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墨水瓶的故事——20世纪初的愤青们-9..

13. 八 《国民报》与《新民丛报》
　　
　　 自立军失败，唐才常等被杀。蔡艮寅、范源廉和唐才质又陷入困境。好在，原来他们原来在南洋公学外院的老师王培荪收留了他们。避过风头，王培荪为他们备好行装再设法送到日本。

顺便提及，这唐才质就是唐才常胞弟。

　　 王培荪是南洋公学首届师范学院师范生。后来是老同盟会员，教育家。他终身致力于教育事业。史量才（后来中国的报业巨头），丁文江，马君武、胡敦复、胡明复等等海归学者的第一个老板就是他。
　　 蔡艮寅、范源廉和唐才质逃回日本后，继续谋学。但立场都转向革命那边去了。蔡艮寅愤于先烈壮志未酬，自己改名为蔡锷。以激励自己保持革命锐气。他的故事还长。以后就用蔡锷这个名字来叙述他的事了。
　　
　　 前面说过，大通起事，秦力山、吴禄贞因后勤不至，补给全无，最后弹尽粮绝，无法维持数千军马的生存。兵败解体。秦力山逃到上海，南洋公学王宠惠佩服秦力山的勇气与胆略。

冒险掩护，使秦力山脱离危险。王宠惠自然也无法在国内生存，更不能呆在南洋公学了。1900年冬，秦力山，王宠惠一起逃亡日本。
　　
　　 秦力山、王宠惠、范源廉和唐才质一时还落脚于大同学校。由于自立军事变前，梁启超因与康有为就有政见分歧。大同学生全都热衷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倾向排满反清立场。

这与康有为保皇会宗旨不合。于是康有为遂废止汉文讲席，而改为攻读日文之专修学校。自立军败后，康有为公然拒绝派款支持大同学校。

于是大同学校日趋萧条。最终被清公使蔡钧接办，"更易名清华学校，盖表示大清统治中华之义云。"（注意：此清华非彼清华之源。）

　　 应该指出处，秦力山、王宠惠、范源廉和唐才质等等都属于"自费留学"的性质。而这赴日"自费留学生"，短短的两年中，已是达到相当大的数量。

此后还有诸如陈由己（独秀），邹容，冯自由，苏曼殊等等陆续到来。

　　 愿意到日本留学的原因很简单：
　　 第一是:中国私孰没有前途了，而新学太少，很难考（但也有例外，从有关记载判断：蔡锷又倒回去。考了张之洞办的广雅书院）。
　　 第二是:方便和便宜。从上海（或天津）去东京，只要一张船票就行，而无须护照签证。船票价格低廉。
　　 当时日本东京生活水平甚至比上海更低廉。

　　 日本有许多弄堂学校可以就读，学费极低，还来去自由。况且当年，整个社会不关注学校的资质。
　　 最重要的是第三点，明治维新后，日本思想比中国自由，比中国开放。可以接触到和学到西方的新思想。而且在那边，中国的官方管不着，封建礼教束缚不到。
　　 从而，当时有许多中国知青就这样到达日本。
　　 此时的日本，其实离天堂极其遥远。日本平民的状况，比中国人好不到那儿去。
　　 这点，从留学生自己谈的留学体会和在异国的笑话中，可以发现。

　　 杨荫杭谈到他们这批留学生每次去日本时，总从上海买好食品和牙粉牙膏等必需品带去。而负责照料他们的东京姑娘们除偷吃他们的食品外，还把牙粉牙膏涂抹在脸上，还以为是美容品！（那时有牙粉，牙粉是牙膏代用品，这是第一次听说的吧？）
　　 另一则笑话就是有关王宠惠的。
　　 帅哥王宠惠和秦力山等合租一套日本房舍。 他们也雇了一个日本姑娘当服务员。日本小娘子容貌姣好，却看上了王帅哥。不时的言语挑逗，却劳而无功，王帅哥不动心。

一天清晨四点，日本小姐裸体赤膊上阵要征服帅哥。王宠惠见状，吓得急忙大呼："不可，不可！"囧得那倭妞狼狈不堪。住在楼下的秦力山及其他几位留学生，听到王在楼上大叫，都从梦中惊醒过来，他们上楼见此乱相不禁大笑。

王宠惠的这段"艳遇"。最后被传成了"王宠惠坐怀不乱"的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事例。
　　 其实，中国甲午惨败于日本，及这次招来八国联军的灾难，并非中日两国经济实力或民间有多大悬殊，而是两国当局的观念与智力差别太大了。
　　
　　 愤于康梁在紧要关头，视救国事业如同儿戏，视爱国志士的生命如粪土，秦力山毅然挥刀决裂，弃改良维新而转向反清排满的革命立场。
　　 这次秦力山一到东京，马上与励志会的激进派联在一起。沈云翔、戢元丞、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王宠惠、张继等人出面，与秦力山合办《国民报》。

为防止清朝驻日公使馆的干涉，他们借用英商经塞尔（　Kingsell　）为名义上发行人。所谓英人经塞尔，其实就是香港人冯镜如，就是冯自由之父。

当年清朝官员普遍的恐英症，挂了洋招牌就避免了许多麻烦。
　　 《国民报》中文章和评论由秦力山、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执笔。附的英文解说版归王宠惠。

　　 《国民报》救亡图存的宣传十分醒目。在《二十世纪之中国》一文指出：今既圈其土地， 割其港湾，削其主权，监其政治，二千年文明之古国，久已为列强俎上之肉，釜中之鱼，其存其亡，不容自主矣。言词恳切，悲情难抑。呼吁我同胞之国民，当知一国之兴亡，其责任专在国民。不对朝廷抱任何幻想，而把救国的重担自己挑起来。
　　 这时自立军失败的各志士多数逃亡到日本。也异口同声通过《国民报》指责康、梁是卑鄙小人。揭露康、梁骗取爱国华侨华人的大笔财产，达到拥资自肥的自私目的。批判他们自我勾心斗角导致贻误义师的恶果。
　　 从起义第一线来的秦力山尤为激烈。列列举康、梁的罪状，也最为翔实。

　　 《国民报》既以宣传天赋人权、平等自由，大力提倡革命反满的学说，又高举爱国反列强侵略的旗帜。亦情亦理，措辞激昂。是最早的革命刊物，对于扩大革命的影响，促使一批爱国志士由改良向革命的转变，作用巨大。
　　 从这，中国历史上最激烈的革命党与保皇党的大辩论拉开了序幕。
　　 接下来，逃亡日本的章太炎等人接过矛头，与秦力山，孙文联手，继续欣起一波又一波反清革命和反保皇党舆论浪潮。秦力山后来参加同盟会。受孙文委托，在云南边境策划革命。最后死在西南边疆。
　　
　　 辛丑年（1901）杨廷栋、杨荫杭、雷奋回国。《大陆》由戢元丞在上海创刊，仍由秦力山、杨廷栋、杨荫杭、雷奋人担任编辑。旗帜鲜明地鼓吹革命，批判保皇党。
　　 《大陆》中有一文指责梁启超在日本不思进取，无所作为。却假装忧国忧民。其中一联如下：
　　
　　 娇妻侍宴，群仙同日咏霓裳，
　　 稚子候门，共作天涯沦落客。
　　
　　 据说张之洞看到这句话，也拍案叫绝。
　　
　　 其实，梁启超经自力军事件后，走一条与康有为保皇党有分歧的道路，逐渐淡化保皇立场。

也开始宣传西方新思想，新观念。他后来开办的《新民丛报》，虽然不赞成革命。但也刊登严复，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人主张的民主自由的新思想的文章。它办得有特色，花样繁多。

有评论、 学说、传记、教育、学术、小说、名家丛谈、新闻短评、海外奇谈、新知识等栏目，包罗万象，蔚为大观，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很得部分知识分子的欢迎。

　　 《新民丛报》流入国内，对启发民智，改变民风也起了很好的作用。特别是广泛介绍西方的 思 想文化学说，鼓吹西学，对于开通风气，启迪民智，大有裨益。
　　 这方面，《新民丛报》接过了《译书汇编》的接力棒，长期对国民宣传西方先进思想。由于它持续时间长，在启迪民智方面起的作用更持久深入。
　　 当后来《新民丛报》在革命与维新保皇辩论中处于下风时，主动休战。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放弃了保皇立场，与康有为分道扬镳。后来终于立场鲜明地反对袁世凯复辟。
　　
　　（待续）

14. 吴稚晖与日本成城学校的留学事件
　　
　　一 两江总督这个位置
　　
　　 1901年，这二十世纪的第一年
　　 李鸿章死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也匆匆忙忙跟了去。
　　 天堂里，曾国藩和左宗棠的麻将桌上正缺一半人，那一半人正是李鸿章和刘坤一。
　　
　　 准备回金銮殿的西太后也思量着：虽然这刘坤一,张之洞和盛宣怀当日抗旨，搞东南互保十分可恨。但细想，究竟他们还是做对了。而且自己也以光绪名义发了"罪己诏"，那就不能再追究他们了。

再说，这爹亲娘亲不如银子亲。自己从西安回宫，两手空空，还不全赖盛宣怀及刘﹑张两督及时地孝敬银两？
　　
　　 太后气消了。给刘坤一高规格荫封。按定例，由张之洞接替刘坤一，署理两江总督。也赐给盛宣怀一个商约大臣的官衔，并同意盛宣怀可以继续留上海，不必上朝。

还特许他不必来京师恭迎两圣还宫：银子来就行，人就免了。为此张之洞禁不住连夸盛宣怀好运气。
　　
　　 调走了张之洞，可便宜了端方。由荣禄力荐，端方不久才从一个道员升湖北巡抚。屁股没坐热，又马上捡了张之洞留下的空缺，代理了两湖总督。而年迈多病的陕甘总督陶模调任两广总督。
　　
　　 聪明一世的盛宣怀，却不知搭错了哪根筋，上书力荐袁世凯当直隶总督。

袁世凯，还发一阵嗲，赖在山东，装着不去上任。而盛宣怀多管闲事，发电报做政治思想工作。原来这直隶总督按例是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等着朝廷明确把北洋大臣也搭上。

明确后，马上翻过身，以北洋大臣的名义，趁盛宣怀后来居家“丁忧守制"之际，要夺电报局和轮船招商局的财权。

理由是原北洋大臣李鸿章本来就主管这些洋务！这电报局和招商局可是清国大摇钱树啊！清王朝﹑袁世凯与盛宣怀为此展开一场肉搏战。
　　
　　 张之洞署理了两江总督和南洋大臣。但始终没把"署理"两字去掉，也就是说，没转正。

据说是军机大臣荣禄给太后出主意了：张之洞太会花钱，岂能以两江膏腴之地供他挥霍 ？这个说法，最能打动慈禧的心。于是，西太后想到了陕西巡抚魏光焘。

自己逃难西安的日子，这魏光焘没少伺候自己。虽说不及张之洞之辈的谋略才智，但，笨的奴才听话。
　　
　　 出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陕西巡抚魏光焘当了两江总督。张之洞回鄂许久，调他上京当大学士的圣旨，才姗姗来迟。不久，又来了一道圣旨，调左都御史吕海寰到上海为会办商约大臣。意思也很清楚：
　　 大清的对外经济贸易大权，必须由吕海寰和盛宣怀两人一起会办会办才行。互相制约嘛。
　　
　　 这里讲了许多官员的调动，目的是一个：便于解释以后发生《苏报》案时，为什么针对章太炎和邹容区区两平民“囚犯”的办案组，却空前地规模地集中了大批朝廷大员和封疆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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