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墨水瓶的故事——20世纪初的愤青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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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07 , 285 , 0 ,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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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聚集南洋公学
  
   由于戊戌失败及后来的事变,各地引起连锁反应,牵涉到一批知识分子和学生不得不重新谋求出路。于是与戊戌维新相关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南下﹑东进,来到受“后党”影响较小的上海,聚集到上海南洋公学。
   这当中有:张元济﹑蔡元培﹑吴稚辉﹑钮永建﹑蔡艮寅(蔡锷)﹑范源廉及后来因义和团事变而停办的北洋大学堂并入南洋公学的学生,其中就有王宠惠兄弟等。
  
  一 张元济到南洋公学
  
   张元济经天津向严复等告别后南下。
   严复时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知道张元济将去主持南洋公学译学院,就郑重地把自己翻译的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定名为<原富>)的书稿交给张元济,并请求订正。张元济收下了。


   张元济到上海,盛宣怀聘张元济筹建南洋公学译学院。那是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一个月后的事。
   就这样,张元济在上海开始了毕身的事业。盛宣怀最初给张元济的月奉是100银元。大致相当于眼下20KRMB的月薪(不参考房价)。


   张元济办事干练,南洋公学译学院果然顺利地投递入运行。1899年初,张元济正式聘为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译学院聘请外籍专家顾问,首先着手南洋公学教材的出版工作。

张元济下决心要培养国内自己的翻译出版人才。依靠外教及请部分南洋公学本部的教师来兼课,首先招生开办英文班,招收学生120名。

接着还在译学院内设立《东文学堂》,再招生40明学习日文,以培养留学生和日文翻译。

《东文学堂》的院长是大学者罗振玉,学生后来有许多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但其中有一名学生称章鸿钊的却例外地成了中国地质学会的首任会长,是中国地质学的开创人之一。他出国留学后改学地矿工程了。


  南洋公学译学院成了后来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这英文班和东文学堂也就是交通大学英语系和日语系的源头。南洋公学译学院也是中国大学办出版社的第一例。
   南洋公学设在徐家汇,而译学院却设在虹口。先在宝昌路,后又到提蓝桥。可能当时徐家汇算是郊区,不象如今这等繁华热闹。而虹口一带,那时已是上海的工商业区域。搞出版印刷,当然是虹口方便。


   设在宝昌路的英文班和东文学堂确切地址现在已比较难确定。因为历经1932年的12.8战争,日本飞机根据文化特务的指点,轰炸了东方图书馆及商务印书馆。这东方图书馆及商务印书馆就凝聚了张元济那一代人的全部心血。
   日本特务趁机抢劫贵重图书后放火焚烧了楼舍。企图从精神上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
   战后遗址几乎是一片残墙碎瓦。后来又在废墟上建设。据回忆,这外文班和东文学堂最早地遗址就在解放后的上海幼儿师范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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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的是,张元济一到上海。就以南洋公学译学院名义出版了严复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这一不朽名著,也首次作为中国的大学正式教材,登上南洋公学的课堂。亚当.斯密(Adam Smith)《原富》中表达的保守自由主义思想,揭示市场经济背后那只神奇的“无形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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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犹闪烁着无尽的光辉。以《原富》的思想为基础,世界上培育着一批又一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
  
   张元济与赵从藩一起租用外虹口隆庆里772号居住。可见当时生活还是十分简朴的。
   这赵从藩是南洋公学师范学院第三届学生,出道后为南洋公学特班教习蔡元培助手。后来到张元济译学院工作过,也参与办报。

1902年,京师大学堂重新开办,于式枚出任总办,经张元济推荐,赵从藩被聘为京师大学堂副总办。二次革命前夕,因出任江西省长闹出了许多麻烦,成了二次革命的导火索之一。

赵从藩的事,就此处提及,后不赘述。
  

      二 蔡元培南下
  
   因变法失败而去职南下的还有另一人。不过,此人虽同情变法,却没有参与变法。
   他去职回乡不是因为戊戌变法对他有什么牵联,而是眼睁睁地看着张元济和康梁等人参与的变法失败,深感官场腐败,政治黑暗。他在失望中愤然辞去翰林院编修。


   这人不是别人,而正是张元济的同榜进士﹑同时进翰林院的浙江老乡的蔡元培。
   蔡元培回到了绍兴老家。开办中西学堂,任校长。他要办新学救中国。


   蔡元培自戊戌失败回乡后未与张元济取得联系。直到1899年9月29日蔡从朋友陈正臣中了解到张菊生近状,即作一书,托人送到张元济手中。他们联系上了。1899年蔡元培日记中记下了张元济的住址。
  蔡元培请张元济开列严侯官的各种著作书目。并要购买南洋公学所编的各种书籍。当时,新潮思想的书,几乎是到了‘一书难求’的地步。特别是新学教材,除了南洋公学译书院外,全国几乎没有。

这严侯官不是别人,正就是严复。前面说过,严复此时是天津水师学堂总办(校长)。严复是福建侯官人。称严侯官,有如称原籍南皮的张之洞为‘南皮’,称原籍广东南海的黎照寰为黎‘南海’,是一种习惯。正像我们称同班同学为‘老山东’,‘小宁波’或‘小苏州’一样。


   蔡元培太需要老朋友的支持了。11月29日绍兴中西学堂开始放假,蔡元培到上海取书。

正遇到经元善要联合知名文人和乡绅,联名上书反对慈禧以立储为名企图废除光绪的阴谋。

蔡元培签上了名字。同时签名的1300人中,还有吴稚晖。

可惜,这次,他们是相遇而不相谈。吴稚晖1940年回忆,壬寅前三年他们在上海偶然“一遇”,“旁人指曰此即蔡元培”。


   谈到蔡元培求购南洋公学所编的各种书籍的事,这里有必要提到张元济开拓书籍销售代理的事。张元济办译学院的高明之处在于 “外包”、“买稿”这四个字。
   张元济原来在总理衙门是管理外交和洋务的。对西方经济制度相当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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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稿,就是出钱买版权。张元济是中国第一个提出版权概念,并具体实施的人。他还以公文形式,会知上海道台(应称苏太常道道台)袁树勋和江苏等地官员,敦促保护版权。

他以高价买下作者的版权,付印后,提取分成。就与当前我们的做法一样。

比如,张元济以占译书院全年经费20%的2000两白银买下严复翻译的《原富》原稿,不能不说是大手笔。其实,严复早就把书稿交给了张元济,但张元济没有简单地拿去印刷,而是先付款买许可。


   这外包:
   第一就是把编书﹑译稿的事外包给约稿人。
   第二就是把排版印刷的事包给夏瑞芳的印刷厂。
   第三是留足南洋公学自用的教材和参考书外,其它书籍的销售,外包给经销商代理。


   这张元济的一个经销伙伴就是蒯光典。蒯光典是进士出身,他是新派人物。是1902年江宁高等学堂创办人。这江宁就势现在的南京市,但不能简单地把江宁高等学堂同现在的南京大学联系起来。

因为南大与东南大学更愿意与晚一点的南京高等师范学堂联系起来,而‘南高’又是与‘两江师范’联系在一起的。两江师范与江宁高等学堂开办于同时,彼此就没有因果关系了。

蒯光典要筹建新学,就需要新学的书籍和教科书。于是,他在上海办“金粟斋译书处”。其实这金粟斋译书处,就是张元济的销售代理商之一。


   后来偶有人称严复的《原富》、《穆勒名学》和《群学肆言》等书,是金粟斋译书处出版的。那是错的。前面说过,严复是张元济的密友,这些版权早就卖断給张元济了。

蒯光典不可能拥有版权。在上海道台袁树勋眼皮底下,也是不敢搞‘山寨’的。

只能说,南洋公学译学院在社会上销出的教科书和各类新潮书中,有相当部分是通过‘金粟斋译书处’代销的。蒯光典的门人称包天笑。包天笑就是主管金粟斋译书处的。

他是个知名娱乐人物,他只有自己的小说才可以说是自有版权。蒯光典是李鸿章的侄女婿,凭这身份,他还兼江苏十二圩的盐务督办,那是个捞钱的肥缺。


   因对新书的需求,最早与张元济联系的还有金松岑,曾朴和刘鹗等人。
   代理商的事,说到这里。等讲到蔡元培后来在爱国学社创业艰难时,我们还讲到金松岑和蒯光典等人。这金松岑和曾朴是《孽海花》的作者也都是教育家。刘鹗是与《老残游记》联系在一起。
  
   到1901年,张元济当上南洋公学校长时,推荐蔡元培当了南洋公学上院特班的教习。命运注定,他们同时离开官场,同时南下,却 能在上海的南洋公学聚在一起。在互补互助中,从此开始了各自辉煌的人生。
  
  (待续)

优美的自然景色壮观的世界风光-7

+公学 +南洋 +学院 +原富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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