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  二 《革命军》
　　
　　 这同时，邹容《革命军》书稿整理好，也付印了。
　　 原来，邹容自发觉自己不自觉卷入爱国学社内部争论。虽然一时还没到‘社会分家’的最后一步，但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发现爱国学社内经济状况拮据后，就抓紧时间整理《革命君》书稿。
　　 他盼望着出版。
　　 一是可以抒发自己的已故成就感，究竟长大成人了，自己也学有所成。平生要学谭祠同的愿望，也正迈出了第一步。

第二,可以收些书费弥补学社的开支。表明自己到爱国学社来，不是仅仅由于避风挡雨，而是要作贡献的。
　　　　 邹容请章太炎和章士钊来阅稿，求订正修改。章太炎和章士钊读后很兴奋。决定利用《苏报》广为宣传广告。
　　 与邹容同住的除张继外还有金松岑和柳亚子﹑蔡寅﹑陶亚魂等。他们和爱国学社的学生都纷纷传阅，也都异口同声称赞。

当出版《革命军》遇到经费紧张时，金松岑主动承担了《革命军》捐赠筹款事宜，柳亚子、蔡寅、陶亚魂3位爱国学社学生也捐资。
　　
　　 通过黄宗仰的周旋，也从罗迦陵处弄到一小笔银两，作为出版用。只是罗迦陵并不知道出的书主张革命杀人。很快，《革命军》出版了。
　　 第一版的《革命军》由上海租界上的大同书局秘密印行，不标出版机构。标出的出版日期是癸卯年(即1903年)阴历五月（按：该年有闰五月，此为前五月，大抵是6月10日左右）。

书末作者落款是‘革命军马前卒邹容’。
　　
　　 这大同书局利用清朝法律漏洞，不标出版单位和印刷单位，现在看来是高招。后来，清朝无法追查书的来源，既免除了大同书局的牢狱之灾，又给会审公廨最终轻判邹容章太炎提供了机会。

当然，也有后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大同书局不拥有版权。以后，山寨版的《革命军》到处都是。

连黄兴都大量搞山寨的《革命军》了。
　　

为了向大众宣传《革命军》，章士钊从1903年6月9日开始，在《苏报》上发表大批文章替它造势，开展宣传。

章太炎的《序<革命軍>》和《介绍邹容<革命军>》及邹容的《‘革命军’自序》。都在6月10日后的《苏报》上陆续发表。
　　
　　 6月9日，章士钊以“爱读革命军者”的笔名发表《读〈革命军〉》文，以热情洋溢的语言赞赏邹容的《革命军》:
　　 卓哉，邹氏之《革命军》也！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挦扯往事，根极公理，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虽顽劣懦愚，目睹其字，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心跳肺张，作拔剑砍地，奋身入海之状。

呜呼！此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也。李商隐于韩碑’愿书万本诵万遍’，吾于此书亦云 。
　　
　　 章士钊再这里称之为“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
　　 的确了，这是一本国民觉醒和启蒙的‘人之初’。
　　
　　 《革命军》充满了激情和理性，充满了勇敢和坚毅。

既煽动悲情又洋溢着乐观，有如振聋发聩的霹雳，令人热血沸腾。

即使是100多年过去，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革命军》依然使人激情洋溢，动力不衰。
　　
　　 《革命军》以悲愤的心情，通俗的语言，抨击清政府的卖国罪行，认为只有革命，才能‘去腐败而存良善’，‘由野蛮而进文明’，‘除奴隶而为主人’。高声疾呼要以革命来推翻满清政府。
　　
　　 《革命军》称：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
　　 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
　　 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
　　 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
　　 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
　　 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
　　 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
　　
　　 当时，章太炎首读后曾钦佩地说：
　　 吾持排满主义数岁，世少和者，以文不谐俗故，欲谐俗者，正当如君书，因为之序而刻行之。
　　
　　 章太炎认定，是一套最好的民众启蒙书。
　　 6月10日《苏报》章太炎发表代序中称赞它是“雷霆之声”。并指出：　　
　　 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族，光复中国。笔极犀利，文极沉痛，稍有种族思想者，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

若能以此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是所望于读《革命军》者。
　　
　　 《革命军》被后世称为中国的《独立宣言》或《人权宣言》。是当时中国革命的第一纲领。
　　 其历史意义自不在说。好在，互联网上，到处可以下载阅读。本文不作更多的摘录。
　　
　　 在随后20多天中，《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装订本同时发行，以每册1/10银元销售。不及一月，数千册销行殆尽。
　　
　　 后来，《革命军》虽然成了禁书，但却因此名声大震，在上海租界里又印了二十余版。据章太炎后来说,离上海远的地方，因为不易得到此书，竟然卖到十两银子一部。

 我这里表达了自己对《革命军》一文由衷的赞叹。就不得不面对部分同志对《革命军》的质疑：　　
　　 邹容在《革命军》表达了极度的排满立场，难道这也值得肯定？
　　 你不认为《革命军》矛盾吗？既然《革命军》中大部分内容是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主线，那自由平等博爱怎能与排满相和谐？
　　
　　 首先承认，《革命军》有强烈的排满言论。但本人认为在当时，那是正常的，是合理的革命舆论。

当然，在清朝已经被推翻100年的今天，我们不能继续照搬《革命军》中的排满言论去面对民族关系。当今不一样了。

现在，基本上实现了民族平等，已经不存在种族压迫了。

中国不能继续提‘排’任何一个兄弟民族了。
　　
　　 《革命军》提倡建立“中华共和国”，主张‘民主和共和’，主张‘自由平等博爱’，这符合中华民族绝大多数人的愿望。这些主张本身，就是要民族平等的。
　　 但要实现这点，在当时必须将建立在以种族统治为基础的满清政权推翻。当时的满清政权是决不容许民族平等的愿望得以实现。

因此发动被奴役的全国人民去反对满清统治是必须的。

《革命军》中提出的“排满”口号，按这样的理解是正确的。

只有推翻和排除满清的种族主义，自由平等才有可能。
　　
　　 不论是《独立宣言》还是《人权宣言》，也都是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基调的。但《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也更是以消灭“暴政”为第一步。

不消灭暴政，自由平等博爱就没有得以实施的可能。

北美不驱逐英国殖民主义的暴政，法国不推翻路易十四的王族，就没有自由的北美合众国或法兰西共和国而言。

《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中宣传的消灭暴政与宣传的全部自由平等是和谐的，《革命军》中强调要推翻满清政权，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北美驱逐英国殖民主义,是必要的.如果说那是排英,那就是必要的排英.否则,暴政不会消失.辛亥革命,你说是排满,那也是必要的排满.否则,种族主义的清朝暴政不会消亡。　　
　　 中国后来发生的辛亥革命，的确是以《革命军》为指导思想的。

而辛亥革命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少流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最和缓的一次革命。

即使是辛亥革命中，秋瑾，徐锡麟被害，甚至是到了1912年,还有滦州起义的白毓琨被屠杀，革命党人都以“博爱”为怀没有刻意去追捕凶手，以图报复。

辛亥革命流的血，甚至比玄武门事变中李家兄弟相残死人还少。
　　
　　 辛亥革命没有出现民族屠杀，没有出现阶级恶斗。不但皇族受优待，就连各地被捕获的清朝总督巡抚都受宽大。

胜利后，革命党马上就主张“五族共和”，把“汉满蒙回藏”平等相列。　　
　　 上海光复那天，全副武装南洋公学的学生军从江南制造局返回学校，遇保皇的教务长辜鸿铭拦着对骂。

学生军是在哄笑中，把鞭炮挂在辜鸿铭马车的马尾巴上点燃，吓得马慌忙逃闯，辜鸿铭连人带车就被拉出校门。

点鞭炮，礼送“政敌”出门。开了民国将“政敌”礼送出境的先例。
　　
　　 题写《腊肠书》书稿封面的蔡锷，后来发动云南光复，也是将大清云贵总督护送出云南，并赠送大笔银两。
　　 浙江义军活捉了旗人巡抚，念旗人巡抚是个敬母的大孝子，于是对他特别开恩优待。
　　
　　 辛亥民军对满族统治者，对满族平民十分优待的。

更不用说有对历史扬州屠城和嘉定屠杀的任何报复。

甚至，连屠杀秋瑾烈士的罪犯都优待了，以至袁世凯复辟时，那罪犯变本加厉，再次残害了秋瑾烈士的战友王金发。

　　 鲁迅为此愤愤不平：革命党人为什么不打落水狗？“自由平等博爱”，“费厄泼赖”不适合用在坏人身上。革命党人却愚蠢地用了。
　　辛亥革命太仁慈了。以至于被优待下来的大清统治种族的后人有充分的权利指责辛亥革命。
　　 但他们绝对没有任何事实或理由可以去攻击《革命军》和 “辛亥革命”是制造种族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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