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1-25 , 7178 , 896 , 104
邓小平时代-上部-10：第6章 在华国锋时期复出-8
（1978年）5月12日《人民日报》和军队报纸《解放军报》也转载了这篇文章，随即又被许多地方报纸转载。
这篇文章认为，评价真理的唯一方式是人民群众广泛的社会经验。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思想体系，而是必须根据经验不断重新做出解释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某些情况下，对真理的认识有可能出错，但是如果经验表明它是错误的，就应当加以改正。这样一来新的经验和实践可以带来新的理论。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现有表述带有局限性或造成了灾难，也应当加以纠正。
[6-73]文章问世后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些读者大加赞扬，但是政治局中负责抓宣传工作的常委汪东兴和《人民日报》前主编吴冷西却十分恼火。一周前的一篇题为 “按劳分配”的文章就曾让汪东兴光火，他要求查清发表这篇文章得到了哪位中央领导的同意（后来他才知道是邓小平及其部下支持这篇文章）。
胡耀邦和几位自由派干部利用了一项规定的空子，才使这篇文章得以面世。这项规定是，《理论动态》由 “特约评论员”撰写的文章，可以不经汪东兴及其手下人的常规审查就由报纸转载。[6-74]否则，汪东兴及其手下一班保守派人马在文章见报前就会将其扼杀。
汪东兴和吴冷西准确地意识到，此文是在鼓励对他们所信奉的正统毛泽东思想提出质疑：如果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造成了灾难，那就应当加以抛弃。汪东兴和吴冷西也正确认识到，文章批判“僵化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是在攻击“两个凡是”，并且是在暗指应当对此负责的人——华国锋和汪东兴。汪东兴认为，没有共同的信条就无法维护党的团结，他亲自给胡耀邦打电话，批评他同意发表这种文章。
[6-75]
邓小平后来对胡耀邦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刚发表时，他并没有注意，争论热起来以后他才找来看了看。他说，这是一篇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好文章。他表扬了胡耀邦组织的《理论动态》理论班子，并且说应当让它继续工作。
胡耀邦希望跟汪东兴等领导人搞好关系，邓小平安慰他说，在这个问题上，因为另一些领导人支持“两个凡是”而发生一点斗争也是难免的。邓小平在争论的关键时刻给予了支持，这让胡耀邦大受鼓舞。如果没有这种支持，胡耀邦和其他很多人也许会心灰意冷地屈服。
[6-76] “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这两篇文章成了磁铁的两极，各自吸引着持有两种不同观点的人。双方的争论暴露和加剧了华国锋支持者和邓小平支持者之间的矛盾，前者担心正统思想松动的后果，后者则要极力摆脱顽固僵化的教条。辩论使用的是意识形态语言，其热情却是源于政治背景。
在中共内部，公开直接批评领导人一向属于禁忌，但文革的受益者普遍支持华国锋，文革的受害者则普遍支持邓小平。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团结了这样一批干部——他们认为华国锋不足以担当领导国家大任，但又不敢明说。它也有助于军队领导人站到邓小平一边，其中包括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他是文革中最早受迫害的人之一，也是一位极为干练的领导人，曾与邓小平共事多年。[6-77]在此后的几个月里，随着围绕两篇文章的论战如火如荼地进行，它也日益成为双方的一场政治斗争：一方赞成“实践是唯一标准”，认为邓小平才是最好的领导人；
另一方则坚持“两个凡是”，拥护华国锋。 摊牌似乎无可避免。
----
注释
[6-1]U.S. Dept. of State, “Ambassador Gates’ Discussion in Peking,” DNSA, doc. CH00407, Secret, Action Memorandum, April 22, 1976. [6-2]对华国锋当政两年的深入分析，见程美东：《1976–1978年中国社会的演化：兼论华国锋的时期政治环境的变动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6期，第32–41页。感谢孙万国提供给我的有关华国锋支持改革的证据。 [6-3]在另一些层级和部门，例如经济部门，个人权力仍然很大。
参见Andrew G.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6).[该书有中译本：《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华尔德着，龚小夏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中文版编者] [6-4]叶剑英的传记作者认为叶在筹划逮捕“四人帮”上起着首要作用。一些党史研究者相信叶的作用大，另一些人则认为华的作用大，泰伟斯和孙万国研究了这些看法后认为华的作用更大一些；
他是领导人并采取了主动。 见Teiwes and Warren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2-1976 (Armonk, N. Y.: M. E. Sharpe, 2007), pp. 591–594. 类似的结论见高原明生：《现代中国史の再检讨——华国锋と邓小平、そして1978年の划期性について》[再论中国现代史：华国锋与邓小平，及1978年之划时代意义]，《东亚》，2008年9月，第495期，第32–40页。 [6-5]例如参见于光远：《我对华国锋的印象》，《领导文萃》，2008年第16期，第68–70页。
[6-6]“两个凡是”有多种英文翻译，作者采用的是SWDXP-2一书第137页中所用的官方译法。 [6-7]2005年10月对程中原的采访。 [6-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976年10月逮捕“四人帮”以后。
[6-9]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43. [6-10]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1976年12月12日。 [6-11]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第331–332页。 [6-12]2005年10月对程中原的访谈。
[6-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下册，第1447–1450页。 [6-14]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238–240. [6-15]程美东：《1976–1978年中国社会的演化》，第34页。 [6-16]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年的中国》（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第43页。
[6-17]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年的中国》（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第44页。 [6-18]《陈云传》，下册，第1447–1448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上中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1977年3月17日。
陈云对上海代表团也说过同样的话，见《陈云年谱（1905–1995）》，1977年3月13日。另参见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年的中国》，第44页；《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3月10日至20日。
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4页。 [6-19]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年的中国》，第44–45页；另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3月10日至20日。
[6-20]《陈云年谱（1905–1995）》，1977年3月17日。 [6-21]《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3月10日至20日，第156页；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年的中国》，第45–46页。
[6-22]《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4月7日，第156–157页。 [6-23]邓小平在1977年7月21日的三中全会上更全面地阐明了这些观点。见他的《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一文，SWDXP-2, pp. 55–60. [6-2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4月10日，第157页。
[6-25]《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4月10日后，第157页。 [6-26]例如李德生：《伟大的转折，历史的必然：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收入于光远等编：《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亲历记》（深圳：海天出版社，1988），第230页。 [6-27]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年的中国》，第46页。
[6-2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5月24日，第159–160页；SWDXP-2, pp. 51–52. [6-29]《中发十五号——邓小平致华国锋的两封信（一）》（1977年5月3日，邓小平由汪东兴转华国锋），未出版文件，藏于Fairbank Collection, Fu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6-30]《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4月10日，第157页。
[6-31]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年的中国》，第44–45页。另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3月10日–20日，第156页。 [6-32]《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5月12日，第157–159页。
[6-3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5月12日，第157–159页。 [6-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邓小平军事文集》（三卷本）（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3卷，第53–87页。
[6-35]《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5月24日，第159–161页；SWDXP-2, pp. 53–54. [6-36]邓力群，《十二个春秋（1975–1987）：邓力群自述》（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第86–96页。 [6-37]《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7月16–21日，第162–163页；
UfqiLong
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年的中国》，第47页。 [6-38]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年的中国》，第47–48页；《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7月16–21日，第162–163页；
SWDXP-2, pp. 55–60. [6-39]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年的中国》，第47–48页；《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7月16–21日，第162–163页。 [6-40]《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7月30日；
与一些当时在场者的交谈，无日期。 [6-41]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10页。 [6-42]“Closing Address at the 11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in The Elev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1977), pp. 189–195. [6-4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7月23日，第164页。
[6-44]SWDXP-2, p. 82. [6-45]《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10月10日，第221–220页。 [6-46]SWDXP-2, p. 61. [6-47]SWDXP-2，54页；《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5月24日，第160–161页。
[6-4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7月23日，第165页。 [6-49]吉伟青：《教育战线推翻“四人帮”两个估计前后》，《炎黄春秋》，2003年第5期，第40–42页。关于邓小平在1997年努力推动教育的概述，见夏杏珍：《邓小平与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50–58页。
[6-50]SWDXP-2, p. 85. [6-51]《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7月27日，第166页。 [6-52]《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8月1日，第169页。 [6-5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7月29日，第167页。
[6-5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8月4日，第172–173页；另见他在1977年8月8日的讲话；英文版可见于SWDXP-2, pp. 61–72. [6-55]SWDXP-2, p. 82–83. [6-56]SWDXP-2, pp. 83. [6-57]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年的中国》，第55–56页；
中央文献研究室、湖南省委、湖南电视台：大型电视片《邓小平十章》，第3集《破冰》（湖南电视台，2004）。 [6-58]SWDXP-2, p. 82. [6-59]《邓小平十章》，第3集《破冰》。 [6-60]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年的中国》，第56–77页。
[6-61]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年的中国》，第57页。 [6-62]这遵循了日本、韩国、台湾和东亚各国的社会模式，那些地方的统一高考也起着类似作用。参见Ezra F. Vogel, Japan’s New Middle Class: The Salary Man and His Family in a Tokyo Suburb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pp. 40–67; Thomas P. Rohlen, Japan’s High School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Denise Potrzeba Lett, In Pursuit of Status: The Making of South Korea’s “New” Urban Middle Class (Cambridge, Mass.: Asia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98). [6-63]SWDXP-2, pp. 64. [6-6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9月19日，第204页。
[6-65]他的很多思想在1977年8月8日有关教育和科学的讲话中有阐述，见SWDXP-2, p. 61–72. [6-66]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第223–230页。 [6-67]SWDXP-2, pp. 101–116. [6-6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7月23日，第164–165页。 [6-69]对中央党校和其他党校的概述，见David Shambaugh, “Training China’s Political Elite,”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6 (December 2008): 827–844. [6-70]2006年8月对孙长江的采访。
另参见马立诚、凌志军：《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第49–61页。 [6-71]我在正文中用“Practice is the sole criterion for judging truth”，但更直接的翻译应是：“Experience is the sole criterion for testing truth”。 [6-72]2006年8月对孙长江的采访；
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Michael Schoenhals, “The 1978 Truth Criterion Controvers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26 (June 1991): 243–268. [6-73]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107–108页；Party History Research Center, comp.,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 Chronology of Events, 1919–1990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1), May 11, 1978. [6-74]Schoenhals, “The 1978 Truth Criterion Controversy,” 252–260; 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6-75]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122页。 [6-76]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127–129页；《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8年7月22日，第345–346页。
[6-77]马立诚、凌志军：《交锋》，第41。
🔗 连载目录
48. 邓小平时代-上部-9：第5章 在毛时代终结时靠边站-2
55. 邓小平时代-上部-10：第6章 在华国锋时期复出-2
56. 邓小平时代-上部-10：第6章 在华国锋时期复出-3
57. 邓小平时代-上部-10：第6章 在华国锋时期复出-4
58. 邓小平时代-上部-10：第6章 在华国锋时期复出-5
59. 邓小平时代-上部-10：第6章 在华国锋时期复出-6
60. 邓小平时代-上部-10：第6章 在华国锋时期复出-7
🤖 智能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