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墨水瓶的故事——20世纪初的愤青们-2..

2. 从戊戌走来
　　
　　一 杨崇伊
　　
　　 欲说20世纪初的革命党人事件，决不能忽略十九世纪最末几年的戊戌事件。应该说，戊戌维新的失败，才激起了20世纪初激烈的革命运动。
　　 戊戌运动出了一批慷慨激昂的斗士。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愤青，十九世纪末的愤青。1901年发生的反清民主革命事件出了另一类愤青。他们本质不一样，但是有关联的。特别后者有不少是直接经历戊戌事变的。

　　 本章扼要地提及戊戌事变，也提到若干从戊戌事变走来的人。这些人并非全部都可以戴上愤青帽子的。但许多人却是后来革命事件的骨干和中枢。另外，为避免与前人对戊戌运动的讲述雷同或重复。下面不以康梁和六君子为主线，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述另外一些人。

　　 我们这里出场的第一个人物是杨崇伊。
　　杨崇伊当然不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戊戌君子。更不是那时代的愤青。或许，还有人会说杨崇伊是贼,是小人。
　　 但我们这里暂时只讲过程而少评判是非，不先给任何人戴“贼”﹑“小人”或“君子”的帽子加以评论。如果坚持要说杨崇伊是贼，那不过只是个小贼而已。而袁世凯才是个比较大的贼。历史也总是这样地作怪：小贼的最终下场，往往比大贼惨。

　　 从事实来看，杨崇伊不是鼠头獐目之徒，更不是狗屁不通的庸俗之辈。
　　 他一表人才，风流倜儻，算是那个时代的才子。也是一时精明过人的干吏。
　　 他进士出身，入过翰林。1895年授御史。注意，这御史是凭真才实学考来的。虽说他这贵州道“待读”御史只是一个副司正处级的（知府级）。但作为言官，他可以直接上书弹劾任何朝廷大员。

　　 他文笔流利，书法上乘。当代书画市上，犹有杨崇伊的墨品在拍卖行交易。
　　 他有家族天生遗传下一副好外貌。凭才貌，他的幼弟成了李翰章的东床快婿。他的女儿当上李翰章的孙媳妇。李翰章是谁？李翰章是李鸿章的大哥，是湘军首领，当过封疆大臣湖广总督。
　　 杨崇伊儿子杨云史，17岁刚过，就被李经方招为女婿。还不因为天生一副小白脸和出色的文采？那李经方又是谁呢？李经方是大清外交大员。是李鸿章的儿子。

　　 光绪廿一年（1895年），杨崇伊刚出任贵州道待读御史。第一状就拿康梁的“强学会”开刀。“强学会”立即被取缔。参加“强学会”的那些人，比如大学士兼帝师翁同和﹑大学士文廷式﹑封疆大臣张之洞等等都只能干瞪眼。据说李鸿章也想参加强学会，并愿出2000大洋的报名费，被拒。原因是甲午败籍，李的名声不好。
　　 次年，就是光绪廿二年（1896年），他又上疏参文廷式。文廷式是光绪宠爱的瑾妃和珍妃的老师。

　　 这先后二状，都甚合老佛爷的心意。连发二炮，两炮俱中要害，朝野为之一震。
　　 杨崇伊名声上扬。他可以依托的势力圈，就不再只是限于裙带的李家。而扩大到恭亲王奕欣﹑庆亲王奕劻和立山﹑怀塔布等等强有力的满大员。不知何时起，杨崇伊与突然起飞的荣禄异常热络。
　　 说实在话，杨崇伊并不反对变法，不反对新思想。他觉得，只要对士途有利，他就会毫不犹豫出现在那一边。
　　 总理衙门章京张元济从事外交又从事洋务，懂英文还宣传新思想。张元济业余办 “通艺学堂”，教授教英文和数学，传播西方思想。杨崇伊就让儿子杨云史参加，是首批30名学员之一。杨崇伊也心里佩服，希望儿子学点新潮思想，将来有出路。

　　 杨崇伊家的对面，就是已故兵部尚书许庚身的官邸。许庚身任军机处大臣30余年，根基深厚。官邸现在由其女婿张元济居住。杨崇伊眼红张元济：好运气，刚中进士就官运﹑桃花运一起来。靠山硬，关系广。

张比自己晚十年考取功名，却升的飞快。从翰林院，一下就升了刑部主事，没多久，又是总理衙门章京，与自己的官位相当，位置却更令人眼红。还是恭亲王奕欣 ，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的身边人。甚至于还听说张元济可间接通皇上。

　　 张元济在总理衙门时，接手了一件额外的差使：光绪皇帝喜欢新学，爱看新书。衙门指定由张元济物色有关西方新思想的书籍资料。那时，国内非常少，弄新书不容易。有时，张元济只好把自己仅有的一些私人书籍，拿来充数。由于书上有张元济的图章，光绪就这样预知了这张元济的人和事。
　　 张元济是厚道人，对邻居的孩子杨云史十分关照。确实希望杨云史与其他30名学生一样成为品格高尚的新人才。

　　 送杨云史上新学堂，这点杨崇伊没错。
　　 后来李经方任驻英公使，在新加坡设立公使驻远东英属殖民地的代表处，把这份清闲差使安排给女婿杨云史小夫妻，在那里逍遥享乐。民国后，杨云史也是著名才子了。长期当了吴佩俘的秘书。
　　(待续)

3. 二 明定国是
　　
　　 变法终于发生了。
　　名义上，自光绪结婚后，慈禧就宣布归政退居圆明园了。但不甘寂寞，依然控制朝政，视光绪为傀儡。
　　 1894这年，光绪挂着皇帝的名义，却在不能自主决策的情况下经历甲午战败。他心痛至极，这皇帝当得窝囊，耻辱！
　　 愤于战败，欲思振作，于是决心变法改革政治。

　　 1898年6月11日，发布《明定国是》上谕，昭告天下，实行变法。《明定国是》的诏书是由老师翁同和草就的。
　　 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首先响应。以《国是既定，用人宜先》上奏折“密保维新救时之才”。向光绪推荐了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和梁启超五人。
　　 而同时，慈禧却发出指令：要贬退翁同和，撤换王文昭，指定荣禄为直隶总督。

　　 或许，光绪为了变法，想采用折衷妥协的办法：老佛爷的指示我照办，我的朝政也希望太后手下留情。
　　 但，这一妥协，光绪变法的第一回合，就受挫了。翁同和再窝囊不得力，不思变法，与光绪有过口角之争，但究竟翁同是权高位重的心腹，是可以用来同慈禧捣捣浆糊，挡挡政治寒潮。光绪少了翁同和，就倒了一堵挡风墙。
　　 罢了翁同和不说，光绪还同意把这直隶总督位子交给荣禄。到后来就知道这一步走错了，错得凄惨。

　　 但，光绪有胆量﹑有能力驳回慈禧的意图吗？
　　 没有。
　　 既然没有，那变法的事，本就是一桩走刀锋的冒险了。
　　 6月15日，光绪召见荣禄，康有为，张元济和另外两位外派任知府的官员。

　　 张元济对皇上能平和地同自己谈看法，鼓励自己不必有所戒惧，畅所欲言，十分感恩载德。光绪甚至与张元济讲到西方技术，讲到铁路。居然能讲到英国通过藏南铁路运兵进攻我大西南，而中国从云南通报个消息到北京就要个把月。开战消息还没报达北京，战败失地已成定局。

可见光绪不但对变法，还对新的技术有着迫切的心情。这点，令张元济十分感动。不过，张不是激进改革者。他主张从教育入手。通过学习西方新的东西，新的技术来强国。
　　 张元济或许赞同老友严复的观点：在当时中国民智力条件下，需要有一个思想启蒙过程，这个过程是缓慢的、漫长的，不能骤然去实行。而只能教育先行。

　　 严复的主张是：民主，科学。也就是要开启民智，营造风气。没有民众的觉悟，变法只不过是沙滩上的楼阁。
　　 而对处于焦急状态的光绪，更希望张元籍能提激进点的建议。
　　 张元济退出后，光绪见了荣禄。许他出任直隶总督。传说，光绪本拟让康有为任总理衙门行走，被荣禄劝阻。当然荣禄是表达了慈禧的意见。阻止康有为的任命的理由还有：康有为是1898年新科进士，与当代大学新毕业生一样，有见习期。皇帝只好作罢，授予康有为“专折奏事”的特权。除此没有别的地位。

　　 就在这天，光绪皇帝连发五道上谕，其中关系具体人事变动的是：翁同龢开缺回藉﹑王文韶调京﹑荣禄任直隶总督。第一回合，光绪就丢分了。
　　 面圣第二天，张元济同李鸿章讲起面圣的事，李问，是否知道翁同和被逐的事？神情凝重。的确，张元济不知道。他这种“司局级干部”，不可能在第一时间时看到上喻的抄本。

　　 其实翁同和与李鸿章在甲午后，几成冤家。李主动提这事，使张元济意识到朝廷局面会有重大变化。对此，李只是叹气。那时李已经靠边了。他那总理大臣，也只是虚的了。对于变法事，李鸿章既不甚赞成也不反对。这也影响了整个洋务派的立场。由于洋务派的“弃权”，变法实际上成为光绪孤家寡人的行为了。
　　 接着，京师大学堂成立。可以说，那是维新变法的唯一成果。但那只是形式上的成果（没成局面就破产，第二年就先因义和团后因八国联军而彻底消失了）。管学大臣孙家鼐欲请张元济出任京师大学堂总办。但张元济婉辞了。因为一股危机感正压在心头。另外就是京师大学堂所用非人，拼凑的班子鱼龙混杂。张元济不愿与他们共谋。但张元济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情，还是很强烈的。

　　 面圣第二天，也就是1889年6月16日，张元济就与梁启超一起上了“废八股”的折子。但“废八股”的事，戊戌年没机会实行。倒是复辟后几年，“后党”们实行了。主持的不是光绪，而是慈禧。这是后话。
　　 由于对康有为任命受到挫折，徐致靖等人再次推荐了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和刘光第等人。这就是以后称的“六君子”中的五位。谭嗣同等四人进了军机处，只是官职不得超过章京级。

　　康有为也不断上折，提出许多推行改革方略。张元济和其它人也陆续上了些变法的折子
　　 变法似乎在进行着。
　　 但这变法只是停留在奏折上的热闹。而没发生任何实际行动（除了大学堂那块招牌，花十几两银子让工匠加工外）。其它无非是想调整朝廷机构及官员职位的上下，却几乎没成功。
　　军机处老大员和六部尚书们则以缺乏“可操作性”为理由。敷衍着，对变法软磨硬泡。
　　 皇帝急了，于是龙颜大怒，贵族们受到了训斥。礼部六堂官被罢黜。

　　 被斥的劝贵们，演出了闹剧：怀塔布、立山等率内务府人员数十人先是遥跪西太后。哭诉冤枉。进而直接在西后前，诉皇上之无道。
　　这让杨崇伊看到了机会，感觉到自己该挺身而出了。
　　
　　 而这时，荣禄与庆亲王奕劻，怀塔布、立山等满员以及部分台谏官员。已开始抱成团，形成了后党。展开幕后活动。其唯一目的是：
　　 要慈禧太后出山“训政”，制止皇帝，扼杀变法。
　　 荣禄与杨崇伊更是往来亲密。杨崇伊，还有怀塔布和立山不时地北京与天津（荣禄）之间奔波，后党们忙碌着。
　　 他们谈点什么？显然，他们是不搞会谈纪要的。后人，只能后来事态的发展，进行猜测。
　　

本页U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