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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时代-下部-4：第15章 经济调整和农村改革-3

1980年11月为1981年定出了很低的增长目标：3.7%，基建资金从550亿元削减到300亿元。有些人反对说，这种限制会浪费宝贵的时间，陈云反驳道：   “鸦片战争以来耽误了多少时间？再‘耽误’三年时间有什么了不得？”
他说，1949年以后延误中国进步的最大原因是盲目冒进的左倾错误。[15-26]当时陈云对制定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年–1985年）草案掌握着牢固的控制权，对预算和赤字进行了严格控制。[15-27]
到1980年结束时，陈云和平衡派已牢牢把握着中国的经济政策。这一年的年底陈云发表了支持严格执行经济调整的重要讲话。12月15日，排挤华国锋的九次政治局会议接近尾声时，邓小平说：   “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
他又说，陈云的调整政策得不到切实的贯彻，是因为   “全党认识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为了克服这个问题，必须“去掉不切实际的设想，去掉主观主义的高指标”。[15-28]简言之，华国锋要对不切实际的计划负责，而邓小平和陈云团结一致，邓小平支持陈云更深入地贯彻调整政策的努力。
紧缩带来了另外一些问题：邓小平必须向外国人做出解释，中国为何撕毁引进工厂和设备的合同。北京有权对付失望的地方干部，但撕毁与外国公司签订的合同将会影响到外交关系，让外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质疑中国政府的信誉。
这个问题给中日关系带来的麻烦尤其严重，因为全部合同中有近一半是跟日本公司签订的；日本商业界在与中国交涉时保持着克制，但撤销已签订的协议还是让他们感到恼火。早在1979年3月第一次减少开支时，与日本签订的大约27亿美元的合同就被冻结。
  [15-29]尤其是宝山钢铁厂项目的推迟，对很多相关的日本公司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1980年10月底，就在中国正式宣布推迟合同之前，和日本保持密切关系的姚依林被派往东京，以使日方对暂停合同的宣布有所准备。但是安抚日本高层领导人，将事情摆平，却是邓小平的任务。
 

邓小平难免要失去他在1978年10月访日之行中赢得的善意。与日本人在类似情况下的表现不同，邓没有谦恭地道歉，而是直截了当地承认中国缺少经验，犯了错误，现在遇到了困难局面，无力为原来要购买的全部货物付款，也没有作好使用那些可能购买的工厂设备的适当准备。但是邓小平向日本人保证，中国愿意对蒙受损失的日本企业给予补偿；
  从长远看，中国有了进一步发展，做出更好的准备后，愿意再恢复购买。
1980年9月4日邓小平向日本外相伊东正义作了解释。[15-30]这次访问之后，政府于1981年1月13日公函通知宝钢取消计划中的二期建设。此后第一个会见邓小平的日本要员是前外长大来佐武郎，这位中国的   “老朋友”应谷牧之邀于2月份来到北京。
  他见到邓小平时，邓小平承认中方过去对石油产量过于乐观。大来佐武郎表现得彬彬有礼、恭敬有加，但转达了日本政府要求得到充分解释的声明，以及日本企业界的强硬态度——取消合同将严重影响中国在国际商业界的信誉。[15-31]大来佐武郎回国后解释说，那些本来有可能及时提供专业知识的中国官员之所以没能发挥作用，主要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缘故。
  [15-32]与大来佐武郎会见之后，邓小平又会见了一些人。3月18日他会见了土光敏夫。德高望重、生活朴素的土光敏夫已届85岁高龄，是日本最大的商业协会经团联的终身会长。
  [15-33]4月14日邓又会见了古井喜实率领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并谈及推动太平洋共同体的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15-34]邓对这些人说了大体相同的话：中方缺少经验，犯了错误，但打算日后恢复合同。

很多日本企业只好咽下苦果，以便不至于损害未来和中国的业务关系。此外，日本政府也增加了新的贷款，帮助已在执行的项目得以继续。大来佐武郎担任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的领导人后，为这种支持提供了一个具创新意义的核心范例。

一些有头脑的中国官员相信，陈云对急躁的邓小平提供了必要的平衡。他们承认，中国刚开始现代化探索时先冒进后紧缩，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但是他们认为，陈云的调整政策十分必要，如果邓小平当初能够更多地听取陈云的意见，1980年代后期的一些问题也许可以避免。
虽然调整政策随着1982年9月的中共十二大而结束，但是作为调整政策一部分的一项重要计划仍在继续，即计划生育。陈云长久以来一直认为，以资源条件而论，中国的人口太多了。1978年12月的一份中央文件承认，人均粮食消费甚至略低于1957年，农村的人均年收入不到60元（按当时汇率为39美元左右）。
  当时的外汇中有大约12%要用于购买粮食。   [15-38]毛泽东在世时，尽管采取了一些教育手段，提供避孕工具，但计划生育进展不大。1980年12月20日，作为调整政策的一部分，李先念向姚依林为首的国家计委提交了一份实行计划生育的重要文件。
  随后便于1981年1月4日出台了第1号文件，要求干部   “运用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鼓励一对夫妻只生一胎”。[15-39]一胎化政策在城市地区无条件执行，但是由于政府没有钱为农村提供养老福利，因此允许第一胎为女孩的农村家庭生第二胎，以便父母上了年纪后能有一个儿子照顾。

世界上没有哪个社会实行过如此严厉的节育政策。吊诡的是，毛泽东在城乡建立的强大基层制度，变成了实行计划生育新政策的武器，而计划生育是受到毛泽东强烈反对的。一胎化政策在城市地区实行后，大多数城市家庭都选择了只要一胎，有两个以上孩子的农村家庭也不多。
邓小平在1979年3月23日宣布，他坚决支持计划生育政策，而李先念等人已在落实这项政策。在向民众解释这项政策时，邓小平像通常一样先讲大局。他说，为了减少粮食进口，增加国外技术的引进，在本世纪末使人均收入大幅提高，这项政策是必要的。
  [15-40]在此后的几次讲话中，邓小平也一再讲到同样的观点。[15-41]就像对待其他有争议的问题一样，邓小平为避免陷入困境而表现得很谨慎，他没有提出具体措施，而是借助于著名科学家和统计学家的工作和权威的科学分析，对计划生育的必要性做出说明。调整时期实行的这项政策不但在邓小平时代一直继续，而且在他退休后的十几年里仍在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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