是墨西哥银元）。

同时,被告陈仲彝也可自己承担一些。但这人命官司的律师费恐怕不是小数字，他们三人加上陈仲彝及爱国学社其它同仁同学集资聘请才对,而非独立聘请。

　　 这点，我们可以从端方收集的探员来的密报中看出。端方在上海的探员总会把章太炎与邹容的状况进行汇报的。这探员大概就是珍妃的弟弟志赞希，志赞希与端方都是旗人。一份密报称：
　　 闻无力延订律师，出钱恐乏巨款。
　　 就是说，不论金松岑还是吴葆初或林廨，更不用提其它的同事同仁,他们单独捐助的钱都没有达到巨款的地步。
　　 而聘律师该花多少钱？
　　 参看前面对朝庭方面的律师费阐述，我们可以粗测。
　　
　　 那,被告方的初审律师是私聘的，还是工部局指定的？
　　 据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初八日《申报》载《会党成擒》：有律师博易者投案声称陈等已延本律师声辩，请订讯期。　　
　　 这是指1903年7月2日，邹容自首一天后，《申报》的《会党成擒》中指出， 博易律师已到法庭查问开庭日期，声称是私人延请的。这里的"陈等",该是指陈范儿子陈仲彝，就是被告方。
　　
　　 据1903年7月15日（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二日）《申报》载出《初讯革命党》一文，讲到律师。文中称：
　　 政府律师古柏及哈华托带同舌人到案，邹容等亦延博易及高易公馆律师琼司之伙雷满上堂声辩。
　　 指明博易和雷满是邹容等‘延’请的。
　　但同在初审的第二天，派到上海协助办案的金鼎向粱鼎芬汇报信《金鼎致粱鼎芬书》却称：
　　 诸逆律师系工部局代请，该局自谓泰西律法，从不冤人，凡有穷迫不能雇律师者，国家代雇等语。
　　 端方把看到金鼎汇报时的无奈心情电传给张之洞：
　　 闻各犯律师系工部局代请，不知何心。
　　 端方想不通啊！
　　
　　 一批矛盾重重的叙述。　　
　　 或许，邹容.章太炎的律师是‘公派自费’的：律师为工部局尽点义务，同时，也从被告那里得一点‘车马费’。
　　 但不管怎么说，不论是朝庭请的律师，还是被告的律师，他们后来在会审公廨的表演，给国人上了极其生动和难忘的一课。

　　
　　 原本，这就是一边倒的审判过程。
　　 朝庭官员当主审官，用的也是朝庭的法律，聘请的是最强大的律师。
　　 可预见的结局必是，这邹容.章太炎将败得惨不忍睹。
　　 但令人奇怪的是，《苏报》案在会审公廨历7月14日和7月21日的两天初审，占绝对优势的大清朝庭一边却表现出一付匆匆过场的景象。
　　 怎么回事？
　　
　　 让我们看看这过程。　　
　　 7月14日，《苏报》案在租界会审公廨进行初审。
　　 会审公廨谳员孙建臣、上海县知事汪瑶庭(懋琨)会同英国副领事迪比南（B.Giley）公开审问。原告是大清帝国，由古柏及哈华托为诉讼律师。被告是章炳麟、邹容、龙积之、钱允生、程吉甫、陈仲彝六人，博易和雷满为辩护律师。这雷满是高易律师事务所琼司的合伙人。
　　 这里要讲一下,前提到,1903年7月1日止,总共有7个人被捕，可这里怎么少了一个人？小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少掉的那位是徐敬吾。
　　 上海的各大报纸对章、邹、钱、徐四人的被抓大肆报道，为他们鸣冤叫屈，向租界当局施压。就连与朝廷步调一致的《申报》都拿徐敬吾的事挖苦朝庭，取笑魏光焘。

在预审前夕，被告名单没有徐敬吾,所以暗中释放。
　　
　　 前面还说过，在会审公廨内，这个案件不牵涉到外国人，主审官为中国官员孙建臣，适用的法律也是中国法律。上海县知事汪瑶庭作为所在地的县官及迪比南作为租界方的代表参加审问，他们的身份是‘观审’。

‘观审’可以理解为陪审员。但这‘观审’的身份在不同情况下会发生变化的。

《苏报》案初审时，头两次审问中，观审迪比南规规矩矩，只在最后说过‘同意’两个字，那就是在主审法官征求他是否同意延期审讯时。

可见一开头，他遵守约定。可是，后来，清廷与外国使团达成以‘额外公堂’继续审理《苏报》案时，就发生根本的变化，迪比南把握了判决的程序，还申明自己有否决权。
　　 为什么会变得那样？我们以后解释。
　　
　　 7月15日，《申报》报道了7月14日法庭审判的情况。说章太炎长发披肩，“其衣不东不西，颇似僧人袈裟之状”。邹已剪掉了耻辱的辫子，穿西服，其他人都穿华装。

《申报》记录了这些生动而且具体的细节。恰恰是这些细节构成历史的真实。

章太炎自1900年断发明志，与唐才常分手后，就一直留披肩的半长头发。说他衣服‘僧人袈裟之状’，那是指他穿着仿日本的和服。
　　 主审官孙知府按程序逐个问明被告的姓名、年龄、籍贯、身份等，然后由原告律师古柏申述案由。
　　
　　 古柏指控《苏报》和章太炎、邹容“诋毁圣上，呼为小丑，立心犯上，罪无可逭”。为支持指控，古柏就读了几份《苏报》的摘录，来作证。
　　 古柏念道：
　　 ...盖自乙未以后，彼圣主所长虑却顾，坐席不暖者，独太后之废置吾耳。殷忧内结，智计外发，知非变法，无以交通外人得其欢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欢心，无以挟持重势，而排沮太后之权力。载湉小丑，未辨菽麦，铤而走险，固不为满洲全部计。....
　　 ...载湉者，固长素之私友，而汉族之公仇也。况满洲全部之蠢如鹿豕者，而可以不革者哉？
　　
　　 证词中的这载湉就是光绪，长素就是康有为。　　
　　 孙知府听到古柏念到以上证言时，如坐针毡，浑身冷汗。忍着哆嗦等古柏读完诉状后。孙建臣带着颤抖之声对章太炎说：
　　 本官与尔等素无冤仇，切毋重复昔日逆乱之言!
　　 其惶恐之状，引得旁听席一阵暴笑。
　　 弄得孙建成脸色苍白。这孙知府为何如此反常？

　 原来，按照《大清律》，在公堂上，主审官不能允许‘谋反言词’被当众重述。如果案犯谋逆的言论不被制止，那主官也要课题以重罪。
　　
　　 原来，这是牵涉到‘防扩散言论’的大问题。　　
　　 ‘防扩散言论’就是章太炎敢说，而孙知府不敢听的原因。从而,章太炎在公堂上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而孙知府处于被动局面。会审公廨既不是知府衙门，也不是联动小将们设的牛棚，那里再野蛮，也还是不可以动不动来个“大刑伺候”的。究竟，洋鬼子当婊子，是要同时树牌坊的。
　　
　　 于是，到了迅问被告时，孙建臣以为章太炎也是‘功名在身’，就问：
　　 得自何科?
　　 章太炎得意地大声嚷嚷：
　　 我本满天飞，何窠之有?
　　 将封建科考说成鸟窠，又引发法庭旁听席哄堂大笑。
　　
　　 章太炎坦承,《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确是他所写，不过，那只是与人相互间的讨论问题的信件。所指书中‘载湉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一语，他只知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小丑’两字本作‘类’字或作‘小孩子’解。至于《苏报》论说，与他无涉，是实。
　　 并直言“不认野蛮政府”。
　　
　　 问讯轮到邹容。邹容只坦承《革命军》是他所写。除此而外，不置一词。
　　 程吉甫是账房，供称在职务上只管告白(广告)，不管言论。
　　 钱允生供称本名宝仁，允生两个字是号，他称自己和《苏报》社毫无关系。再瞎吹牛皮，也不至于拿自己生命开玩笑。
　　 龙积之供称，本名泽厚，是广西桂林人，贡生出身，以知县身份分发四川，到过成都。对于“自立军”散发“富有票”的事丝毫不知。坚称自己与《苏报》无关。
　　 陈仲彝坚称无辜。而清廷谳员孙知府不管这些，想要让陈仲彝代父服刑，就问：
　　 尔能代父受罪否？
　　 陈仲彝答复说：
　　 不能 。
　　 因被告人达六人,各人情况差异,问答时间各有长短,一圈下来,时间差不多了。当日没作判决，孙知府宣布七天后，即7月21日廷审继续进行。于是退庭。
　　
　　 章太炎蔑视这种审讯，事后他写信给朋友：
　　 噫嘻！彼自称中国政府，以中国政府控告罪人，不在他国法院，而在己所管辖最小之新衙门，真千古笑柄矣！
　　
　　 退庭后，章太炎、邹容等被用马车送回巡捕房。持枪荷弹武装军警列队护送。一路上，市民蜂拥观看。
　　 章太炎见状突然心情大好,回顾左右，吟诗曰：
　　 风吹枷锁满城香，满城争看员外郎。
　　
　　 但马车开得很快，武装军警又远远驱赶围观的群众,市民们还没看清章、邹两人的模样，车就已经过去了。
　　 百姓们啧啧遗憾，说这两人是天大的英雄，敢骂皇帝朝廷，巡捕来抓也不怕，真是豪杰之士。

情绪不错的章太炎和邹容不知道，看热闹和表达钦佩心情围观的市民也不知道，就在巡捕房与法庭之间送审和退庭的途中，在热烈的市民人群中，潜伏着五百名的便衣士兵。

他们正准备一拥而出，要将‘一干人犯’抢夺下来，塞进备好的马车，将他们押到江宁，凌迟处死。
　　
　　 不过，这端方、魏光焘和袁树勋算计得再周密，行动再诡秘，他们还是功亏一篑。

租界方面作了严密防范：传讯时，每一被告身边陪坐一名英捕。

每辆马车都有英捕跨辕而立警戒着。大批英捕驰车带剑，夹在前后。每个街巷隘口拐弯处，都有巡捕站岗戒备着。
　　 见租界当局如此警戒森严如临大敌,袁树勋只好作罢。带着他的人马悄然退出租界。
　　
　　 事实上，租界工部局早就作好准备。租界工部局对《苏报》案被捕人员的安全，曾作了周密的布置。开庭前一周，工部局捕房接到口头指示：
　　 如果发生对这些羁押犯中任何人撤回起诉，或宣判无罪释放，要求采取步骤防止他们重遭正常逮捕或非正常逮捕。
　　 工部局董事会为此作出指示是：
　　 在此种情况下，将护送羁押犯登上驶往香港或日本的轮船，随他们意愿。

　　 看来，朝庭的重大机密，只是有效地封住平民的耳朵眼睛，而瞒不住强大的外敌。甚至，强大的外敌早就有潜伏的心腹参与了重大机密的决策。防不胜防啊！
　　 也有人说，袁树勋搞的武装劫持，是表演给朝廷看的，做给端方及端方派到上海的密探们看的。他可能事先就故意泄露给租界当局。在上海当道台，那是不能得罪洋大人的。

和洋人可以磨嘴皮子，也可以玩刀弄枪，不过都只能限于表演，而不能来真的。你看不是么？
　　 朝廷看到了，这袁树勋还真不赖：带大队便衣武装潜入租界，埋伏好要抢‘人犯’。差只差‘临门一脚’了。大清‘国脚’能到临门起脚的地步，就算是明星了。
　　
　　 当然袁树勋确是个人物。他在上海县衙门当八品小吏时，就认识了市井小混混的朱葆三和虞洽钦这些后来上海滩风云人物，学到许多东西。

当上海道台后,又结交了著名乡绅李平书等等，支持李平书的市民自治活动，李平书也利用机会，聚集了力量。甚至合法地组织了一支用来推翻清政权的武装力量。
　　 后来，租界洋人利用<苏报>案中"特别公堂"的案例,扩大洋人对会审公廨的控制形成司法特权。

袁树勋能据理力争，与洋人争夺司法权。1905年，广东妇女黎黄氏涉嫌拐卖人口罪一案，袁树勋在乡绅和百姓的声援下，挫败会审公廨的判决，使得外国领事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
　　
　　 袁树勋凭他的手腕，一度成了大清的明星，一颗上升的官星。他平步青云，事后没几年，他官至两广总督，到了李鸿章末年的位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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