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小平时代-下部-3:第14章 广东和福建的试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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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1-25 , 7191 , 896 , 0

邓小平时代-下部-3:第14章 广东和福建的试验-6


  “二进宫”

1981年底,北京官员对广东和福建经济犯罪的愤怒已经达到顶点。为了平息陈云对广东走私和牟取暴利状况的不满,邓小平在1981年12月采取了守势。他给胡耀邦做出书面指示说,北京要派一个小组去广东查清情况,并警醒全体党员注意有关问题。
  1982年1月5日,陈云提出了一份严厉打击走私活动的报告,由其领导的中纪委下发;作为回应,邓小平在报告上批了   “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八个字。[14-40]
邓小平的试验遇到了压力。他决定冬天——1982年1月20日至2月9日——去广东度假。[14-41]他说自己是去广东休息的,既不想听报告,也不想谈工作。
  其实他还是用了一个半小时仔细听取了任仲夷对广东、尤其是深圳和珠海的真实情况的汇报。邓小平对任仲夷说,他认为中央在这些地方实行开放政策是正确的,   “如果你们广东也认为正确,就把它落实好”。[14-42]尽管邓小平的广东之行及其与任仲夷的见面,表明他十分在意改革试验,但他没有用公开支持任仲夷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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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去广东时,在北京的陈云于1月25日把姚依林和另一些计划干部叫去,提醒他们大跃进时期贪大求快造成的后果。他说,各省都想搞经济特区,如果允许这样做,外国资本家和投机分子又会冒出来。[14-44]邓力群也进一步加大了批评经济特区的火力,他说,特区有可能变得像解放前帝国主义者控制下的通商口岸城市的租界。
  当任仲夷和刘田夫奉召进京参加2月13日至15日由陈云主持的中纪委会议时,形势到了紧要关头。地方官员把奉召进京称为   “进宫”(指帝制时代地方官员进京接受训斥)。[14-45]会议要求两人对何以未能阻止走私和腐败做出解释,并且警告他们改进工作。
  任仲夷按要求作了自我检讨。   他还从广东带了68个人来京,意在表明广东干部在推动改革、严肃对待走私问题上是团结一致的。有这么多广东干部在场,使陈云的批评任务变得复杂,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对任仲夷表示同情了。
  会上,另一些北京干部也加入了批评的行列,甚至上纲上线,说广东正在出现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正在从中渔利。[14-46]胡乔木说,这种形势关系到更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这让广东的官员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离京之前,任仲夷私下请教了他在北京的重要支持者胡耀邦,问胡他回广东后该如何向广东的部下和工商业界传达北京的意见,他担心一旦把北京的严厉批评、尤其是阶级斗争的说法传达下去,很可能会窒息广东的经济活力。胡耀邦告诉他,传达什么不传达什么由他自己决定。任仲夷回到广东后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北京对走私问题的担忧,但是他没有将北京的愤怒和盘托出,也没有提阶级斗争。
  他说他们确实犯了一些错误,要加以改正,要终止不法活动。但他又说:   “不要搞运动,也不要指责哪个人。要坚决反对个人牟利,但也要坚定地支持改革开放。
  我作为省委第一书记要承担责任,我的下级就不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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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仲夷的部下十分感激,因为他们知道,假如不是任仲夷愿意承担责任,保护大家,广东的试验很可能出现大的倒退。[14-47]


北京会议之后,陈云对胡耀邦说,他对广东的反应很不满意。于是胡耀邦给任仲夷打电话说,他们没有过关,还要再回来接受新一轮的批评。任仲夷问是否可以把刘田夫省长带上,胡耀邦说可以。
  中央书记处的办公会从2月23日开到25日,讨论任仲夷在控制走私、腐败和贿赂上的失误。任仲夷和刘田夫省长抵京后,在开会之前即与胡耀邦和赵紫阳做了一次长谈。支持广东改革的胡和赵向任仲夷解释了对他们的批评。
  胡耀邦让任仲夷写一份新的检讨,任仲夷答应了。刘田夫对这份检查进行了修改,加大了自我批评的力度,任也接受了。
在   “二进宫”的正式会议上,到会的党政干部比第一次还要多,批评也更加严厉。中纪委的一名干部说,广东发生了咄咄怪事,广东的干部却见怪不怪。另一名干部说,广东的领导是在“放羊”。还有一名批评者说,反腐败斗争就是阶级斗争。任仲夷作了深入检讨,但他和刘田夫也解释了广东为解决这些问题所做的努力。当两人请求不要取消给广东的特殊政策时,赵紫阳和胡耀邦保证说,政策不会变,但广东必须更严厉地打击走私和腐败。
  [14-48]   “二进宫”并没有使事情了结。北京的两次会议后,从4月到9月,谷牧用大部分时间在广东搞调查。[14-49]中央纪委也派出一队人马,由一名老干部、中纪委副书记章蕴带队,在广东进一步调查了两个月之久。两个月后章蕴得出结论说,任仲夷等人确实为解决问题作了很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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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一直在阅读各种会议报告,但也一直避免公开表示支持广东和福建。不过,当他看过章蕴的报告,看到报告做出了实际上有利于广东的结论后,立刻把报告送交政治局。政治局于1982年12月31日发出的第50号文件肯定了广东打击经济犯罪的工作。
  文件还引用了陈云的结论:   “特区一定要搞,但也要不断总结经验,确保把特区办好。”
邓小平没有动用个人权威就成功保住了试验。广东的干部们也长舒了一口气。[14-50]
直到离职之前,任仲夷一直处在北京的压力之下,但他继续推行改革,维持着快速增长的步伐。[14-51]1985年任仲夷到了70岁的退休年龄。一般来说做出过类似贡献的地方干部会被要求延期退休,但任仲夷还是光荣退休了。
  [14-52]他获准保留自己的住房和各项特权。相比之下,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的命运则要糟得多,他受指控要对福建晋江制售假药案负责。项南以其工作能力和致力于改革的精神在北京的改革派干部中享有盛誉,但他在1986年2月被撤职,还被迫写了五份有伤尊严的检讨,并受到中纪委的内部通报批评。
  尽管北京的保守派总想排挤任仲夷和项南,但他们在广东和福建实行的开创性政策不但仍在继续,而且扩大到了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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