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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时代-下部-4:第15章 经济调整和农村改革-7

乡镇企业

邓小平在1987年与南斯拉夫官员会谈时说:   “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
[15-74]邓小平并没有启动乡镇企业的试验,但这符合他的治国理念:只要是行之有效的事,就给予支持。它也与赵紫阳的研究班子的建议相吻合:继续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但只要市场不干扰计划,就让市场发展。
1982年撤销公社后,公社的小工厂和商店自动变成了由刚成立的乡镇政府领导的企业。公社的小工厂依靠人力和原始机械,除了拖拉机和水泵之外,这些机械几乎都是在当地制造。由于交通体系很落后,公社企业要自己修理拖拉机,维修用于灌溉农田的水泵。
  有些公社的工人编织藤条篮子,还有一些小铸造厂和机床被用于制造犁锄等简单农具,供水牛、小型拖拉机或青壮年使用。很多乡镇有简陋的食品加工厂,用来打稻米、生产酱油、烘干瓜果或腌制蔬菜。一些公社有简陋的砖窰,烧制低品质的砖块,也有混凝土厂,用沙石制成供当地使用的水泥预制件。
  一些村子有生产或缝补衣服的缝纫机。   丘陵和山区地带的乡镇采集中药材制成简单的中药,很多乡镇挖坑沤制有机肥,有的地方还有简陋的小化肥厂。[15-75]

虽然乡镇企业不在计划之内,但它们发展成长的条件已经成熟。公社的小工厂因公社取消而成为乡镇企业后,不但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公社的管理获得了独立,而且不再受公社地域的束缚,可以随意生产产品,按自己的愿望把它卖到任何地方。不同于国营工厂,它们有适应需求的灵活性;也不同于仍受着雇工不得超过七人这种限制的个体户,它们被看成   “集体”性质,在意识形态上更易于被人接受,因此规模也不受限制。公社社员干活没有积极性,在生产队分给自己的地里干活的人则很卖力,这就减少了种地所需的劳力,有更多的农村年轻人可以去乡镇企业打工。随着棉麻和烟草一类经济作物产量的增加,乡镇企业可以把这些收成转化成棉制品、帆布、烟草等各种产品。
  境外涌入的投资也为乡镇企业的增长提供了动力。在整个1980年代,乡镇企业一半以上的产量来自五个沿海省份: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和山东。[15-76]而这些省份的投资和技术又是来自香港、台湾和海外华人(见第14章)。
  广东的很多乡镇企业引进外国技术,与当地官员合作,建设日益现代化的工厂,为国际市场制造产品。简言之,正如杜润生所说,取消公社和政企分开后,过去的公社企业便能像经济动物一样行动,对市场需求做出反应了。到1980年代中期时,面对政府要求国营企业提高效率的压力,一些国企甚至把合同转包给乡镇企业,让它们帮助自己完成生产计划。
 

与国营企业相比,乡镇企业有很多优势。国营企业,包括基础产业、运输业、公用事业和国防工业的所有企业,要按年度计划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有固定的人员编制,工资分成若干等级。原材料的购销价格都由政府规定,以反映计划中的轻重缓急。
  简言之,国营企业缺少灵活性,而乡镇企业完全可以对市场条件做出灵活反应。此外,国营企业要为全体职工提供很多福利:住房、劳动保障、医疗和子弟学校等等。乡镇企业可以使用年轻的劳动力,不必向老职工提供高报酬和福利支出。
  1978年只有2,830万人在农村的集体企业中就业,到1992年邓小平退下来时,乡镇企业雇用了1.058亿人;1978年农村集体企业总产值是490亿元,1992年邓小平退下来时,乡镇企业的产值是17,980亿元,几乎增长了50倍。[15-77]公社集体企业在1978年的全国工业产值中只占9%,1990年乡镇企业已占到25%,1994年更是达到了42%。
  [15-78]乡镇企业也开始与国营企业争夺原料和人力。例如,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国营企业的工程师正常工作日在厂里按计划从事生产,周末则赶到上海以西不远的无锡、苏州和崑山的乡镇企业干活,企业的效率远高于一般国营工厂。
到1980年代末时,乡镇企业消耗国有企业所需原料,小型乡镇企业浪费了本可以被国有企业更有效利用的燃料,轻装上阵的乡镇企业的竞争使国营企业更难以赚钱和为老职工及退休职工提供福利,这些情况已经让陈云感到不满。于是国家计划和财政部门的平衡派开始要求对乡镇企业加强监管,防止它们从国营企业吸走太多的资源和人力。


个体户

乡镇企业独立于政府,但仍受制于地方干部的领导。与个人所有的私营企业相比,乡镇企业被视为   “集体企业”,更易于被中共的保守派所接受。但是,对于各类适合于个体企业提供的服务和产品,社会上存在着巨大的被抑制的需求。
  1955年至1956年实行了集体化之后,城市私有企业被消灭。因此当1970年代开始改革时,人们很想经营饭店、便民店、修理铺和出售各种商品的小商店。邓小平和他的同事知道城市需要小型私营企业,但是,如何才能让保守的干部同意恢复这种小企业呢?
  答案是迫切需要给年轻人找到工作以免他们在城里闹事。到1978年失业人数已达数千万,而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消灭了失业,甚至使用   “失业”一词在当时都很敏感,因此没有工作的城市青年是在“待业”。在1977年后的最初几年,配给制使知青很难擅自回城,但是随着农民在市场上出售的剩余产品越来越多,城市家庭不需要配给票证也能想办法养活他们的返城子女了,于是有越来越多的知青开始悄悄返回城市,虽然他们回到城里也找不到工作。
  再者,从1977年开始,在农村考上大学的青年可以回城读书,仍留在乡下的人心生妒意,也开始设法悄悄回城。
在1978年和1979年,估计有650万年轻人从农村回到了城市。[15-79]到1980年代初,估计共有2,000万知青和工人——他们大多数原来是城市居民——回到了城市。由于国家财政十分紧张,国营企业没有钱雇用他们。
  到1979年,有关   “待业青年”犯罪的报道有增无减,让领导人愈发感到不安。因此,邓小平就像过去以饥荒作为藉口允许农民“自己找活路”一样,他在1979年也利用城市青年日益增长的犯罪说服其他领导人,让这些年轻人做“个体户”。[15-80]只要自食其力,不剥削他人的劳动,就应当把他们看作劳动者而不是资本家。
  邓小平说,应当允许他们开饭店、修理铺或其他“个体企业”。于是在1980年初,城镇开始涌现出小商店和小食品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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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何区分个体户和资本家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中讲过一个有八名雇员的雇主是在剥削他人劳动的例子。因此活学活用的北京政治领导人建议,只要个体户雇工不超过七人,自己也从事劳动,就应当被视为   “劳动者”。
一旦得到允许,个体户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城镇里出现了各种小摊:理发的、修鞋的、磨刀的、修自行车的、卖饮料小吃和各种手工或制造的商品的。有些地方只允许这类活动在晚上营业,于是变成了   “夜市”。国务院在1981年7月颁布了指导个体经营发展的管理条例。
  地方政府开始就经营地点做出规定,并要求他们进行登记。城市服务业的复兴就像包产到户一样大受欢迎,无论对于能挣钱养活自己的人,还是能得到所需服务和商品的消费者都是如此。
1982年,由于发现有些个体户雇工超过八人,立刻引起了争论。但邓小平说,怕什么呢,难道这会危害到社会主义?[15-81]他用了一个朴素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态度:如果农民养三只鸭子没有问题,那他又多养了一只鸭子就变成资本家了?
  给私营业主能雇多少人划出一条界线在当时仍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需要由邓小平和陈云这样的人亲自拍板。邓小平对陈云说,如果公开讨论这个问题,会让人担心允许私营企业的政策有变。因此他建议   “雇工问题,放两年再说”。一些企业害怕树大招风,但也有一些企业在继续发展壮大。这段时间邓小平继续避免公开表态,他的策略是允许私营企业发展,但不使其引起保守派的警觉。在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中共干部正式同意了个体户可以雇用七名以上的员工。
  邓小平用他的改革方式又一次赢得了胜利:不争论,先尝试,见效之后再推广。

Ufqi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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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5*-1]为求合乎作者本意,本书将   “the builders”、“the balancers”直译为“建设派”、“平衡派”,不采用“改革派”、“稳健派”等译法。——中文版编者 [15-1]这是1990年底邓质方对美国驻北京大使馆贸易参赞(1989–1992年)夏尊恩(Timothy Stratford)说的话。 [15-2]关于计划派(the planners)和建设派(the builders)之间的分歧,可参见陈志凌:《姚依林》,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第72辑,第1–120页。
   [15-3]Kenneth Lieberthal and Michel Oksenberg, Policy Making in China: Leaders,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45. [15-4]Dorothy J. Solinger, “The Fif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the Process of Policy Making: Reform, Readjustment, and the Opposition,” Asian Survey 22, no. 12 (December 1982): 1238–1275; Hua Kuo-Feng, “Unite and Strive to Build a Modern Powerful Socialist Country!” Peking Review 21, no. 10 (March 10, 1978): 24–26. [15-5]Jinglian 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Mason, Ohio: Thomson/South-western, 2005);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上册,第773页;Barry Naughton,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67; Thomas Rawski, “Reforming China’s Economy: What have we learned?” China Journal, no. 41 (January 1999): 139–156. [15-6]汉语的“规划”一词不同于“计划”,虽然两个词通常都翻译成“plan”。
  “规划”只提出目标,类似于日本通商省的“规划”。五年计划或年度计划不同于“规划”,它具体规定投入的来源以及资金和资源的具体用途。十年规划是由国家计委一个单独的部门制定的。
   [15-7]Naughton,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pp. 70–71. [15-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上中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1978年12月10日, 第228–230页;SWCY, 3:237–239. [15-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979年1月6日,第465–467页;萧冬连:《1979年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提出与争论》,《党史博览》,2004年第10期,第4–10页。
   [15-10]Denis Fred Simon, “China’s Capacity to Assimilate Foreign Technology: An Assessment,” in U.S. Congres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hina under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Selected Papers, 2 vol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2), 1:523; Chae-Jin Lee, China and Japan: New Economic Diplomacy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4), pp. 47–49. [15-11]《陈云年谱(1905–1995)》,1979年3月14、21–23日,第240–243页;SWCY, 3:248–254. 全文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汇编》(上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上册,第109–147页。[本段由作者摘编——中文版编者] [15-12]董辅礽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下册)(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下册,第8页;
  Barry Naugton,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Cambridge: MIT Press, 2007). [15-13]Gene Tidrick and Chen Jiyuan, eds., China’s Industrial Refor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 [15-14]邓力群:《十二个春秋(1975–1987):邓力群自述》(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第143页。邓力群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且是会议报告的起草人之一。对无锡会议的记述见Joseph 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in China: 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Debate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4), pp. 62–68. [15-15]邓力群:《十二个春秋》,第144页。
   [15-16]董辅礽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下册,第8–9页。 [15-17]允许各省“分灶吃饭”(父母去世后兄弟常常会分灶各自吃饭)的过程,见Susan L. Shi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 162–175. [15-18]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p. 92–96. [15-19]容生:《邓力群谈陈云经济思想》,《争鸣》,1981年5月1日,第32期,第43–44页。英译文见JPRS: China Report, Political, Sociological and Military Affairs, no. 200 (JPRS 78410), June 29, 1981, pp. 35–40. [15-20]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上册,第776页。
   [15-21]本刊特约记者:“改革初期的工业学大庆活动:访袁宝华同志”,《百年潮》,2002年第8期,第9页。有关康世恩的情况,见温厚文:《康世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88)。 [15-22]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p. 100–109. [15-23]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文献资料汇编(1949–1990)》(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1),第785页。
   [15-24]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 100. [15-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第1561、1600页。 [15-26]《陈云年谱(1905–1995)》,1980年11月28日,第262–263页。邓小平在1979年10月4日对经济工作的批示中同意陈云的意见,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9年10月4日,第563–564页;
  Deng Xiaoping,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1975-1982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4; 2nd ed., 1995), pp. 201–208. [15-27]《陈云年谱(1905–1995)》,1980年12月16日,第263–265页;SWCY, 3:275–280;董辅礽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下册,第25页。
   [15-28]SWDXP-2, pp. 335–339. 邓小平在11月28日的讲话中也强烈支持了陈云的调整政策。见《陈云年谱(1905–1995)》,1980年11月28日,第262–263页;《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0年11月28日,第695–696页。
   [15-29]Lee, China and Japan, pp. 49–50. [15-30]《邓小平年谱(1975 –1997)》,1980年9月4日,第670页。 [15-31]Lee, China and Japan, p. 62; Ryosei Kokubun, “The Politics of Foreign Economic Policy-Making in China: The Case of Plant Cancellations with Japa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05 (March 1986): 19–44; 《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1年2月12日,第712页。作者也利用了1983年8月与大来佐武郎的交谈。
   [15-32]Okada Takahiro, “Interview with Okita Saburo,” Chuo Koron (April 1981): 116–121; Saburo Okita, Saburo Okita: A Life in Economic Diplomacy (Canberra: Australia-Japan Research Centr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93), pp. 118–121. [15-33]Lee, China and Japan, p. 64; 《人民日报》,1981年3月13、14、15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1年3月18日,第722页。 [15-3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1年4月14日,第732–733页。
   [15-35]宝山钢铁厂的发展见Lee, China and Japan, pp. 30–75. [15-36]2004年11月与Sugimoto Takashi的交谈,他是会讲汉语的新日铁官员,因与中方谈判钢铁厂引进事宜在中国住了数年。 [15-37]World Steel Association, “World Steel in Figures, 2009,” at www.worldsteel.org , accessed April 13, 2011. [15-38]Roger Garside, Com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p. 366. [15-39]Susan Greenhalgh, Just One Child: Science and Policy in Deng’s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p. 229. [15-40]《邓小平年谱(1975 –1997)》,1979年3月23日,第497页。 [15-41]SWDXP-2, p. 172, March 30, 1979;
  《邓小平年谱(1975 –1997)》,1979年7月28日,第539–540页;Grennhalgh, Just One Child, p. 357 n6. [15-42]凌志军、马立诚:《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广州:广州出版社,1999),第72、78页。 [15-43]王立新:《要吃米找万里:安徽农村改革实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第28页。
   [15-44]吴象等:《万里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农村改革》,载于光远等编:《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亲历记》(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第281页;Dali L. Yang, 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 State, Rural Societ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s since the Great Leap Famin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William L. Parish, ed., Rural Development: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5). 对农村政策变化的全面描述,尤其是研究部门的作用,见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p. 19–56. [15-45]万里的女儿万叔鹏曾随父亲访问过安徽最贫穷的农村地区,她多年后谈到自己当时的所见所闻时仍然心存不安。2003年10月与作者的交谈。吴象等:“万里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农村改革”,第281–289页。另参见刘长根、季飞:《万里在安徽》(香港:开益出版社,2001);万里:《万里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安徽农村改革口述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15-46]吴象等:“万里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农村改革”,第283页。 [15-47]刘长根、季飞:《万里在安徽》,第80–82页。
   [15-48]刘长根、季飞:《万里在安徽》,第83页。 [15-49]刘长根、季飞:《万里在安徽》,第80页。 [15-50]吴象等:“万里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农村改革”,第284–286页。
   [15-51]《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8年2月1日,第261–262页。 [15-52]杜星垣(当时是赵紫阳在四川的副手):“民意如潮,历史巨变”,载于光远等编:《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第218–223页;刘长根、季飞:《万里在安徽》,第83页。 [15-53]《人民日报》,1979年1月31日,China News Analysis, no. 1149 (March 2, 1979), in Jürgen Domes, Socialism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Rural Societal Policies in the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9 (London: C. Hurst, 1980), p. 102. [15-54]刘长根、季飞:《万里在安徽》,第89页。 [15-55]凌志军、马立诚:《呼喊》,第81页。 [15-56]Domes, Socialism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pp. 81–106. [15-57]刘长根、季飞:《万里在安徽》,第96–97页。
   [15-58]刘长根、季飞:《万里在安徽》,第144、155、163页。 [15-59]刘长根、季飞:《万里在安徽》。 [15-60]2009年4月对姚监复的采访,他出席过这次会议。
   [15-61]童怀平、李成关:《邓小平八次南巡纪实》(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第281页。 [15-62]吴象等:“万里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农村改革”,第288页。 [15-63]Mao Zedong, The Question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6). [15-64]Dilemmas of Reform, pp. 297–299; 《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0年5月31日,第641–642页。
   [15-65]2009年4月对姚监复的采访,他是杜润生班子的成员之一;这种体制有时又称“承包制”。匈牙利在1960年代中期也采用过类似的体制。
   [15-66]吴象等:“万里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农村改革”,第289页;刘长根、季飞:《万里在安徽》,第178–179页;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20年纪事》(上下册)(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上册,第187–188页。
   [15-67]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下册,第838–840页。 [15-68]化肥产量翻番见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hina 198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339. 1979年粮食收购价提高20%,见Zhang-Yue Zhou, Effects of Grain Marketing Systems on Grain Produc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 and India (New York: Food Products Press, 1997), p. 33. [15-69]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上册,第188页;Parish, Chinese Rural Development. [15-70]见吴象等:“万里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农村改革”,第287–288页。
   [15-71]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hina, 1987 (Beijing: China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 Consultancy, 1986); Ross Garnaut and Ma Guonan, “China’s Grain Demand: Recent Experience and Prospects to the Year 2000,” in Ross Garnaut, Guo Shutian, and Ma Guonan, eds., The Third Revolu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8–62. [15-72]董辅礽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下册,第116页;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下册,第1506页。 [15-73]2006年9月对杜润生的采访,他自1950年代就是农业政策的领导人之一,曾在赵紫阳手下担任国家农委副主任。
   [15-74]SWDXP-3, p. 236, June 12, 1987. 对乡镇企业的讨论见Naughton,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pp.137–169; and 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Reform, pp. 118–138. [15-75]对取消公社前夕农村工业的介绍,见American Rural Small-Scale Industry Delegation, Rural Small-Scale Indust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Jon Sigurdson,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in U.S. Congres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hina, a Reassessment of the Economy: A Compendium of Papers Submitted to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July 10, 1975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5), pp. 411–435. 我作为广东省经济委员会的客人,在1987–1988年间有机会走访广东的许多乡镇企业。毛泽东在1960年指示过农村地区必须有五小工业:小钢铁、小水电、小农机、小水泥、小化肥,不过大跃进退潮后乡镇很少还有小钢铁厂。 [15-76]Justin Yifu Lin, Fang Cai, and Zhou Li, The China Mirac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Reform (Hong Kong: Published for the Hong Kong Centre for Economic Research and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Economic Growth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90. [此书中文简体字版,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中文繁体字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中文版编者] [15-77]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下册,第1520–1521页。 [15-78]Lin, Cai, Li, The China Miracle, p. 189. [15-79]Naughton,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p. 90. [15-80]例如参见Charlotte Ikels, The Return of the God of Wealth: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in Urba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Willy Kraus, Private Business in China: Revival between Ideology and Pragmatis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1). [15-81]邓力群:《十二个春秋》,第558–5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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