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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时代-6：第2章 从放逐到返京-5

毛泽东和周恩来，基辛格和尼克松

中美之间有过两百年的贸易交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了四年盟友，后来是二十年的冷战对手，两国在1969年开始考虑恢复邦交。1969年发生珍宝岛战役后，毛泽东担心受苏联入侵的危险，自南朝鲜战争以来第一次决定扩大与西方的交往，并指派周恩来进行谈判。尼克松正在设法解决越战问题并寻找对抗苏联的长期合作对象，便指派基辛格与周恩来谈判与中国修好。
  基辛格1971年从巴基斯坦飞往北京为尼克松访问打前站的戏剧性之旅，以及1972年2月尼克松的访华都是激动人心的事件，它们为邓小平时代美中交往的迅速发展搭建了舞台。
1966年至1969年的中苏关系恶化，以及由此导致的1969年的中苏边境冲突，都与邓小平无关。但是他在1961年至1963年曾率领一班人马写下反驳莫斯科的九封著名公开信；他还在1963年亲赴莫斯科，发表了中方最后一次重要讲话，使中苏交恶达到顶点。
  中国重启中美交往也与邓小平无关，当时他还在江西，虽然他在1973年底陪同周恩来参加过谈判。邓小平的贡献还有待于来日。

缓慢的复出：1972年1月–1973年4月

直到1973年2月，即林彪死亡16个月以后，毛泽东仍没有让邓小平回京。他曾在1966年严厉批邓，所以他不能指望别人会很快接受邓小平，况且他尚未决定如何使用邓小平。邓小平曾因走   “资本主义道路”受到猛批，毛泽东要向人们解释为何请他回来，这并非易事。
  毛采取的伎俩是，他说邓小平这位十分受人尊敬的总书记“受到了林彪的迫害”。在1972年1月的陈毅追悼会上，他就曾对陈毅的家人说，邓小平跟刘少奇不同，他的问题不那么严重。周恩来示意陈毅的家人把毛对邓小平的评价让更多的人知道。
  [2-43]毛的话也传到了邓小平的耳朵里，这是说明毛泽东读过他在1971年9月的信的第一个迹象。随后又出现了更多的迹象。江西省革命委员会1972年4月初通知邓小平，根据他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的请求，同意他的小儿子邓质方进入江西工学院读书，小女儿邓榕则获准去了江西医学院。
  [2-44]

受到这些积极信号的鼓舞，邓小平在1972年4月26日又给汪东兴写信说，由于他的两个孩子已去上学，能否让他雇一个人帮他和卓琳一起照顾邓朴方。他在信中最后说：   “至于我自己，我仍然静候主席的指示，使我能再做几年工作。”
[2-45]邓小平没有收到直接的答复，但是一个月之内他和卓琳的工资便都恢复到了原来的水平。[2-46]
邓榕后来说，这些表明邓小平的政治处境有所改善的信号让一家人大为振奋。从邓家人如此期盼积极的信号可知，尽管毛泽东疾病缠身，被林彪事件搞得心烦意乱，但他仍然左右着手下人的命运。实际上，陈云已经在1972年4月22日获准从江西回京，但是毛泽东让邓小平在江西又呆了将近一年。
1972年8月3日，在数月没有得到毛泽东或汪东兴的答复后，邓小平再次致信毛泽东，试图打消他估计毛仍然对他抱有的疑虑。他首先说，他已经听过向他所在工厂的全体工人传达的有关林彪和陈伯达罪行的文件。他表示，林彪虽然当将军有一套，但在长征期间曾秘密伙同彭德怀反对毛主席。
  他还回顾往事说，林彪在抗美援朝时拒绝了毛主席让他率军作战的要求。邓小平承认，林彪比他更能理解毛的意图，但他不同意林彪只讲   “老三篇”、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的做法；还有更多的毛主席著作应当得到运用。邓小平又说，林彪和陈伯达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他感谢主席在文革期间保护了他。邓小平毫无愧疚地讲着他认为毛泽东爱听的话。

邓小平在信中强调说，他认可在1968年6、7月的自我检讨中所说的所有内容。他再次检讨了1931年自己在广西离开红七军的错误，另外还承认自己在担任党的总书记期间工作也有缺点，有时候不征求毛主席的意见。他在1960至1961年没有消除自己的资本主义思想。
  他没有有效贯彻毛主席关于抓好在内地建立关系到国防的   “三线工业”的工作的决定。他也没有在做报告前及时地向主席请示。邓小平承认，文革揭露他的错误是完全应该的。
  他在信中还试图打消毛泽东在一个关键问题上的担忧：他说自己绝不会对文化大革命进行翻案（“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他表示，他要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2-47]
邓小平信中所言显然也正是毛泽东想听到的话。1972年8月14日，收到邓小平的保证书没过几天，毛泽东就向周恩来总理做出书面指示，让他安排邓小平返京。毛泽东再次说，邓小平的问题不同于刘少奇，他没有历史问题，没有投降过敌人。
  此外，邓小平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还为党和国家做过其他一些好事。[2-48]周恩来在收到毛批示的当天就把它转发给了中央委员会。[2-49]可是由于毛的妻子江青百般阻挠不让邓小平回来，事情一时没了下文。
  [2-50]1972年9月，邓小平觉得可以得到更大的自由，便请求走访包括瑞金在内的江西苏维埃老区，并且得到了批准。这是他三年来第一次走出家门。他花了五天时间外出访问，得到省部级领导人规格的接待。
  邓小平还被允许用两天时间探望从1952年起就给自己担任机要秘书的王瑞林，王当时在江西进贤县五七干校劳动。后来邓小平返京时，王瑞林也被允许回到了原来的岗位。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问汪东兴和纪登奎，为何还不落实8月份毛泽东让邓小平回京的指示。
  他们在12月27日请示了毛之后答复说，邓小平可以回京。[2-51]一个月后，即1973年1月，江西省委书记白栋材给邓小平带来了这个好消息。2月20日工厂的工人来给邓小平道别后，邓小平与家人乘汽车前往鹰潭，在那儿登上了返京的列车。
  [2-52]离开江西时，邓小平说：   “我还可以干20年。”

[2-53]确实，一直到19年又8个月以后，邓小平才在党的十四大上退出政治舞台。

邓小平返京：1973

让受过批判的人重新担任要职，中共通常的做法是先暗示他已重新得到爱护，这可以使其他人更容易接受新的任命。邓小平在1973年2月22日从江西回京后并没有立刻得到任命，尽管他在北京的露面已经暗示着他会重新扮演重要角色。邓小平回京的消息传开后，他看望了一些故交，但数周时间内既没有出席任何正式会议，也不承担任何工作，甚至没有与毛泽东和周恩来见面。
  毛泽东让周恩来召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商量邓小平将来的工作。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在接替周恩来的总理职务方面，他是邓小平的潜在对手）及其支持者江青强烈反对让邓小平担任要职，但毛泽东坚持让邓小平恢复工作，参加党的组织生活。[2-54]协商的结果是，政治局提议把邓小平安排到国务院的业务组，这是周恩来和副组长李先念手下的一个领导小组，在文革动乱期间维持着政府的日常职能；
  并且允许邓小平参加党的每周例会。   [2-55]3月9日，周恩来把汇报这些决定的文件交给毛泽东并得到了他的批准。文件向邓小平做了传达，同时下发县团级以上党委。
  [2-56]邓小平回京后与周恩来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973年3月28日晚上，在场的还有李先念（参见本书附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和江青。见面结束后，周恩来立刻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精神很好，身体也很好，随时准备重新工作。次日下午毛泽东便接见了邓小平，这是六年来的第一次。他对邓小平说：   “努力工作，保护身体。”

邓小平回答说，他身体一直很好，这是因为他相信主席，他一直在等候主席的调遣。[2-57]当晚，周恩来遵照毛的指示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宣布了要让邓小平担任负责外交的副总理。邓小平不是政治局正式成员，但讨论重大问题时他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
  周恩来给毛写信汇报了政治局的讨论，得到毛的批准后，邓小平便正式上任了。[2-58]
1968年以后邓小平第一次在官方场合露面，是在1973年4月12日为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Prince Norodom Sihanouk）举行的宴会上，他以副总理的身份出席。邓小平和其他人表现得若无其事，但有些人向他致意时还是很谨慎。这次露面之后，中共干部和外国记者议论纷纷，都在猜测他将扮演什么角色。
  [2-59]毛泽东显然要对邓小平委以重任。正如我们所知，邓小平在1973年逐渐成为地位更加显赫的领导人，先是获准出席最高层的会议，接着成了周恩来的助手，然后在1973年8月10日的中共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他在证明了自己对毛的忠诚以后，12月又成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
作为周恩来的助手，邓小平从1973年4月开始，陪同周恩来在机场送往迎来，会见了柬埔寨、墨西哥、日本、朝鲜、马里、尼泊尔、刚果、菲律宾、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客人。他还参加了一些会见外宾的活动，但尚未担负起与他们会谈的工作。[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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