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执政党中共的阿喀琉斯之踵：接班人怪圈..

[编按： 转载于 纽约时报中文网/荣剑，中国独立学者。2020-01-15. 中共的阿喀琉斯之踵：接班人怪圈。 ]

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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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1949年新中国政权建立以来的实践来看，接班人问题始终随着时间的推移伴随这政权更替的每一轮次，无法回避，也不好解决。

如果渐次地将党内斗争的血酬温和起来，争取不死人，不从肉体上消灭，和平地进行权力更替是有可能实现。个人独裁是不行，寡头分赃也是不行的。

也许适合中国土壤的，或许就是党内民主选举，类似于精英群体治国一样。通过入党把关将精英人才选拔出来，然后在精英之间通过选举产生领导层。

现代政治文明所需要的开放党争，媒体自由，什么时候才能来临？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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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日，《求是》杂志刊登了习近平在（2019年）10月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的讲话，海外媒体普遍注意到，习近平在这次会议上提到了   “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的问题，让中共接班人问题再度浮出水面。从会议提出的总体目标来看，中共未来力求完成两个“百年”计划，即建党百年和建国百年。建党百年指日可待，而建国百年则还需要30年。
  以中共自十四届至十七届的执政规则和时间来看，至少需要经历三次最高权力的代际更替，这也就意味着在现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后，还将产生三任总书记。
但是，出乎人们预料的是，中共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2018年主导通过党的决议，进而在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对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安排作出重大改变：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基于这项制度变革，中共现任最高领导人没有任期限制，终身执政没有宪法约束，在理论上可以执政到建国百年时刻——2049年。
在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外界对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与会议所谓的   “延迟”有诸多猜测，但是会议闭幕之后，种种猜测几乎全部落空。我曾发表一条推文对此作了简短评论：

“1. 没有党内斗争，这个党已经失去了党内斗争的能力。

2. 四中全会没有滞后，是三中全会提前了。
  3. 是不是主席制不重要，有没有储君制也不重要，权力定于一尊，早晚有交权的一天，关键是身后事。

4. 重要的还是接班人，预未必立，不预则不稳，预与不预，两难之间。中共又面临着独夫体制的固有挑战，谁能做衣钵传人？”

确切地说，中共从毛时代以来一直没有解决好最高权力的更替问题，接班人问题是中共这个庞大的政治巨人的终极困境，犹如古希腊神话中的那个阿喀琉斯之踵，成为其自身无法克服的致命要害，也必然成为新时代所要面临的重大挑战。
2017年10月24日，习近平（中）、胡锦涛（左）和江泽民（右）在中共十九大会议上。 

长达几十年的接班人危机

毛在中共建政之初对接班人问题可谓高度重视，在他曾经属意过的接班人梯队中，有高岗、刘少奇、林彪，彭真、邓小平、张春桥、王洪文等，甚至包括他的夫人江青，但这个接班人梯队都无一例外地被毛本人和党内斗争给废黜了。

最典型的是，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前所未有地被写进了党章而具有无可置疑的党内合法性，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在党内无人可以挑战，但最终还是遭遇了毛本人的挑战。林彪在享有接班人称号不过两年时间，于1971年9月13日被迫乘机叛逃，不幸摔死在蒙古温度尔汗，从而酿成了中共在   “文革”期间的最大政治危机，也对毛本人的政治信誉和威望构成重大打击。
  林彪事件是“文革”破产的重要标志，由此表明，接班人问题确实成为中共权力更替的最大死穴。

毛在临死前将权力交给华国锋，很显然，这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政治安排，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毛迫于当时党内派系斗争格局而作出的一个折中性安排，他不是将权力交给张春桥，也不是将权力交给邓小平，而是交给华国锋这个看起来能为党内各派人物都可接受的折中性人物。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表面上能够平衡党内不同政治力量的最高权力安排，还是彻底葬送了毛的革命事业，毛至死也想象不到的是，由于他没有解决好接班人问题，最后还是由他钦定的接班人成为他自己的政治掘墓人。
华国锋在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后迅速陷入执政危机，这其实是毛的接班人危机的一个延续，尽管华在粉碎   “四人帮”之后前所未有地掌握了党政军大权，集党的主席、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三职于一身，但在邓小平、陈云等党内元老的联合夹击之下，他很快就在党内难以为继，实际执政不到五年时间便被迫交出手中权力。
粉碎   “四人帮”的“华国锋方式”（党内武力解决）和解决华国锋问题的“邓小平方式”（党内和平解决），可谓异曲同工，都是党内最高权力的非正常更替和交接，在程序上不具“合法性”。陈云对于解决“四人帮”的方式有过一个说法，认为这是在一个特殊时期里的一种特殊方式，应该“下不为例”，他显然担心如果以武力解决党内斗争的方式成为党内常态的话，这个党将永无宁日。比较于“武力解决”的方式而言，邓小平以和平方式迫使华国锋交出权力在“程序正义”上前进了一步（华国锋在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辞去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职务），但从党内政治伦理来看，邓小平把华国锋这个一举扭转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拉下政治舞台，显然难以避免被民众诟病为“忘恩负义”。
 

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左）和赵紫阳。拍摄时间不详。1980年代中国经济转型背后的很多市场化政策都是赵紫阳主持制定的。 
如果说华国锋的下台是毛时代遗留下来的   “接班人困局”，那么，在华国锋之后的两任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的非正常下台，则可以视为是邓小平的“接班人困局”。

从邓小平选择胡赵两人分别担任党政最高领导人的决策来看，应该说这是邓小平在实际主掌党内大权之后所作出的最重要和最正确的决策。但这个决策却不能始终贯彻到底。在当时的党内最高权力结构中，邓小平和陈云居于最高权力的第一梯队，胡赵只是第二梯队，胡赵尽管在名义上占有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位置，但实际上是一直处在接班人位置。

据《陈云晚年岁月》（作者杨明伟，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披露，在1986年10月，陈云与邓小平、李先念商议：彻底退出中央领导岗位，“全退”不行，就实行“半退”。

这表明，至少在中共十三大前后，胡赵作为接班人梯队实际上并未掌控党的最高权力。
  中共元老主导的党的最高权力的更替过程在1987年1月出现重大变故，胡耀邦遭遇华国锋的相同命运，在党内元老的围攻之下被迫提前下台，由赵紫阳接任党的总书记。

1989年   “六四”事件的爆发，则让赵紫阳又重蹈胡耀邦的覆辙，他因坚决反对邓小平武力镇压学生的决定而主动辞职。至此，由邓小平钦定的胡赵接班人团队彻底毁于党内斗争。
 

从1976年华国锋主导粉碎   “四人帮”到1989年“六四”事件爆发，中共执政集团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换了三任党的最高领导人，这表明中共实际上一直是处在接班人危机之中。

危机的根源在于，党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和名义最高领导人处在分化状态。赵紫阳的下台，对于中共执政集团来说，意味着党的最高权力的二元结构已经无法有效整合党的领导，党的总书记实际处在“失权”状态，即总书记实际受制于党的元老集团，同时处在被“分权”状态，即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分权（在胡赵担任总书记期间，都是邓小平任中央军委主席）。
  这个最高权力架构的形成，来源于党内斗争格局——所谓“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权力博弈，实质还是接班人之争，是邓小平钦定的胡耀邦和赵紫阳，还是陈云意愿中的邓力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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