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下部-6：第17章 一国两制：台湾、香港和西藏-9

遏制西藏的自治要求

邓小平在1978年底成为头号领导人后，希望设法改善北京领导层与藏人的关系。为此他试图与一个他认为可能帮助实现这一目标的人重新建立联系，此人便是当时与八万流亡藏人一起住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达赖喇嘛。邓小平给恢复接触设了一个很低的条件：1978年11月28日，即华国锋屈服于中央工作会议的新气氛三天之后，邓小平对长期向外界传播中共观点的著名记者亚奇・斯蒂尔（Arch Steele）说：   “达赖喇嘛可以回来，但他要作为中国公民。
  ⋯⋯对于台湾和西藏的上层人士，我们的要求就一个：爱国。”
[17-103]同月，邓小平为了表示他同达赖喇嘛接触的诚意，下令释放了一批西藏的犯人。
邓小平知道，完全消除藏汉对立是不可能的，但他想恢复1956年以前北京和西藏之间那种比较和平的关系。1956年是关键的转折点，这一年在四川藏区开展的   “民主改革”点燃了藏人反抗的火焰，并在1958年蔓延至西藏地区，直到1959年才结束。当时一些最好战的藏人翻山越岭逃往印度北部，定居于达兰萨拉。
毛泽东在1950年代曾与藏民建立了相对良好的关系，他在1951年让刚满16岁的达赖喇嘛在统治西藏上享有相当大程度的自由。和汉人聚居的中国其他地方相比，在只占人口7%的少数民族地区，毛泽东愿意暂缓对控制权的掌控。而与对待其他少数民族相比，他也愿意给藏人更多的耐心，希望能争取到达赖和其他藏族领导人的积极合作，最终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当达赖及其追随者在1959年逃跑时，毛泽东甚至下令中国军队不要向他们开火，希望最终能让达赖回心转意。

1950年5月中国军队占领西藏（后来成为西藏自治区）的东部后，毛泽东把西藏领导人请到北京，与汉族官员签订了西藏   “十七条协议”。据此协议，西藏接受中国对西藏的政治控制，但允许藏人一定程度的自治，藏人可以从事他们的宗教活动、保留寺院、使用自己的语言、维持自己的风俗。[17-104]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框架，规定藏人接受中国的主权，但中国同意达赖喇嘛无限期治理西藏本土（即后来的西藏自治区），大约400万藏人中有一半居住在这里。
  毛泽东同意，只有在西藏地区的宗教和贵族精英同意的情况下，才会对自治区的社会和宗教进行变革。西藏“十七条协议”之后，达赖喇嘛领导的藏人仍然可以征税、调解纠纷、使用自己的货币、甚至保留他们自己的军队；共产党则控制着外交、军事和边防。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前，西藏在1950年代保留了很多清王朝作为其宗主国时的特点，基本上是藏人治藏，中国政府只管外交。
1954年至1955年，达赖喇嘛去北京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在北京时会见了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与他们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也以极大的敬意对待达赖，因为他不但是伟大的宗教领袖，而且是与北京签订了正式协定的西藏政府首脑。当时，达赖喇嘛同意成立一个以他为首的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也同意将军队减少到1,000人并不再使用自己的货币，尽管事实上最终西藏的军队规模并未被减少，而毛泽东也允许西藏继续使用自己的货币。
  1948年至1950年，中共在中国的大多数地区都成立了过渡政府，并在一两年内建立了正式政府。1956年4月16日，已从北京回到拉萨的达赖喇嘛以隆重仪式欢迎北京代表团的到来，他们将帮助建立临时政府的框架，并计划在两到三年内变成正式政府。[17-105]

中国政府与藏人之间的问题爆发于1955年以后，这一年全国各省领导人被要求加快农业集体化的步伐。毛泽东说，在条件成熟的少数民族地区也要开展包括集体化改革在内的   “民主改革”，但在西藏暂不实行。西藏本土以外的200万藏人大多居住在四川、云南、青海和甘肃等地。
  四川领导人搞了一个计划，不但要加速实现农业集体化，而且开始在四川的藏民和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主改革”。1956年，四川藏区开始实行集体化改革，包括没收一些寺院。这很快在当地引起严重的流血反抗，尤其是在集中了大多数四川藏人的康巴藏区。
  由于康巴的血腥报复和劫掠事件一向层出不穷，当地几乎每个藏民家中都有枪支并知道如何使用，因而这里引发的流血反抗尤为严重。康巴藏人最初取得了成功，但很快便被更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击败，于是他们在1957年到1958年带着武器逃入西藏本土。1957年正值冷战高峰，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在科罗拉多训练一小批康巴人，然后派他们潜回西藏搜集情报。
  [17-106]北京要求达赖喇嘛将康巴人送回四川，但被达赖所拒绝。印度早先曾邀请达赖去印度定居，于是1959年3月达赖率领众多骁勇好战的藏人翻山越岭逃往印度。此后的两三年里又有藏民追随他而去。
1979年邓小平成为头号领导人后，他在争取藏人积极合作时所面对的困难要远比1950年代的毛泽东严重。1959年以后北京为加强控制，向西藏派去大批中共干部，此举激起了当地的反抗。文革期间在中国大多数地方，红卫兵都被视为进行革命运动的小将，而在西藏，由于红卫兵捣毁寺院和喇嘛庙、破坏艺术品，他们的行为则被看作汉族青年对西藏文化的毁灭。
 

1979年之后，邓小平力求弥合文革在西藏以及其他地方造成的创伤。他理解藏民对其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有着极虔诚的崇拜。他知道达赖喇嘛被藏民看作观世音菩萨转世，因此被视为一个神。
  十三世达赖喇嘛去世后，一个两岁的男童在1937年被认定为转世灵童，于是成为十四世达赖喇嘛。他精研西藏文化，后来成了极其虔诚而又博学的人。邓小平1978年时希望通过藏族中间人与达赖喇嘛建立联系，达成一定的和解，减少中共干部和藏民之间的对立。
  邓小平本人在1950和1960年代就与西藏有过交涉。1951年派往西藏取得军事控制权的中共军队，就是邓小平麾下的西南军区和西北军区。当时藏族军队过于弱小，几乎没有进行武装抵抗。
  1950年代担任总书记期间，邓小平既贯彻过毛泽东对西藏本土较为   “宽大”的政策，也执行过在四川等地的藏人中间强制搞集体化的政策。
1978年，有很多原因促使邓小平努力减少汉人与西藏少数民族之间的对立。更加安定的民族关系可以加强藏人与中国的纽带，形成一个堡垒以对抗苏联可能对西藏的渗透；可以减少因藏族反抗汉人而触发其他少数民族连锁反应的风险；
  可以减少因为不断与藏人冲突而给国家资源造成的紧张。大概最重要的是：当邓小平要为实现现代化而与西方搞好关系时，良好的汉藏关系可以缓解外国人对中国处理西藏问题的方式的批评。邓小平在1975年12月会见福特总统时，福特就提到过达赖喇嘛。
  他在1977年9月27日会见乔治・布什时，布什不但特别关心西藏和达赖喇嘛的命运，而且提出去西藏访问的请求。由于布什是   “中国的老朋友”，邓小平特准布什成行。[17-107]

1978年底邓小平开始联络达赖喇嘛的中间人。居住在印度的八万藏民最不认同汉人统治——他们成分复杂，达成一致并不容易，而且与留在中国的很多藏民相比，他们更不愿意在重要问题上做出妥协。此外，由于汉人不允许中国境内的藏民组织起来表达自身利益，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这个流亡团体便成为全体藏人的代言人，并且采取强硬的反华立场。
  邓小平和达赖喇嘛沟通的最佳渠道是达赖喇嘛的胞兄、会讲汉语的嘉乐顿珠。邓与嘉乐顿珠的会面是由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二社长李菊生安排的，李之前在香港已经与嘉乐顿珠接触过几周。邓小平在会见嘉乐顿珠时说，他希望达赖喇嘛能回来看一看西藏，如果愿意也可以留下来。
  达赖喇嘛也可以先派代表，回来考察一下国内的形势。邓小平答应嘉乐顿珠，在达赖喇嘛回来之前，中国会做一些政治工作。[17-108]
1979年3月17日，邓小平会见嘉乐顿珠几天后，新华社宣布   “西藏自治区司法机关决定对所有参与过[1959年]西藏暴乱的人给予宽大处理”。[17-109]同日，在召开了西藏四个地区的会议之后，宣布为文革期间受到错判的许多西藏干部平反。但是邓小平在推动和解时依靠的是西藏中共干部的报告，因此他并不清楚藏人反抗的严重程度和达赖喇嘛在全世界的巨大影响。
  在1979年8月会见美国副总统蒙代尔时，邓小平对他说：“至于达赖嘛，这是一件小事⋯⋯达赖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

邓小平又说，达赖想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不过是空想。[17-110]

当时邓小平有理由期待西藏的局势将得到改善。他会见嘉乐顿珠后就做出了安排，由达赖喇嘛派达兰萨拉流亡者代表团回来考察形势，会见当地干部。在此后几个月里，又有两个达兰萨拉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
  然而，给邓小平出主意的汉族干部严重低估了藏民对汉人的抵触情绪和达兰萨拉藏人的到访可能激起的对汉人统治的反抗。流亡藏人的一个代表团访问青海省时，受到当地大批藏民的欢迎，他们欣喜若狂地表达对达赖喇嘛的拥护，这让北京的官员既吃惊又尴尬。为避免再有不愉快的意外发生，汉族干部马上去问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前将军任荣这个代表团访问拉萨时会发生什么情况。
  任荣预言不会出任何问题。   然而，在拉萨爆发出的对达赖喇嘛的拥戴甚至更强烈。
任荣的误判导致了他被胡耀邦撤职。胡指示让任荣离开西藏，以免影响与藏人搞好关系的努力。取代任荣的是另一个同为将军出身的汉人阴法唐，他不久就成了邓小平在西藏的亲信。阴法唐在西藏工作了20年，十分关心西藏的建设，从党委书记一职退下后仍留在当地帮助建设学校。
达兰萨拉藏人的三个代表团来访的效果适得其反。邓小平本来以为，在中共的领导下，西藏自1959年以来取得了相当不错的稳定局面和经济发展，流亡藏人代表团在西藏的所见所闻会给他们留下正面印象。然而恰恰相反，他们更加严厉地批评中国对待藏人的方式。

尽管三个代表团的访问暴露出问题的严重性，邓小平仍然努力弥合与藏人的分歧。他继续执行修复西藏寺院和其他文化设施的政策。他指示新上任的总书记胡耀邦及副总理万里带领重要代表团到访西藏，力求修复汉藏关系。
经过一两个月的准备后，胡耀邦率领一个800人的代表团在1980年5月22日抵达西藏，准备于次日参加毛泽东在1951年作为怀柔政策提出的西藏   “十七条协议”签署29周年的庆典。胡耀邦花了一周时间了解情况并与当地干部座谈后，在一个5,000人大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与会者多数为藏族干部。他在题为“努力建议团结、繁荣、文明的新西藏”的讲话中说：“我们的党让西藏人民受苦了。
  我们十分难过⋯⋯西藏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显著改善，我们难辞其咎。”
他提出了六项任务：（1）让西藏人民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2）减轻经济负担，三到五年内对西藏人免税，免征购；（3）农业生产实行承包到组；（4）努力发展农业和畜牧业；（5）促进教育，着手筹办西藏大学；（6）加强汉藏团结，把大多数汉族干部调离西藏，培养更多当地藏族干部。[17-111]
胡耀邦的讲话是改善北京和西藏关系的一次大胆努力。胡耀邦讲完话后，会场上对他这位新来西藏的英雄报以热烈的掌声。胡耀邦表现得十分诚恳，他真诚地看待西藏遭受的伤害，代表中共为西藏经受的苦难承担责任，并说明了将来改进工作的方式。在1987年下台之前，胡耀邦一直支持与西藏和解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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