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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时代-6：第2章 从放逐到返京-3

家人相濡以沫

邓小平在文革中受到批判后的几年，五个孩子也不断受到红卫兵的攻击。邓林和邓楠在工作单位挨整，另外几个孩子则在学校里受迫害。他们只要敢走出家门，红卫兵就有可能认出他们，把他们拦住进行辱骂。
  一家人在文革以前就和睦融洽，受迫害后孩子们更是同舟共济有甚于以往，他们坚信父亲的清白，从未有过动摇，坚信一家人要相濡以沫，共度时艰。邓小平深知孩子们因为受到自己的牵连而受苦。对于家庭以外的干部，邓小平是同志，党的政策高于私人关系，但是他与妻子卓琳以及他们儿女的关系却不以政策为转移。
  他们之间忠心耿耿，相互关爱，总是以家庭为重。邓小平从未置任何子女于不顾，他们也没有一个人与邓小平断绝关系。对给他家做事的人——司机、厨师、勤务兵和他的秘书王瑞林，他也保持着亲密的友情。
  王瑞林除了1966年至1972年与邓小平分开的那段日子外，一直担任邓小平的秘书，从1952年他20岁起到1997年邓小平去世。邓小平视其为邓家的一员而更甚于一名同志。
文革期间，孩子们的麻烦是从1966年10月1日一篇批判中国   “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社论开始的。这篇社论虽然没有点名，但显然是针对邓小平的。他的三个女儿立刻断定那些指责全是不实之辞，她们也从未向红卫兵或其他人提供过可以用作批判父亲的证据的新材料。
  [2-16]卓琳后来表扬自己的孩子说，即使受到压力，所有的孩子都没有谴责过自己的父亲。

邓小平在江西写的大多数信件都是为了请求允许孩子回家探亲、安排他们在南昌附近工作、让邓朴方得到必要的治疗。邓榕说，他一生中除了为孩子以外，从来没有写过这么多信。[2-17]邓小平估计这些信会转给毛泽东，因此也是在向毛提醒自己还在江西、准备接受对他任何方式的安排，但信的内容都是跟孩子有关的事。
  北京的答复有时拖延很久，但孩子们最终都被获准前来江西探望父亲，每次至少两周，不过邓榕得到允许住更长的时间。1969年12月，先是邓榕，然后是邓质方，都获准在冬季农闲时间住在家里，但春耕开始之前两人还要回到农村的生产队。接着回家的是当时在国家科委工作的邓楠及其丈夫，两人于1971年春节获准回家探亲。
  邓楠在江西生了一个女儿，这是邓小平的第一个孙辈。长女邓林也获准在春节时回家探亲。这些探亲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毛泽东仍然觉得，与刘少奇和其他干部相比，他同邓小平的关系要更亲密一些。
  五个子女中邓朴方最了解上层的政局变化。[2-18]他在江西的出现使父亲有机会听到更多关于学生政治斗争的细节、感受到北京的政局。后来，一些了解邓小平的人说，他在权衡如何惩罚人时，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让个人感情影响决定，然而他特别严厉地坚持要判聂元梓十年徒刑，因为正是聂在北京大学发动的政治批斗导致了邓朴方的瘫痪和大约60名教职工的死亡。
 

文革之后，甚至在1997年邓小平去世后，他的五个子女及其配偶和孩子仍然同住一院。邓朴方投身于残疾人的工作，自己也经商。邓楠从事科技管理工作，后被提拔为国家科委副主任。
  在江西时，根据邓小平的请求，女儿邓榕在离邓小平住处不远的南昌学医，邓质方在那里学物理。邓榕后在1980年到中国驻华盛顿使馆任职了两年，担任促进文化交流的工作。由于这项工作，她成了撰写家史的作者，还领导着一个促进中外领导人交流、帮助赞助西方音乐演出的基金会。
  邓质方在美国留学八年，拿到了罗彻斯特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随后他进入一家从事技术进出口的公司，后来又搞了一个从事房地产和通信装备的分公司。1994年以后邓小平的头脑已不太清楚，据说卓琳因邓质方受到贪污指控大受刺激，试图服药自杀，但被及时抢救过来。
  邓质方最后没有受到惩罚。   1973年邓小平离开江西时，他的听力已开始下降。他平时不参与儿孙凑在一起的聊天，不过有孙儿绕膝，看看电视节目，也让他十分开心。如果他参与孩子的聊天，他们会直接冲着他耳边说话，告诉他自己的见闻，说出自己的看法。但是据邓榕说，父亲对自己的经验和判断力十分自信，很少受到他们意见的影响。[2-19]

林彪坠机，邓小平致信毛泽东

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毛泽东把林彪元帅和邓小平视为他的两个最有前途的接班人。[2-20]确实，周恩来在1965年秋天曾对他的至交王稼祥说，毛泽东正在考虑两个可能的接班人：林彪和邓小平。[2-21]故也不难理解，他们两人会因争取毛泽东的青眼相加而相互视为对手。

据邓榕说，父亲跟十大元帅中的九人都有来往，唯独林彪除外。毛泽东本人也注意到了两人的对立，邓小平曾说，毛泽东在1966年把他叫去，让他跟林彪见一面，与林合作共事。邓小平同意去见林彪，但交谈并没有解决两人之间的问题，反而使他们各行其道。
  [2-22]毛泽东在1966年选定了林彪作为自己的   “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以确保解放军对他的拥护，因为林彪自1959年取代彭德怀之后一直领导部队。但是尽管如此，毛泽东在1967年仍然私下说，如果林彪的身体不行了，他还是要让邓小平回来。[2-23]
林彪在抗战时脊椎神经受伤，从此变得性格内向而多疑，他很清楚跟毛泽东走得太近有危险，在毛泽东实际任命他之前曾三次拒绝接受。自从成了毛的   “亲密战友”后，林彪对自己与老谋深算的毛泽东之间的关系忧心忡忡——他的担心也确实有道理。到1970年，历来疑心很重的毛泽东已经怀疑林彪有可能在他还活着时就计划篡权，在1971年夏末开始准备把他除掉。
  他首先接见了林彪手下的主要军队领导人，以确保他们对自己的忠诚。1971年9月初毛泽东乘火车从杭州回北京时，列车在上海停下。由于他对林彪深怀戒心，担心个人的安全，因此没有离开火车，而是让上海的前造反派头头、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的王洪文和与林彪关系密切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登上他的火车。
  毛泽东在确信得到他们的支持后告诉他们，他一回到北京就会解决林彪的问题。当林彪之子林立果在9月12日得知毛泽东已经回京后，林家人立刻变得惶惶不安。林立果调来飞行机组和一架飞机，载着林彪夫妻、他自己和几个追随者连夜逃往苏联。
  但是飞机并没有抵达目的地，它坠毁于蒙古，机上无一人生还。[2-24]

邓小平最先是从用短波收音机听新闻的儿子邓朴方那儿得知了坠机事件。但是他等了将近两个月，直到这条消息正式公布之后，才采取了行动。11月6日，当林彪坠机的文件传达到县一级时，邓小平、卓琳和他们上班的工厂里大约80名工人得到通知，要花两个小时去听有关林彪罪行的中央文件。
  邓小平听力不好，所以被允许坐在前排，而且可以带一份文件回家阅读。林彪死后有不少人认为，毛泽东很快就会让邓小平回来担任要职。邓小平本人肯定也这么想。听过关于林彪的正式文件两天后，虽然此前被告知不要再给汪东兴写信，他还是鼓起勇气给毛主席发出了一封信。[2-25]
邓小平很清楚什么样的信最能打动毛泽东，他在请求把自己的两个儿女安排在江西他的身边工作后，又写道：
林彪[的暴露]是非常突然的，我对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
  ⋯⋯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2-26]
话虽然说得谦卑，但是邓小平心中有数，毛泽东对于像他一样敢作敢为、善于应变的干部，不可能不委以重任。
邓小平数月没有得到回音，而且即使得到答复后，毛泽东显然仍未决定是否以及何时让他回来，更谈不上让他担任什么职务了。此时的毛泽东身心交瘁，况且他的精力也没有用在林彪之后的领导班子上，而是忙于为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做准备。

毛泽东任用周恩来和党的老干部：1971年9月–1973年5月

假如毛泽东能按部就班地实施除掉林彪的设想，他或许能安排好接班问题。突如其来的坠机事件打乱了他使党内高层接受他除掉林彪的计划。被毛泽东当作接班人和   “最亲密的战友”的人神秘死亡，转眼间成了阴谋夺权的叛徒，即使普通人也会因此怀疑毛的判断力。
  毛泽东为此身心交瘁，有两个月的时间很少起床。[2-27]后来他又逐渐下床，但在1972年2月12日轻微昏迷过一次，肺里的毛病也影响到心脏，不时的咳嗽使他难以入睡，只好躺在沙发上睡觉。虽然他已行动不便，但至少在某些时候，在大事上，他的头脑依然清楚。
  [2-28]在毛泽东手下受过罪的人，以及对他带来的灾难感到痛心的人，都知道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多么强大，假如直接批毛，将会使国家陷入更大的混乱。1958年12月，毛泽东在大跃进中的蛮干所造成的错误已是昭然若揭，当时他在政策上做出让步，允许其他领导人享有更大的决策空间，但他仍然想方设法继续掌舵。林彪死后毛泽东故技重施，他在政策上做出让步，给予别人更多的决策权，但自己仍是当家人。
  毛泽东需要抓紧建立一个林彪之后的新领导班子。按规定党要在1974年——即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五年之后——召开十大，但他想在两年以内让新领导班子到位，以便能在1973年8月召开十大，比原定日期提前一年。为此，他必须到自己的圈子以外物色人选，他虽然能依靠妻子江青及其同伙去批判别人，可是他们都缺少必要的经验、良好的判断力以及同其他人合作治理国家的能力。
  他的现实选择只能是启用富有经验的老干部，而他们大多数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他们在文革之前能够身居高位，至少部分原因是他们的领导能力。毛泽东需要他们老练的治国才能。[2-29]周恩来向他汇报了很多老干部的遭遇，毛泽东说，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受到如此严重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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