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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1-25 , 7207 , 896 , 0

邓小平时代-下部-5:第16章 加快经济发展和开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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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初期,中国领导人在探讨东欧经验和利用世界银行顾问的同时,也在研究日本经验。尽管日本是世行成员国,它与中国主要以双边的方式进行合作,而合作规模则超过中国与任何其他国家。中国对台湾和韩国的现代化经验也有兴趣,但中国大陆直到1980年代后期才与之有直接交往,因此台湾和韩国在1980年代初的经验对当时的中国没有起到太大作用。
  邓小平1978年10月访日之后,大来佐武郎于1979年1月到访北京。作为一位经济规划官员,他在帮助亚洲国家经济发展方面极富经验。他此行要与谷牧探讨成立日本顾问团的计划,还要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探讨日本在中国发展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大来佐武郎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工程学出身,曾在日本经济安定本部扮演过核心角色。这个部门曾经为日本经济在二战后脱离战时经济管制和对抗严重短缺提供指导。1955年后安定本部并入日本经济企划厅,后者负责为日本经济提供指导性计划。
  大来佐武郎与谷牧商定,在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转型过程中,他将率一批有经验的日本官员同以马洪为首的中方官员每年举行一次会谈。1979年12月大平正芳首相访华时,当时已担任外相的大来佐武郎陪同来访。邓小平对大来开玩笑说,你当了外相,还能继续给中国当顾问吗?
  确实,大来任外相期间,这些会谈一度短暂地中止,但在他卸任后很快于1980年7月恢复。日本国土厅前任长官下河边淳也是大来佐武郎的日本顾问团成员,他向中国介绍了日本政府如何通过建立制度及保障必需的资源,推动各地区均衡持续地发展。[16-22]这个顾问团与中国经济官员的会议一直持续到1992年。
 

UfqiLong

1979年初,中国效法日本成立了两个机构:质量管制协会和企业管理协会。这两个协会在北京为地方干部开办培训班,再由这些干部为各自地区的工厂经理培训工业管理、传授他们从日本人那里学到的观念。[16-23]尽管这些培训计划的作用难以具体评估,但是对中国那些习惯于办事慢吞吞的工厂经理和工人来说,这些榜样的存在,加之官员的大力鼓动,确实促成了生产效率和质量控制的改善。


  1980年代,日本为中国提供的援助和在中国开设的工厂多于其他任何国家。日本的在华工厂为中国树立了尺规,用以衡量中国在实现高效工业生产上取得的进展。中国在学习现代科技上主要盯的是美国,但中国工厂引进的新生产线中来自于日本的数量最多。
  池田勇人首相在1960年代提出的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成了邓小平要求工农业产值在20年内翻两番的动力。自1974年以来,邓小平会见的日本代表团也多于其他任何国家。
中国经济官员在访日期间看到,消费需求成为日本工厂的生产动力,从而减少了国家作为工业产品分配者的功能,这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结果是,生产消费品的中国工厂也得到指示,要求他们直接征求当地商业网点的意见,了解消费者愿意购买什么产品。[16-24]
尤其令中国官员印象深刻的是日本通产省的一项重要职能:它分析如何才能使不同产业的日本企业获取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所需的资源和技术,然后让企业发挥其自身的主动性来开发创新产品,以此推动整个国家的快速发展。邓小平访日期间,不但对日本企业内部的高度计划性感到惊讶,更让他吃惊的是这些计划手段远比中国更灵活、更能对市场变化做出反应。例如,通产省一方面会为大公司提供鼓励和支持,但同时也会让他们为争夺市场份额而相互展开激烈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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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qiLong

中国在1980年至1981年施行的经济调整政策,导致很多与日本签订的合同被取消、使日本公司与中方的合作被放缓(见第15章)。但1982年最困难的调整步骤完成后,中日关系又得以复苏。1982年5月底至6月初赵紫阳访问日本,除了寻求进一步投资和技术咨询外,也是为了恢复日本人对中国经济的兴趣。
  [16-25]日本通产省下属的日本贸易振兴会在中国设有若干个办事处,它们研究中国经济,辅助日本公司在中国当地发现蕴涵商机的领域,也为中国各个工业部门的经理和技术人员提供培训。
到1980年代中期,国外机器的引进已经带来了巨大变化。所谓   “手工业式的重工业”,即工人光着膀子向炼钢炉填煤、用大铁锤把金属锻造成型的景象,被宝山钢铁厂里具有连铸设备和电子控制系统的现代氧气转炉所取代。现代生产线取代了用机床逐个加工机器零件的工人,工业产出大幅增长。
  合资企业中与外国同行一起工作的中层管理人员学会了使用现代电子设备、运用最新的现代管理技术,也为增长的大潮做出了贡献。其中一些管理人员运用他们在外企学到的技能创办自己的企业。1980年代计算机在西方采用后,在中国企业中也迅速得到普及。
  由日本、欧洲、香港和台湾公司(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引入中国的新机器和新体制对其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累积作用,至少与北京领导层进行体制改革的影响同样巨大。中国新的开放政策实际上是从国外引进了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和消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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