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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沧海事 下卷 17
第十七章  光复伊犁（二） 作者：罗马主义

雅尔塔对于中国人来说，似乎总是一个充满了屈辱的地方，1945年2月，在沙皇留下来的里瓦几亚宫里，罗斯福为了争取苏联尽快对日出兵，同意了斯大林的要价，让苏联继承了沙俄在东北的特权，同意让外蒙古建国，实际上变相承认了苏联对外蒙古的兼并。

里瓦几亚宫

当然，这一切都用不着和中国人商量，因为在这场战后利益分配的大游戏里，蒋介石是没有资格发言的，作为一个东亚病夫，他只能接受民主的美国，这个很多中国人眼里的老师和医生，开给他的一切药方。

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长王世杰和苏联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默默的吞下了雅尔塔会议的苦果。

尽管这一切的命运，都是早已经注定的，一切的谈判条件，都不能更改，但是王世杰还是拼尽全力，设法帮国民政府，找回了一点面子，他提出外蒙古至少应该举行一场公投，如果公投的结果确定，大多数蒙古人民确实要求独立，那么民国政府会尊重他们的意愿。
虽然这个要求，对于苏共控制下的蒙古来说，几乎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当时的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还是感到了深深的冒犯，你一个弱鸡凭什么向我提条件？

不过在美国人的劝说之下，苏联最后还是同意了这个小小的要求，1945年10月20日，在苏联的监督之下，外蒙古进行了全民公投，结果是97.8%的外蒙古人投赞成票，蒙古正式建国。
到了1952年，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美苏交恶，美国主导下的联合国，又出台了一个决议，谴责这个条约是不平等条约，是对中国国家主权的侵犯。
这个条约在签订的时候，没有中国人什么事，是罗斯福和斯大林在雅尔塔敲定的，这个条约在废除的时候，也没有中国人什么事，虽然控诉案是蒋介石政府提出的，但那也不过是美国人的安排，目的是在法理上，限制苏联占有旅顺军港，尽管这个决议，事实上等于一张废纸，但是美国人还是想恶心一下苏联。

所以基于这个“联合国的决定”，在1953年2月25日，已经退守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派它的“外交部长”叶公超宣布，该条约正式作废，不承认外蒙古独立，以及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权，让中华民国的地图，又从雄鸡变成了海棠叶。
但是就在1950年，又有一份《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了，它在外蒙和东北问题上，内容和1945年的那份，基本上大同小异，这不是哪个党的问题，这是国家实力决定的。
什么叫弱国无外交，这就是最好的诠释。
如果不是因为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表现出色，让斯大林刮目相看，苏联甚至都不可能放弃在东北的特权，这个世界毕竟只尊重强者。

1879年，赏戴双眼花翎头品顶戴太子少保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吏部左侍郎，享有全权大臣便宜行事资格的崇厚，也来到了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雅尔塔，住进了后来斯大林和罗斯福谈判的里瓦几亚宫，同俄国人商讨伊犁的前途。
崇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按照老牌帝国主义者们的描述，特别是在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眼里，他是一个充满了贵族气质的谦谦君子，他们都觉得他很可爱，俄国人对他的到来，也是充满了期待。

崇厚

可是在当时欧洲人眼里，粗俗不堪的美国人心目中，他们却觉得清朝政府莫名其妙，竟然派出了一个身着华丽服装的猪头，去和穷凶极恶的北极熊谈判，按照曾任美国公使头等参赞和翻译的卫三畏的说法，这是一个“资质异常愚钝”的家伙，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外交。

那么为什么不同的人，会得出这样截然不同的结论呢？到底谁的看法才是正确的呢？
如果我们看看崇厚这个人的履历，我们会发现这个人还真有一点不简单，这并不是因为他是红N代，开国功臣之后，而是因为他确确实实的，很做了一点事情。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崇厚参加了北京条约的谈判，先后参与和主持了同普鲁士，葡萄牙，丹麦，比利时，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奥地利等国的双边谈判和签约工作，见过的各路洋鬼子，多的吓人。
不仅仅如此，他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洋务派，他是满人中，第一个大规模组织洋枪队的人，而且中国北方的第一个现代化工业，天津机械制造局，就是他创办的。

而且他也不是第一次出国了，在清政府的满族重臣里，他可是见过世面的，1871年他为了天津教案的事情，出使法国，在马赛上岸，可是恰逢普法战争，法国人没空理他。
等了三个月以后，崇厚还是找不到人对接，于是他就心生一计，先去英国，再去美国，找这两个国家的法国公使谈，然后请这两个国家的政府，给法国施加压力。
不知道是因为崇厚的计策得手了，还是因为普法战争结束了，巴黎公社也被镇压了，于是法国政府终于想起了这件事，再三的派人请崇厚去巴黎，崇厚总算找到了谈判对象。
不过严格的来说，这并不是什么谈判，因为李鸿章已经和法国特使签约了，这只是履行条约中的一个要求，向法国皇帝道歉。

不过拿破仑三世既然已经下台了，所以崇厚的谈判对象，或者说是道歉对象，就变成了新任法国总统梯也尔，随后双方在法国的爱丽舍宫，走完了这个过程。
值得肯定的是，这次交涉大清保全了面子，双方在爱丽舍宫里互相宣读了国书，读完了以后，崇厚向新任法国总统梯也尔鞠了一个躬，对方也回鞠了一个躬，出门前崇厚又向对方鞠了一个躬，对方又回鞠了一个躬。
这事被清政府知道以后，立刻觉得崇厚真有本事，为啥？因为不丢人嘛！至少在当时的人看来，请罪就应该袒露上身，绑几根荆条，以示诚意，最起码也得给对方磕几个头吧？！

可是崇厚居然只是给对方鞠了两个躬，而且对方还回鞠了两个躬，一点儿都不掉架子，而且间接的证明，中国皇帝是要比法国皇帝高那么一点点的，当时大部分的中国人，是搞不清楚总统和皇帝的区别的，所以法国人的国书里，梯也尔的自称，也被翻译成了朕。
由于崇厚是要向中国的皇帝三跪九拜的，而且中国的皇帝也不必向他鞠躬，所以单凭这一点上来说，中国的皇帝显然更有尊严，于是大家的精神上，都得到了无比的满足，从此更高看崇厚一眼。
当然，现在的人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可是当时的人，真不明白这其中的原因，所以这一次，按照历史学大家范文澜先生的说法，为了压一压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人的风头，朝廷赶紧把“能人”崇厚请了出来，就是要长长满人的志气。

事实上，朝廷对这件事抓得非常的紧，生怕被左宗棠又抢了先机。因为就在不久之前，左宗棠致函俄罗斯驻突厥斯坦新任总督科尔帕科夫斯基，要求他交出白彦虎，同时派人和他交接伊犁。
科尔帕科夫斯基接到来信以后，本来想亲自出面处理这件事，可是周围的人马上就拦住他了，劝他千万使不得，因为他们和左宗棠打过太多次交道了，都知道那家伙是一个油盐不进的老江湖，比狐狸还狡猾，和他谈判多半要吃亏。
科尔帕科夫斯基听了左宗棠的种种事迹之后，也是心生惧意，觉得还是不见面的好，于是就写信给俄罗斯驻北京的公使布策，让他同北京的总理衙门谈这件事情，随便和谁谈都好，就是别和左宗棠谈，所以才有了崇厚出访这件事情。

那么崇厚和左宗棠，两个人既然都是洋务派，他们在外国人的眼里，为什么分量似乎完全不同呢？
因为崇厚属于那种被洋人的新奇玩意吓傻了，从此以后，在洋人面前只敢跪着，再也站不起来的人，所以洋人自然很喜欢他，而且他也会抱着这样的心态，去和俄国人谈判。
而至于左宗棠，他只是觉得，洋人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是这并不表示，洋人在其他方面，就比我们高了多少，和洋人打交道，还是要以我为主，该争就争，该防就防，千万要小心谨慎，对于这么现实的人，俄国人当然也就不愿意，和他这样的人打交道。

所以俄国人对于崇厚的到访，自然充满了希望，而崇厚得到了这个差事以后，也是喜出望外，众多的满洲大臣都来为他践行，酒席连着摆了好多天，府邸里简直是门庭若市，最后连慈禧都有点不耐烦了，下旨催他马上上路，他这才动身去了上海。
为什么崇厚这么高兴呢？因为俄国人这个时候，已经衰到了极点。
前面我们讲到了，1877年俄土之间爆发了全面战争，俄国人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在1878年年初，打到了伊斯坦布尔城下，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英国的舰队也出现在了博斯普鲁斯海峡，英国政府对俄罗斯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第二次克里米亚战争，眼看一触即发。

打还是不打？一个烫手的山芋摆在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面前，虽然再向前一步，历代沙皇梦寐以求的南方出海口，就要囊入怀中，黑海将变成俄罗斯的内海，他也将成为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和彼得大帝一世齐名。
可是另一方面，此时的俄军早已经成了强弩之末，在一年多的战争里，俄军不仅仅伤亡惨重，而且开支巨大，国库早已空空如也，经济更是频临崩溃，社会动荡不安，俄国已经没有能力再和英国人打一仗了。
犹豫再三之后，亚历山大二世决定退让，可是没想到这一退之后，就再也刹不住车了，之前得到的所有果实，全部都在谈判桌上丢了一个精光，让沙俄政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之中，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刚开始的时候，俄国人借助兵临城下的优势，强迫土耳其政府签订了城下之盟，《圣斯特法诺条约》。根据这个条约规定，以前土耳其在欧洲的领土，就是今天的前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等，全部独立，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失去的土地，也被再次收回，总之就是大获全胜，把黑海周边几乎都纳入了俄国的势力范围，只差一个伊斯坦布尔，俄国就可以踏入地中海了。
英国第一个就炸毛了，原因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很多回了，而奥匈帝国，就是电影《茜茜公主》里的那个国家，这时也不干了，因为这一块地方他们早也觊觎良久，而且还会影响到奥匈帝国的稳定，原因我们下面会说。
所以英奥立刻在这个问题上结盟，以武力威胁，要俄国人把吃进去的全都吐出来，这下俄国可就麻烦了，这两个国家联手它绝对打不过。

就在这个时候，新成立的德国又跑出来插了一脚，铁血宰相俾斯麦声称，他要做一个“诚实的中间人”，替俄罗斯解决这一切问题。
在这三大强国的威胁之下，沙俄只能认栽，被迫签订了《柏林条约》。于是被它占领的这块土地，又被重新瓜分，一部分还给了土耳其，一部分划给了奥匈帝国，就连英国都分到了一个塞浦路斯，俄国损兵折将，耗空了国库，最后却所得无几，替他人做了嫁衣裳。
当这个消息传回俄国的时候，整个国家群情激奋，对沙俄政府的不满达到了极点，而崇厚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出使俄国的，甚至在他的船还没有到达圣彼得堡的时候，英国人趁热打铁，摆出一副痛打落水狗的架势，派英国驻印度专员威胁俄国新任驻突厥斯坦总督科尔科帕科夫斯基，要俄国尊重大清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你看，就连原来一心想要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英国，这时候态度也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所以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永远都只有利益，并没有什么正义。
因此崇厚为什么这么有把握，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了，事实上当他到达圣彼得堡以后没有多久，俄国代理外交部长格尔斯，就直接了当的答应，要把伊犁还给中国，唯一要谈一谈的，就是一个补偿问题。
崇厚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大喜过望，没想到事情竟如此顺利，他立刻致电给上海的税务总司，让他们把这一情况告知清廷，顺便捎带了一个花边消息，俄国沙皇因为圣彼得堡局势不稳，不敢在京城久住，都跑到克里米亚去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我们要从亚历山大二世这个人谈起，他被称作是俄国的林肯，他对俄国的最大的贡献就是，废除了农奴制，搞改革开放，可以说是俄国历史上，最具有进步思想的沙皇，差一点就让俄国摆脱了专制，进入了现代政治，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变成社会的公敌呢？
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国家很奇葩，一个是俄国，一个是中国，这两个国家的知识界精英，都特别的崇拜民主，可是这两个国家转来转去，却始终摆脱不了集权政治，无论历史给了他们多少次机会，他们却总能把这一切搞砸。

俄国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在俄国的历史上，有两种改革者，一种是一旦确定方向，就不再和大家讨论，拿着刺刀，逼着大家变革，不听就要你的命的，像彼得大帝一世和斯大林就是这种人，通常他们都会获得很大的成功。
另一种就是像亚历山大二世，戈尔巴乔夫等人，愿望非常的好，手法也是非常的开明，可是搞来搞去，却总把自己逼到了墙角，要不就是死于非命，要不就是身败名裂，然后总会有一个强权者出现，把这个国家搞得更加专制。

亚历山大二世

亚历山大二世继位的时候，正是俄国刚刚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惨败，亚历山大二世为了扭转俄国的颓势，搞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废除了农奴制，开放了言论自由，提高了妇女的地位，大力发展工商业，改革兵役制度，普及了大学教育。
在他的任期内，俄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在他上台之前，俄国只有九百公里长的铁路，几千家工厂，而就在崇厚到达圣彼得堡的这一年，俄国的铁路长度已经突破了二万公里，工厂总数超过了十万家。
不仅仅如此，在对外关系上，他从中国占领了15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然后吞并了中亚三国，又趁普法战争之际，恢复了俄国在黑海的舰队，这样一个皇帝，无论放到了哪里来说，简直都伟大到了极点，那么俄国的知识界会对他感恩戴德吗？

恰恰相反，对于这个鼓励办报，大兴教育，开放了言论自由的开明君主，俄国的知识界只是在刚开始的时候，给了他稀稀拉拉的几声掌声，然后就开始反对他了，因为他们忍受不了改良，他们要把这个社会从根本上变革。
这是一个很诡异的现象，不仅仅亚历山大二世遇到了，后来的戈尔巴乔夫也遇到了，本来他们都希望循序渐进的进行社会变革，可是一旦他们开放了言论自由，社会上立刻就充满了，各种奇奇怪怪的激进思想。
亚历山大二世万万没有想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沙皇制度变成了知识界攻击的焦点，大量受到蛊惑的年轻人，开始成立各种各样的暴力团体，都以刺杀他，消灭沙皇制度为最终目的，就像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以后，推翻苏共变成了社会的共识。

对于这些想要他命的暴力团体，他自然也不会放过，可是这又变成了他新的罪状，证明他从骨子里就是反动的，所以他才镇压革命，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逻辑，不过这并不重要，更多的俄国年轻人又被煽动起来，成立更多的暴力团体。
走到了这一步，实在是出乎了亚历山大二世的意料，本来他就得罪了贵族地主阶级，没想到代表进步的知识精英们也和他为敌，辛辛苦苦的做了这么多实事，不仅仅没有人赞美他带来的社会进步，反而所有的人都想置他于死地。
面对这种情况，亚历山大二世并不想往回走，他没有限制言论自由，但是他也不想束手待毙，为了争夺话语权，他开始扶持泛斯拉夫主义的兴起，希望通过挑起复兴整个斯拉夫民族的梦想，把国人团结在一起，对抗社会上的各种激进思想。

不过民族主义这种东西，也是一头怪兽，并不是那么好驾驭的，由于当时的奥匈帝国境内，比如捷克和斯洛伐克里，就有很多斯拉夫人，所以这让奥匈帝国也对俄国充满了敌意，为什么他们后来会出手支持土耳其，就是害怕斯拉夫民族自决这股风，会造成奥匈帝国的分裂。
更要命的是，当沙皇变成了斯拉夫民族的保卫者时，在土耳其统治下的，巴尔干的斯拉夫民族开始闹独立的时候，他就不能再袖手旁观了，于是在一个不恰当的时机，他也被不情愿地卷入了这场战争。

而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实际上是失败的，这就导致了他威信扫地，让激进思想更加占了上风，让他的统治摇摇欲坠，所以在他的继承者眼里，他搞的思想解放这些东西，纯粹是愚蠢透顶，因此等到后者上台的时候，他决定要把一切都拉回“正轨”，用更加的专制来回应这一切。
无独有偶，在一百多年以后，戈尔巴乔夫又重复了一次亚历山大二世的失败，苏联被解体了，然后叶利钦上台了，这一次俄国人终于有机会，来一场俄国知识界梦寐以求的彻底革命。
不过叶利钦的休克疗法，最后却酿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断送了俄国走入民主政治的又一次希望，当大部分的俄国人，在这场伟大的社会实验中，被搞的一穷二白，过的比苏联时代还要惨的时候，强人普京上台了，又像沙皇一样，一切都自己说了算，被折腾累了的老百姓，只要能过上安稳的日子，也就不在乎他到底是不是专制了。

为什么俄国总是走不出这个轮回？以往我们总是习惯于批评俄国的当权者，那么俄国的知识界有没有责任呢？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俄国的知识界有一个特点，就是在专制君主当政的时候，他们只知道唯唯诺诺，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可是一旦等到开明君主上台，社会管制放松以后，他们就开始拼命地刷存在感，鼓吹一些遥不可及的目标，总是对现实各种的不满，替改革者添乱。
要知道无论任何国家，要想进行一场社会变革，本来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必然会面临社会上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要想取得任何一点点的进步，都需要当权者付出巨大的努力。

在这种情况下，引导社会舆论支持改革者，是知识界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俄国的知识界往往在这个时候，并不是替改革者摇旗呐喊，为他们唱赞歌，反而是扮演一个刨粪者的角色，拼命的找改革者的难堪。
俄国的知识界最大的特点就是，一旦给了他们说话的机会，他们就总是嘲讽改革者的动作慢，总是用很高的标准来要求改革者，而且最喜欢拿着放大镜挑改革者的毛病。
这就让俄国的改革者们，总是像风箱里的老鼠一样，两头受气，两面不讨好，保守势力自然拼命的抹黑他们，知识界也竭尽全力的挖苦他们，改革搞得越深入，社会舆论就越对他们不利，他们就越四面楚歌，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些改革者总会身败名裂。

后来的当权者，自然会吸收前任的教训，不再去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傻事，因为任何一个稍微有点理智的当权者，都知道在像俄国这样的社会里，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知识精英们提出的，那些遥不可及的目标，所以他们无法获得知识界的支持。
因此他们只能调转方向，主动向保守势力靠拢，通过压制言论自由，强化社会控制，来确保他们的政治安全，避免重蹈改革者的覆辙。
所以在俄国，真正能让社会进步的，通常都是那些极端残暴的独裁者，比如彼得大帝一世，斯大林这样的人，而那些想通过开明政治引领社会向前的当权者，即使一时能成功，最后通常也会死得很难看，原因和俄国社会的不成熟，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不仅仅俄国如此，其实中国也差不多，全都是激情过剩，理性不足。
所以当崇厚到达圣彼得堡的时候，他都发现了俄国的这种乱象，当然，他搞不清楚原因是什么，但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确实对这个内外交困的局面心烦意乱，所以决定去雅尔塔的里瓦几亚宫散散心。
那么崇厚所面对的这个局面，是不是形势真的一片大好呢？
恰恰相反，面对外交上的连续失利，俄国人急需扳回一局，在伊犁问题上，他们不能再失分了，不然将在政治上更加被动。
因此他们必须在这场谈判中，获得一场外交上的绝对胜利，为了达到这一点，他们不能让清朝政府轻松地在新疆站住脚，必须让清军疲于奔命，甚至产生重大失败，这样他们就有借口不归还伊犁，至少也能在谈判桌上，获得尽可能多的东西。

当然，俄国人不能直接出面，对新疆发起进攻，但是他们手中有两个王牌，那就是白彦虎和阿古柏的残军，所以俄国人当初主动收留了他们，就是为了现在派上用场。
1878年，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的刘锦棠突然发现，这场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重新被武装起来的白彦虎和安集延人，开始在长达一千多公里的边境线上，不断地渗入袭扰新疆，告急的文书，从四面八方传到了喀什城里。

这一仗比之前的仗还要难打，因为刘锦棠手下只有1万多人，根本就没有办法在如此漫长的边境线上，到处设防，而且你即不知道敌人会从哪里进来，也不知道来的会是几百人？还是几千人？
更要命的是，你必须打歼灭战，而不能打击溃战，不然他们跑回了俄国，过几天不知道又会从哪里冒出来，如果这样耗下去，清朝政府根本就坚持不住，这样俄国人的目的就达到了，那么刘锦棠又该如何应对这一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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