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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时代-上部-9：第5章 在毛时代终结时靠边站-3

示威支持周恩来和邓小平——天安门广场：1976年4月5日

中国的清明节（每年的扫墓日）是每年祭奠亡灵的日子。离1976年清明节4月5日还有好几周的时候，   “四人帮”就预感到有人会利用这个时机上街游行悼念周恩来。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在北京，不仅干部和学生，很多一般群众也对1月份没有为周恩来举办适当的悼念活动感到气愤，他们的确打算在清明节表达对周恩来的崇敬。
清明之前的3月25日，   “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批判邓小平及其“后台”，称还有另一个“走资派”。人人都明白这是指周恩来。在这件事上，“四人帮”理解民情的能力极差，因为这篇试图抹黑周恩来的文章引起了反弹。
  当年当过红卫兵的人愤怒了，把他们过去在批判江青的对手时学到的本领反过来用在了江青身上。在上海，一大群人立刻包围了报社，要求做出解释。
在距上海三小时火车车程的南京大学，很快就出现了抨击《文汇报》文章的大字报，示威也从大学蔓延到南京主要街道。人们抬着花圈从南京市中心的街道向雨花台进发，将花圈摆放在陵园内；这里是为纪念被国民党杀害的十万共产党人而建立的墓地。
  后来   “四人帮”让自己的人取走花圈，并阻止了进一步的示威。他们不让官方媒体报道南京示威的消息，却无法阻挡消息从非官方的渠道传播到其他城市。[5-33]

3月26日，南京爆发示威活动的次日，邓小平被叫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批判为名声扫地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头子，并被谴责要抢班夺权、另立中央、最终复辟资本主义。[5-34]实际上邓小平还受到警告说，4月5日如果发生任何示威，他也要对其负责。
仅仅四天之后，3月30日，悼念周恩来的第一批花圈开始出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人们张贴悼念周恩来的诗文，歌颂周恩来、抨击   “四人帮”的演说开始吸引人群。另一些大字报表示支持邓小平，还有人拉出一串小瓶子，因为汉语中的“小瓶”与“小平”谐音。
北京的中共领导层试图阻止民情的进一步宣泄，宣布各单位可以在自己单位内开展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但要维护天安门广场的秩序。他们派出巡逻警察阻止任何示威活动。北京市的官员估计，4月3日星期六那一天，大约有100万人去过广场，当天广场上的人数最多时达到10万，并一直维持在数万人以上。
  [5-35]北京市的领导发出紧急通知说：   “不要去天安门送花圈⋯⋯送花圈是旧习俗。”
[5-36]但是消息不胫而走，4月4日星期日那天，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估计超过了200万人）。人们向周恩来表达敬意，反对   “四人帮”，拥护邓小平。
为避免让江青抓住更多的把柄攻击自己，邓小平禁止家人去天安门广场。广场上的诗文、大字报、小白花、花圈越来越多。[5-37]人们聚集在演讲者周围，听他们冒着被捕的危险表达对周恩来的爱戴；

  演讲者们表示，不惜牺牲生命也要反对阴谋篡权的   “四人帮”。

广场上的人来自各行各业，有干部、学生、工人和农民。[5-38]几个最大胆的演说者遭到逮捕。亲自观察过现场的英国大使馆官员罗杰・加塞德（Roger Garside）说:

这次人民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比我见过的任何国家葬礼都要感人。这种政治示威与我在中国见过的任何事情大相径庭。⋯⋯大批人群的行动是发自于信念⋯⋯表达着多年来暗流涌动的思想感情。
  这是⋯⋯对周恩来去世后所受待遇的愤怒，是反抗毛泽东的精神，是对中国未来的忧虑，是对那些肯定会惩罚示威者的人的蔑视。⋯⋯人民收回了给毛的授权。[5-39]
4月4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研究如何应对广场的事态。同情示威的政治局委员叶帅和李先念告病缺席，邓小平也没有到会。华国锋主持了会议，并且有毛远新到场。北京市委书记兼革委会（它全面负责北京的治安）主任吴德在会上说，广场上的2,073个花圈分别来自1,400多个单位。一个地方的花圈堆了六米多宽。吴德还报告说，有些示威者早就在策划这些活动，而且受到邓小平的影响。
  江青想要让示威停下来，她宣布，清明节已经结束，要在黎明前把花圈清理出广场，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华国锋指示吴德想办法落实江青的要求。[5-40]
4月5日星期一的黎明前，北京市派出大约200辆卡车来到天安门广场，工人们把花圈扔到车上拉走了。天亮之后人群又涌入广场，人数超过10万。当他们明白了发生的事情后，群情激奋，开始高呼：   “还我花圈，还我战友！”
无畏的人群冲击人民大会堂，点燃汽车，砸毁自行车，追打一位外国摄影记者，还攻击了一座驻有民兵的小楼。

当天下午政治局再次开会。已多日不参加政治局会议的邓小平被叫到会上接受批判。张春桥首先攻击邓小平说，他和纳吉（Imre Nagy，1956年匈牙利暴动的主使者）一样。
  [5-41]毛远新接着传达了毛泽东批评邓小平的书面和口头指示，邓小平一直保持沉默。王洪文向政治局传达了毛泽东要调动10万民兵镇压示威群众的命令。但是负责民兵工作的倪志福说，顶多可以调动3万民兵，吴德也补充说，这么多民兵对付不了广场上的大批抗议群众。
  接下来，张春桥说，吴德应当向示威人群发表广播讲话。于是吴德写了一个简短的广播稿，把它交给华国锋等政治局成员过目，他们同意了讲话的内容。广播稿不提抗议的原因，而是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让他们警惕广场上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是这些人在把悼念活动转变成一场攻击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政治运动。
  它还提到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们不是团结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周围，而是大刮   “右倾翻案风”。广播员说，由于反革命分子正在利用这一事件，革命群众应当立刻离开广场。
4月5日下午6点30分，政治局的录音讲话在广场上播出。在《人民日报》次日刊登的这篇讲话中，加上了没有出现在广播中的邓小平的名字，特别指出他就是不肯改悔的   “走资派”。[5-42]
根据政治局批准的计划，民兵要在晚上8点出动，但当时在场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认为，广场上的示威者仍然太多。他对一直与他保持电话联系的华国锋和陈锡联解释说，民兵此时清场为时尚早。晚10点半广场上打开了探照灯，再次广播了吴德的录音讲话，要求抗议者离开广场。
  最后，夜里11点吴忠打电话报告吴德，还留在广场上的示威者大约只有1,000人了，吴德下令出动民兵。当时逮捕了38人（按后来追查，又陆续拘捕了260余人，先后共拘押388人）。虽然警察没有使用枪械，但他们确实使用了棍棒，有数十人受伤，清场之后街上留下一些血迹。
  [5-43]但没有关于死亡的报道。  

几小时以后，4月6日的黎明之前，部分政治局成员开会评估这一事件。他们断定示威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因此已经构成一场反政府的阴谋。当天下午，毛远新与毛泽东会面，一起讨论了事件的性质，毛主席同意宣布这是一场阴谋。
  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本人认为邓小平是组织示威的幕后黑手（如公开宣布的那样），但他确实认为，假如邓小平继续掌权，将会把党带上一条错误的道路。[5-44]当天晚上，江青也与毛泽东见面，再次要求把邓小平开除出党，但毛泽东仍然没有同意。[5-45]
当时在中央档案馆工作的高文谦说，对毛泽东来说，4月5日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事情是   “十分令人沮丧的。⋯⋯以往他总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民众的山呼‘万岁’，而如今竟成为人们声讨的对象，⋯⋯[他]身后恐怕也难逃历史的清算。⋯⋯毛泽东内心的沮丧和恐惧的心情可想而知”。
  [5-46]中国当时并不采用投票选举方式，甚至连村级选举也没有，但是天安门事件清楚地表明，至少在民众政治觉悟最高的北京，毛泽东已经失去民心，周恩来才是百姓心目中的英雄，邓小平也有足够的民意支持成为主要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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