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下部-2：第13章邓小平的治国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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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1-25 , 7185 , 896 ,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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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时代-下部-2：第13章邓小平的治国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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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派系，选拔能干的官员。一些下面的干部认为，选择跟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人作为同事更安全，例如背景相同、同乡或受过同样教育的人。据说北京的三类人有着融洽的关系：（1） “团派”，即过去在共青团工作过的干部；
（2）“太子党”，指中共高干子女，其中一些人还有同窗之谊；（3）“秘书帮”，给高级干部当过秘书的人。但邓小平愿意跟所有这三类人共事，只要他们能干、忠于上级、不搞帮派活动。
他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做。研究和营造 “气氛”。邓小平作为头号领导人，在政策的选择上有相当大的灵活性，然而他也受制于北京最高领导层的政治气氛。邓小平在大胆采取行动时，要做到让其他高层干部完全支持他。
当然，在一定限度之内邓小平可以通过他的讲话、行动以及他所支持的人去营造气氛。但是他在讲话时通常只讲大原则，不会触及细节。最高层的官员，那些政治局里的人，对国家的问题有足够了解，对于哪些事可以做或至少可以接受，都会形成自己的看法。
在重大问题上，例如如何看待毛泽东的威信、废除城市和农村的集体制度、摆脱计划经济、允许外国人在中国自由旅行等等，在邓小平感到政治气候完全有利之前，不会采取行动。
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包括高层干部在内的每一个人都会对当前的政策和领导人表示坚决支持。因此即便高层干部也不易搞清楚，什么时候其他人会对当前的政策和领导人产生了严重怀疑，从而确信需要做出改变，例如1978年底对华国锋及其政策就发生过这种情况。由于高层干部在重要政策问题上从不公开表达不同意见，因此各省都在北京设有办事处，这些干部要窥探可能发生政策变动的迹象，猜测省里正在考虑采取的某些行动是否会被认为正确或至少可以容忍。
即便是邓小平，为了把握这种气氛，不但要依靠阅读各种材料做出敏锐判断，还要依靠敢于向他说出令人不快的真相的人，如邓力群、杨尚昆、王震、王瑞林和他自己的子女。

UfqiLong

最高层的气氛一向复杂而微妙，因为它的基础是心照不宣的默契，而不是直接公开的讨论。转变高层气氛的重要因素，大概莫过于现行的政策、战略和领导人正在取得的成果。如果事情的效果不错，政策或领导人就会获得支持。

如果事情搞砸了，人们就会躲避，以免与失败有染。例如，每年年底公布的经济结果会影响到有关现行经济政策和对其负有责任的干部的评价。大多数高层干部都赞成在某些地方搞试验，假如试验取得成功，邓小平等人就会觉得可以放手加以推广。
不消说，对于政策取得了多大成功、将来的作用如何，不同的干部有不同的眼光，其中一些人比较保守，一些人比较开明或包容。邓小平努力维持足够数量的少数人、最好是多数人的支持，至少是接受。在他感到某些问题上存在着强烈的反对意见，即便是出自极少但具影响力的少数人，那么，他在提出重大创意之前也会想方设法争取他们的合作，或至少让他们消极接受。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会推迟采取坚定的立场，直到气候变得更加有利。
说到底，民主集中制要求每个人必须加入合唱，表态支持具体的政策。对于他们认为适当的政策，他们会给予认可，因为跟得不紧有可能吃亏。在邓小平看来，成功的领导人不仅要决定正确的长期战略方向，还应当知道如何去营造 “气氛”，如何选准时机采取大胆的步骤，在干部群众都愿意支持时迅速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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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qi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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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3-1]SWDXP-2, p. 329. [13-2]据耳鼻喉科专家Dr. Samuel Rosen的诊断。这是2010年11月我从沈大伟（David Shambaugh）那里获悉的。 [13-3]Carol Lee Hamrin, “The Party Leadership System,” in Kenneth G. Lieberthal and David M. Lampton, eds.,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 95–124.关于中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成员名单，见每年的China Directory, in Pinyin and Chinese (Tokyo: Radiopress, 1979–present)。
对于这些机构功能的总体概述，见Kenneth Lieberthal, 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 2nd ed. (New York: W. W. Norton, 2004)。关于晚近发展的情况，见Richard McGregor, 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 (New York: Harper, 2010)。 [13-4]关于“系统”（xitong）这个概念[又见本书第3章的38。
——中文版编者]，即“垂直功能等级体系”（vertical functional hierarchy）见A. Doak Barnett, with a contribution by Ezra F. Vogel, Cadre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另参见Lieberthal, Governing China。 [13-5]Hamrin, “The Party Leadership System,” pp. 95–124. [13-6]2006年8月、2007年7月与吴明瑜的交谈，他是邓小平的桥牌牌友之一。 [13-7]2002–2006年对邓小平女儿邓榕的采访。
[13-8]对邓小平部下的采访； Ezra F. Vogel, “From Friendship to Comradeship: The Change in Personal Relations in Communist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1 (January–March 1965): 46–60. [13-9]汪文庆、刘一丁：《改革开放初期的人事制度改革——访原国家人事局局长焦善民》，《百年潮》，2007年第5期，第42–47页。焦善民时任国家人事局局长。 [13-10]这是Leonard Woodcock的观察，见LWMOT。 [13-11]SWDXP-3, p. 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