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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时代-5：第1章  革命者、建设者、改革者-7

反右运动毁掉了中国大批最优秀的科技人才，也使很多人疏远了中共。本来有可能阻止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批评者变得噤若寒蝉。毛头脑发热想出来的这种乌托邦式的大跃进，要以蛮干的方式在短短几年内彻底改造中国的经济和社会。
  大跃进开始后，特别是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不再像以前那样不时征求身边干部的意见，很多忠实于毛的人也变得沉默不语。
邓小平作为执行者，要比毛泽东这个哲学家、诗人和梦想家更加务实；毛泽东看重邓小平和林彪等人，也是因为他们既能直率地向他说出自己的看法，又很少公开去讲。像党内许多忠诚的干部一样，邓小平很清楚大跃进时的毛泽东不愿听取不同意见，因此他也没有批评毛。
  此外，他和不少人都认为，毛泽东在内战和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做出的决策往往都被证明是正确的，所以他们宁愿把怀疑放在一边，一心执行毛的命令。邓小平后来对女儿说，他很后悔自己没有做出更多的努力，阻止毛泽东犯下这些严重错误。
走入歧途的大跃进在全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饥荒很快就蔓延开来。农民被组织成公社后，公社使更多的农民参加草率上马的建设项目，或在田间干活；但是看到不干活的人跟别人吃得一样好，这让他们失去了劳动热情，结果导致严重减产，很多食堂也断了炊。
另一个问题是对环境的破坏。由于鼓励各地建   “土高炉”，人们四处砍伐山林充当燃料，炼出不合格的金属。大型新建工程用光了水泥，使计划更周全的项目无水泥可用；
  各地党委书记在压力之下，罔顾现实做出粮食生产的承诺，来年只好动用库存兑现承诺，而不顾当地百姓正在忍饥挨饿。虽然难以估算在最糟糕的三年——从1959年到1961年——到底饿死了多少人，但按大陆官方统计，估计有1,600万到1,700万人死于非正常原因，外国分析家的估计则高达4,500万。[1-32]

1959年以前，邓小平在贯彻毛的大跃进计划时一直是个听话的干部。但是当乌托邦式试验的灾难性后果显露出来时，他却承担着不令人羡慕的任务，他要掩盖乱局，向党的地方干部发出指示，让他们想方设法度过难关。在邓小平每天的日程上，晚上一般是和家人休闲的时间，然而在大跃进的混乱时期他却无暇休息。
  大跃进进行了一年后的1959年夏天，邓小平在玩桌球时不慎滑倒摔断了腿，医生的诊断是他几个月内难以恢复工作；有些知情人认为，邓小平这是有意避开会议，因为他知道自己会被要求支持毛泽东继续搞大跃进，他要避免陷入这种处境。
病假开始时，邓小平的观点就已经发生了变化。[1-33]几个月后邓小平重新工作，他继续听从毛的命令，表达对毛的忠心。但是大跃进的灾难拉大了不可救药的浪漫幻想家和务实的执行者之间的距离。
  邓小平仍在贯彻毛的指示，但他扩大了自己的回旋余地，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毛泽东唯命是从了。从1960年到1961年，邓小平积极参与了对工业、农业、教育和其他部门的务实的调整，以缓和大跃进的极端做法。当时毛泽东并没有批评这些措施，但他后来发牢骚说，他讲话时邓小平坐在房间最后面，对他的话充耳不闻。
  他抱怨手下的干部把他当成已经作古的人，虽然敬着他，却把他的话当耳边风。
虽然在国内问题上革命浪漫派和务实的执行者之间的裂痕在1960年代初日益加剧，但毛泽东仍全力支持邓小平主持中苏论战。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分别于1960年8月和10月至11月两次前往苏联，为中国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争取更大的自由。他还主持了中共   “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写作。
  1963年7月，毛泽东对邓小平与苏斯洛夫的交锋——这次激烈交锋削弱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为欣赏，乃至亲自前往北京机场迎接邓小平回国，给邓小平以殊荣。确实，中苏论战中毛对邓的信任使两人的关系依然牢固，尽管他们在国内政策上存在分歧。[1-34]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在一次政变中被他的同事赶下台。毛泽东本来就对那些不对他言听计从的部下感到不放心，这一事件后更多地谈到接班人问题，也越发坚定地要求对他个人的彻底效忠。1965年2月，毛泽东让妻子江青引发批评，说党的干部没有完全拥护毛的革命路线，并在1966年5月中旬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亲自带头批判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7年，毛泽东把邓小平夫妻软禁在中南海（紧邻天安门，是党的高层领导生活和办公的地方）的家中。子女被赶走以后，他们便同外界失去了联系，两年间不知孩子们的下落。他们把时间用于读报、看书和听广播，每天打扫门前的道路。
  他们的处境比很多挨整的干部要好得多：在中南海里，他们得以免受红卫兵的批斗，并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厨师和一名警卫，还能够用节余的工资购买必需品。毛泽东既要在邓小平的个人效忠问题上给他点教训，也为日后重新启用他留有余地。
邓小平的子女却没有得到同样的保护。他们受到红卫兵的批斗，被迫交代父亲的罪行。大女儿邓林在艺术学院受到批斗，在北京大学念物理的长子邓朴方也在校内受到迫害。
  1967年，两个年龄较小的孩子邓榕和邓质方（和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一起）被赶到北京拥挤的工人宿舍，不许和父母见面。红卫兵经常不事先通知就闯入家门，强迫他们低头弯腰站着，搜罗有关其父罪行的材料，向他们大声喝斥，在他们的墙上贴大字报，有时还摔东西。后来，三姐妹和邓质方都被下放农村参加劳动。
  1968年，成立了一个调查邓小平   “罪行”的“专案组”。他们向认识邓小平的人提问，调查他脱离红七军、与被毛泽东批判的彭德怀继续保持良好关系等罪行。作为调查的一部分，邓小平写了一份自己八岁以后的履历，一一罗列出他的全部个人交往。
  幸运的是，他早就养成了不留任何字迹的习惯，而他的工作也从未使他与国民党官员有过密切接触。在1969年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江青要求把邓小平开除出党，被毛泽东拒绝。毛继续保护邓小平，以防他受到激进派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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