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下部-4：第15章 经济调整和农村改革-6

对于农户经营应当采取的形式也有不同意见。最终选择的   “包产到户”方式保留土地集体所有制，允许地方干部为每户规定一定的生产指标。在和农户签订的合同中，由村干部具体规定农户要种植的作物种类和向政府上缴的定额。
  合同中规定，地方干部同意为农户提供土地和农机，收获之后农户上缴一定数量的粮食和其他作物作为回报。如果农户不再有下地干活的足够劳力，村干部可以把土地转包给其他农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词是由杜润生提出的，跟其他提法相比，它可让保守派放心，集体仍是承担责任的一级地方单位。
  [15-65]从北京当局的角度来看，这种制度保证了国家对粮食、棉花和其他作物的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农户可以按自己的方式种地，只要按合同交够了数量，剩余产品便可以自用或拿到集市上出售。
根据省委书记会议的文件和讨论，万里和手下的人起草了第75号文件，于1980年9月27日公布。[15-66]文件的起草十分认真，它允许农村集体将生产责任分散到户，尤其是那些需要防止饥荒发生的特别贫困的地区。到1981年10月，全国有一半以上的生产队选择了某种形式的包产到户。
  到1982年结束时，98%的农户都与生产队签订了某种形式的承包合同。[15-67]
为动员农民参加大型公共项目和集体农业大生产而在1958年成立的公社，于1983年10月根据中央35号文件被正式解散。作为三级集体所有制（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中最高一级的公社当初把经济和政治功能集于一身。它被解散后，其政治功能转移到乡镇政府或大的行政村，公社的工厂和其他经济单位则变成了独立的   “集体”企业。
 

化肥产量从1978年到1982年也翻了一番，1979年粮食收购价提高了20%，这都有助于提高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尽管不像承包到户的作用那样大。[15-68]农民收入在1978年到1982年大约翻了一番。[15-69]
一些观察家认为包产到户的想法是农民自己的发明，但事实上很多干部都知道这种想法，有些干部甚至从实行集体化以来就一直在考虑它。更确切地说，如果让农民在家庭生产和集体农业之间选择，他们绝大多数都会选择家庭生产。怀疑家庭生产的干部也逐渐改变了立场。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对宪法作了修改，确保农户享有无限期的承包权。[15-70]
取消集体制度实行农户经营之后，要用几年时间对供需做出调整，稳定全国有效的农作物生产销售体系。在几年时间里，农业专家每年都要起草处理这些问题的文件，如农业组织、农机、增加农业生产投入等等。这些文件每年1月初作为中央政府1号文件公布。
  在1982年的1号文件中，包产到户和类似做法都被认为仍然属于   “社会主义”的性质，意识形态之争也随之结束。
实行包产到户后，粮食生产持续快速增长。到1984年时粮食产量就超过了四亿吨，而1977年时还只有三亿吨。1981年以后，粮食供应的增长导致政府鼓励农户改种蔬菜水果和经济作物。
  据官方估计，1977年到1984年的人均粮食消费从195公斤增加到了250公斤，猪肉、牛肉和禽蛋的消费增长得更快。[15-71]

政府对1984年的大丰收完全没有准备，结果是没有足够的仓库收储粮食，一些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收购打下的全部粮食，只好给农民打白条。在此之前，政府由于担心城里人的不满，没有把从1978年开始多支付农民的价格成本转移给城市消费者。这种补贴给政府预算造成了紧张。从1984年开始，政府才将这种成本转移给城市消费者。1985年1月1日政府宣布，不再义务收购农民打下的粮食。种地的农民在1985年因担心卖粮拿不到全款而减少了粮食种植面积，使这一年的粮食产量下降了2,800万吨，降幅为7%，但比刚开始实行包产到户的1980年仍高出6,000万吨。

除了结束粮食短缺、提高农民收入之外，包产到户也导致了经济作物的增加，如棉花、亚麻和烟草。1981年时中国是全球第四大的棉花进口国，四年后它开始出口棉花。农户愿意卖力干活以完成他们答应的粮食生产指标，这使年轻人可以去乡镇企业打工。
  农民也进城叫卖农副产品，从而改善了城市消费者的食品数量和质量。即使反对取消集体化农业的干部也发现，他们的妻子儿女很高兴能有更多选择，市场上有了质量更好的蔬菜、水果、鸡肉和猪肉。在1980年代，随着冷冻和运输条件的改善，蔬菜、肉类和水果的品种继续迅速增加。
  千百万农民脱离了贫困线。   增长的收入又为正在扩张的轻工业提供了销路。不过，除了城郊地区，大多数农民一般说来仍比城市居民穷很多，卫生保健和教育水平都相对落后。
  1981年完成了包产到户的转变之后，邓小平继续关心着每年农村政策的调整，但他投入的精力和参与程度，已不像1978年到1981年他亲自过问的   “去集体化”过程那样多。邓小平让万里告诉农村的地方干部，他们要允许农民想办法解决饥荒问题，然后他又让人宣传取得的成果，由此达到了他要缓解中国粮食短缺的目标。邓小平对家庭农业并没有意识形态上的信念，他允许这样做，是因为它能解决粮食问题和农户生计的问题。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不得不将农业“去集体化”。邓完成了这个艰巨的政治任务，既没有在党内引起破坏性的分裂，也没有使自己变成保守派干部攻击的靶子。群众对农村改革的成果普遍充满热情，无论是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和收入的农民，还是享受着更多类食品供应的城市消费者。
  这大大加强了对进一步改革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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