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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水瓶的故事——20世纪初的愤青们-28:自由的代价

2019-11-08 06:18 , 145

 43. 自由的代价
  
   一 传讯爱国学社
  
   王之春从广西巡抚的位子上被撤下来后闲赋在上海。被罢官的他一肚子无名之气,全冲到爱国学社的头上,出到张园的集会上。

接着,传来沙皇拒绝从东北退兵,提出七点要求之际,王之春不甘寂寞,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向朝庭提出“割地联俄”主张。

朝廷也居然有人支持他,表面拒绝七点要求,背后与沙俄制定“密约”,出卖主权。

王之春看到爱国学社变本加厉,一次又一次地集会,宣传革命排满,拒法拒俄,近还公开组织学生军,搞军驯。

王之春内心燃起阵阵无名的怒火。难以压抑的愤闷涌上心头.。他要官府出面镇压,提自己出气。

但他和两江总督魏光涛与上海道台袁树勋同出湖南,都是湘军帮出来的。

为不想别人议论他们几个沆瀣一气,他不直接让魏、袁为难。

于是他找介于魏、袁中间的巡抚恩寿,力主镇压爱国学社。同时找魏、袁之外的吕海寰,要吕海寰出面替他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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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王之春多说,这吕海寰早已看不惯发生在张园的活动。只是他这朝官不能直接处理地方事务,他才一直忍着。

到五月,他得到朝廷要禁止‘拒俄’运动的上喻,允许各督抚对过境学生‘就地正法’。

所以当他发现钮永建、汤尔和过境上海并参加张园集会时,他就直接要上海道袁树勋出面与租界交涉以捉拿要犯。也还去信提议抚恩寿进行镇压。
   他称:
   上海租界有所谓热心少年者,在张园聚众议事,名为拒法拒俄,实则希图作乱。请即将为首之人密拿严办。
  
   他前后向恩寿开了两次名单,第一次名单上所列的逮捕人员是:蔡元培、吴敬恒、钮永建、汤槱(尔和)。6月3日,《苏报》登出《查拿新党》一文,称:“后又得北京密电,上海道严拿蔡、吴、汤、钮新党四人,闻此亦吕海寰之所指名,即聚众会议之首领是也”。披露了吕海寰的阴谋。


   后来吕海寰探知钮永建、汤尔和已经过境去天津后,第二次名单上所列的是:
   蔡元培、陈范、冯镜如、吴敬恒、章炳麟、黄宗仰。
   以上吴敬恒即吴稚晖,章炳麟即章太炎。第二次名单上所列全是历次张园集会的讲演人。

而且确定他们不是学生。吕海寰想避开学生,因为有教训:学生的事,太牵动人心,不好处理。

还说不准,有些学生正是同僚的子侄。
  
   江苏巡抚恩寿接受吕海寰的捕人建议,令饬上海道台袁树勋照办。
   《苏报》得到消息,抢先把吕海寰的捕人名单公之于众。
  
   这上海道,其实是‘苏松道’。原本没有上海道,而只有上海县衙门。上海县还是属于松江府管辖。苏松道是管苏州松江两府巡防军备的。

为不与苏州府及松江府的行政发生冲突,苏松道驻扎地在太仓。从而苏松道又称苏松太道。

由于江南官府密集,而江宁是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帅府所在地,嫌身边摆个江苏巡抚衙门碍手碍脚,造成没必要的督抚纷争,就要江苏巡抚衙门设到苏州去。

巡抚衙门又嫌太仓的苏松道太近,而且巡抚衙门也是文武兼管的衙门,于是,由两江总督把苏松道搬到上海去,与上海知县同衙办公。

不过是有分工的不同:上海知县照常维持日常事务,仍由松江府直管,而道台则是主管江海关及代表督抚与驻沪的外国领事馆及租界进行交涉,而不管日常事务。

比如,搞东南互保谈判时,上海道台就参加了。
  
   于是,上海道台袁树勋就 “照会”各国领事,要求允许到租界捉人。但领事们态度暧昧,说要让租界工部局照章办。  
   人们把上海公共租界的‘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翻译成“工部局”三个字,其实是误译了。按字面翻译过来应该是“上海市议会”。

这充分表达了当时各国洋人的横蛮无理,表达了他们对中国主权的漠视。这里所谓的“上海”,是指的上海公共租界。这些洋人们就这样,把他们的‘议会’设到中国来了。
   还要注意,这工部局是公共租界的机构。公共租界是英美轮流坐桩,别的意大利,德国就没那么大的发言权。法租界与公共租界是并行的,法租界设公董局。
  
   这时,正轮到美国总领事古纳当公共租界总头目。袁树勋亲自找到租界工部局见古纳,要求古纳配合抓人并查禁租界内其它中国人的“不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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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接待的却是工部局的秘书长濮蓝德,濮蓝德连连摇头:  
   那不行,租界保障言论自由,人家讲讲话,写写文章,怎么就能随便抓呢?
  
   袁树勋急了:
   这伙人都是暴徒,要推翻朝廷,扰乱大清,哪是写写文章这么简单。
   濮蓝德却是不卖大清政府的账。 袁树勋每联系一次,工部局只是象征性地传讯一次革命党人,每次都问他们是否有军火之类。在保证只是教学课程而没有军火之后,总声称保护他们言论自由。


吴稚晖回忆当时情形:
    故就余所知,捕房传讯,凡有六次,好像两次在五月前,四次在五月后。传去者,有蔡孑民、宗仰、徐敬吾、章太炎及我。
   我则被传四次:第一次与宗仰、敬吾,第二次与子民,第三次与太炎,皆至四马路老巡捕房。第四次已在五月二十后,传余一人,至老巡捕房后面三间两厢房石库门内(今已翻为大石厦),见余者,即英国的中国通濮兰德。每次所问之话,大略相同。

总是说“你们只是读书与批评,没有军火么?如其没有,官府要捕你们,我们保护你们。”我们回说没有军火,即点头而别。
   这中国通濮兰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就是租界工部局总办(秘书长),他兼任伦敦《泰晤士报》驻沪通讯员。
    吴稚晖蔡孑民等坚称自己是给学生上课,写写文章,练练演讲,给学生进行军体训练,是正常的。


   Bland问,你们就真的只是写写文章说要革命,而没有组织军队?
   吴稚晖等答复是:我们都是些穷文人,自己养活自己都困难,哪儿来的钱养军队?
   Bland又问:那你们有没有枪械?是否准备着杀清国的官吏?
   被传讯的都摇头:没有枪械。我们只会教书,不会杀人。
   并说:
   这样说来,怕是有人要陷害我们。
   Bland便说:那好,那你们就不是暴徒,租界可以保护你们。
  
   连续传讯六次,被传讯的众人,都一个个安全回到爱国学社。大家松下一口气,猜想大概以后不会有什么大事了。 这使得革命党人以为租界是安全岛,朝廷官员总是拿洋人没办法。于是大大放松警惕,胆子越来越大。
  
   特别是章太炎,自1900年上海的‘中国国会’案后,他已多次化险为夷。估量着,这事大概也就是如此而已。而对 章太炎(与吴稚晖同去)的传讯则是夏历闰五月中下旬,大致公历6月中旬了。离逮捕他们的日子很短了。章太炎更不料到真正的危险。


44. 二 自由的政治代价

   不知,中国何时开始使用‘社会’两字来表达现在的意思。但一定相信,应该是从中国的近代‘启蒙’时期开始。而中国的近代‘启蒙’,正就是20世纪的开头。
  
   有记载表明,爱国学社使用过‘社会’两字。不过这‘社’是指‘爱国学社’,而‘会’是指‘中国教育会’。讲‘社会合一’,是指爱国学社成立时,‘中国教育会会’和‘爱国学社’并成一体,在一个地点同吃同住,同用爱国学社名义对外联系。

而以后讲到‘社会分家’,则是‘爱国学社’和‘中国教育会会’各自独立。黄宗仰还代表‘中国教育会会’在报刊上发贺词,祝贺‘爱国学社’独立。
  
   其实,这时的‘社会’两字,已影约呈现当今‘社会’的含义,只是当初太具体而且太狭隘而已。
  
  
   用现在的社会含义来议论一下‘爱国学社’。‘爱国学社’是个小社会,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小社会。
  她的诞生缘于一个墨水瓶。缘于那个墨水瓶让一个学生莫名其妙地受处分,被退学。一个处于极端弱势的学生的人格遭到侮辱,命运遭遇不公。这在几千年中国文明史中,这本是一桩微不足道的小事。
  
   正当启蒙中华新文明第一缕曙光即将出现之际,一群年轻人捕捉了这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们愿意牺牲可能的一切,为之抗争,为之奋斗。
   全校学生集体退学。引爆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大学潮,这就是‘墨水瓶事件’。
  
   可想,当初考进这学校多不容易?全国每年的公派出国的留学生多数出自这里,朝廷的海关银行海运电报及各洋务机构的职员多数出自这里。集体退学,就全部放弃了各人所有这些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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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当时南洋公学学习﹑住宿﹑饭食是免费的这点来说,穷困家庭的学生,一退学,食宿马上就成问题了。这值得吗?
   对个人来说,这是很大的代价。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付出这种代价,这值吗?
  
   从这往前朔,中国3000多年的历史,平民这从来是不曾有过人格的尊严这种东西.也不曾有过什自由。其实何止是平民,就连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又何曾看重自己的‘人格尊严’和自由的?宰相不就都是靠膝盖跪出来的吗?
  
   千百年来,牺牲人格尊严和自由去换取‘功名地位’,被认为是正道。向高于自己的人出卖人格和自由,换得自己对其他更多人的控制和支配,剥夺更多人的人格和自由是千百年的行为规范。
  
   ‘小不忍则乱大谋’,‘忍’,就是甘受屈辱,以牺牲人格与自由为代价。‘大谋’就是超越别人,达到自己也拥有权力去剥夺更多人的尊严与自由。剥夺别人的尊严与自由,那是一种享受,一种娱乐。更是特权。
   最典型的莫过于李莲英和魏忠贤。他们甚至是以牺牲男人的起码人格和自由去换取凌驾于万众头上的目的。
  
   所以,在传统习惯看来,爱国学社那帮人正是小不忍而乱大谋了,他们太不值了。  
   但这爱国学社成员却认为:
   值!
   为什么?
   因为只有能捍卫每一个弱者的自由权,捍卫每一个弱者最基本的人格权力,才能捍卫自己同样的自由权和人格。
   自由无价。
   人格无价。
  
   接着,怀着建立自己理想社会的强烈愿望,他们和中国教育会的老师们要建立‘共和学校’。这建立起来的学校,就是爱国学社。  
   由于学习,吃饭,住宿一切活动都在爱国学社内,爱国学社形成了一个小社会。
  
   这个小社会里,他们实现了平等的原则,即:每个成员有属于自己的一份最起码的权利。

每个成员尊重别人同等自由权的情况下,保证自己享有同等的权利。  
   他们保证了自己思想的自由。没有什么思想是被禁止的,没有什麽刊物是不许看的。

没有人再禁止他们看《新民丛刊》了。当然,此时的他们,大多数已不愿再看它了。
  
   他们保证了自己言论的自由,有人要排满革命,也有人内心同情满清光绪皇帝。

有人批判孔子的观念,也有人继续学习国学古董。

当然,爱国学社整体是坚持排满革命的,只是说,即使有人持相反立场,他也不至于被剥夺发言权。

他们不但在内部这样,他们更把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通过《苏报》和《童子世界》这样机构刊物传向大众,利用各种社会公共讲台向大众开放。让大众在张园讲台平等地辩论不同观点。
   他们在学社内实现了结社自由和出版的自由。

他们是自愿组合成‘学联’,建立自己的‘童子会’。他们自办刊物,自由地向《苏报》或《童子世界》写稿。
  
   奇怪的是,辛亥以后各时期政府宣称的‘公民自由’‘平等权利’,在清朝的爱国学社都做到了。  
   而爱国学社保证这些自由平等权利的手段,完全基于他们自己的那套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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