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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1-25 , 7225 , 896 , 0

邓小平时代-下部-7：第18章 为军事现代化作准备-4

减少苏联的威胁

毛泽东曾说过，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邓小平有时也重复毛的这个说法。但在解放军从越南撤兵后，他有理由变得更加乐观：中苏开战的危险本来就不大，在他的努力下又进一步降低了。早在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会上讲话时就说过，由于苏联仍在忙于扩大它的战略部署，美国则处于守势，因此   “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
  [18-41]进攻越南时有一点已经变得很清楚——中国决心捍卫它在东南亚的利益，这使苏联不敢在东南亚贸然与中国对抗。东欧的问题、漫长的中苏边境线、再加上邓小平攻打越南九个月后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这些事已经让苏联人疲于应付，而且由于中国已同美国实现邦交正常化，苏联领导人拿不准如果它进攻中国，美国是否真的会袖手旁观。
邓小平通过展示中国的决心，打消了苏联急于在越南建立军事基地的想法，他接着又开始进一步缓解与苏联的紧张关系，以便能够集中精力发展经济。[18-42]短暂的对越战争刚结束，邓小平就指示外交部长黄华   “就悬而未决的问题与苏联进行谈判，改善两国关系，签署相关文件”。[18-43]中国从越南撤军刚过两周，黄华外长就在北京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谢尔巴科夫（Yuri Scherbakov），提议就两国关系正常化举行新的一轮会谈。
  [18-44]从1979年4月到10月中旬，中苏两国为改善两国关系举行了五次副外长级的会谈。中方在这些会谈中表示，希望讨论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和两国的贸易与科学文化交流中存在的阻碍。[18-45]

1979年8月29日第一个中国代表团赴苏联之前，邓小平指示说，代表团要向苏联转达改善中苏关系的两个条件：一是苏联要从蒙古撤出军队，二是不帮助越南占领柬埔寨。邓小平还建议双方同意不在边境地区驻扎军队。他指示王幼平，中国代表团不能示弱，不要急于达成协议。他说，来个马拉松也没关系。[18-46]
从1979年9月25日到12月3日，中国代表团与莫斯科的对手举行了数轮会谈。对于中方一直立场坚定的两个条件，苏联并没松动，但两国20年来第一次举行的这些谈判是在友好气氛中进行，苏联给予了热诚的接待。双方一致同意，苏联将派代表团去北京做进一步的会谈。[18-47]
莫斯科会谈几周之后苏联入侵阿富汗，使苏联代表团出访北京被推迟，但也进一步降低了苏联进攻中国的可能。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不久，邓小平加上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第三个条件，苏联必须从阿富汗撤军。要等到将近十年以后苏联才打算同意这三个关系正常化的条件，但邓小平并不着急。
  他已经达到了他的短期目标：减少与这个他认为最危险的超级大国发生冲突的危险，使中国可以集中精力发展民用经济。[18-48]邓小平在1980年3月的一次重要讲话中说：   “冷静地判断国际形势，多争取一点时间不打仗还是可能的。”
[18-49]不久之后邓小平说得更具体，他说，中国有能力在未来十到二十年内避免战争的危险。[18-50]

邓小平为缓和中苏关系紧张所作的努力使苏联更容易以同样的姿态做出回应。1982年3月24日，布列兹尼夫在塔什干讲话中承认了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并表示愿意与其改善关系。邓小平对这种语气的变化很快做出了反应，他指示钱其琛外长对这一讲话做出积极的回应。
  邓小平断定，苏联要极力赶上美国的军力发展，又占领着阿富汗，它感到缓和中苏关系符合它的战略利益。[18-51]布列兹尼夫在不久后的11月10日去世时，邓小平指示黄华参加了他的葬礼，这是他要与苏联修好的又一个姿态。[18-52]
除了与苏联谈判之外，邓小平还试图把美国拉进来以降低苏联和越南扩张的危险。他知道美国当时没有兴趣卷入亚洲的地面战争。为了不使苏联称霸越南附近的海域，如果能让一家美国石油公司在那里钻探石油，岂不是一着妙棋？
  1979年1月之后，作为经济调整政策的一部分，中国减少了与国际石油公司合作的计划。1979年3月19日，中国一个石油代表团访美期间仅签订了一份合同，而合作方就是美国的阿科公司。它是唯一一家提议在海南和越南之间钻探石油的美国公司。
  中国授予阿科公司在南中国海的一个区域专享的勘探权，那里距越南的飞机航程只有不到30分钟。既然有一家美国大公司在近海搞石油项目，邓小平有理由预期苏联对越南港口的使用会更加慎重。中方在中国军队撤出越南三天后签订了这份合同。
 

邓小平还要确保中美安全合作引起了苏联的注意。当装载着监视苏联核武器动向的美国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的停机坪时，中方让飞机停靠在苏联航空公司的飞机旁边，有意使苏联明白那是什么设备；当这些设备运往靠近苏联边境的新疆时，中方故意不加隐瞒，意在让苏联不敢对中国贸然发起可能把美国牵扯进来的攻击。

国防部长布朗对邓小平解释说，苏联过去一年的一些行动在美国民众眼中是负面的，美国目前正加大国防投入，加强太平洋舰队，在中东增加兵力部署。邓小平在1978年5月就曾对布热津斯基提出意见，认为美国未对苏联的举动做出足够的回应；他在1980年1月又向布朗表示，他赞成美国现在更积极地应对苏联的威胁。
  但是邓小平说：   “如果这事做得更早一点，那就更好了。⋯⋯我个人的判断是，长期以来西方没有对苏联的行动做出有效的反应。”
他说，他不反对与苏联签订条约，但是这对限制苏联没有多大价值：   “对付苏联只有一种方式”，这需要的就是展示武力。邓小平在会见中还提到另一些问题。他很高兴美国现在开始向巴基斯坦提供援助，这是他早就主张过的。
  他认为各国应当向阿富汗提供帮助，使其成为苏联的泥潭，就像他在边境牵制住越南人一样。他婉转地提醒布朗中国在购买战斗机方面的兴趣，说：“我不会再提购买F-15或F-16战机的事”，但他补充说，“技术转移的范围太窄了”。[18-55]
副总理兼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飙被选定回访华盛顿。耿飙在江西苏区、长征、抗战和内战期间一直在军队工作。1950年至1965年他担任过大使（在斯堪的纳维亚、巴基斯坦和缅甸），任职时间长于其他任何中国外交官。
  1980年5月耿飙在华盛顿与卡特总统以及万斯国务卿的继任者埃德蒙・马斯基（Edmun Muskie）会面，但他的主要东道主是国防部长布朗。他和布朗国防部长探讨了假如苏联从中东向印度洋和东南亚方向扩张，美中两国对苏联威胁做出有效反应的具体方式。耿飙的言论反映着邓小平的观点，他说，中国在边境一带成功牵制了60万越南军队，这既削弱了越南控制柬埔寨的能力，也阻止了越南控制马六甲海峡。
 

耿飙访美之行完成时，两国间的技术交流开始起步，在战略问题上也有了更广泛的合作基础。这些会谈也使中国后来有了向美国派出中国军事院校代表团和军事后勤专家的安排。美国陆海军高层官员也回访了中国。[18-56]中美两国的军队交流在1980年代迅速增多，包括中美国防部长的互访，美国向中国的技术转移和武器出售，以及学术专家和考察代表团的互访。虽然这些互动无法跟美国与日本和韩国军事交流的层次相比，但双方确实形成了良好的工作关系。这些交流因1989年的天安门悲剧戛然而止，直到20年后也未能完全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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