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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时代-8：第4章 在毛泽东手下规划未来-7

毛泽东的新联络员毛远新：1975年10月–1976年4月

毛泽东对邓小平不尊重其意见的疑心日益增长，同时他对自己的联络员   “两位小姐”（唐闻生和他的远亲王海容）的怀疑也有增无减。她们正在变得过于亲近邓小平。[4-70]毛说，她们就像“沉船上的耗子”。
  [4-71]毛泽东已届风烛残年，邓小平正冉冉上升，不能再指望她们忠实于他这艘正在下沉的船了。确实，即使在失宠于毛泽东之后，邓小平仍然不时与她们见面。[4-72]
由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唐闻生发挥过关键作用，因此当朱丽・尼克松（Julie Nixon）和大卫・艾森豪威尔（David Eisenhower）在1976年元月1日至2日访华时，毛泽东仍让唐闻生担任翻译。[4-73]但这也是她最后一次给毛泽东做翻译。几周之前毛泽东已经开始依靠另一个联络员——他的侄子毛远新（参见本书附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
  毛远新成为毛泽东的联络员时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富有经验的干部，热衷于执行毛的指示。他在前往新疆（他父亲成为烈士的地方）参加1975年9月30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20周年庆典的途中，于9月27日在毛泽东的北京住所暂住。像往常一样，他向伯父详细汇报了东北的情况。
  他说那里有两派意见，一些人认为文革是七分成绩，也有人认为文革是七分失败。他说，否定文革的声音甚至比1972年林彪死后周总理批极左的调门更高。

参加了新疆的庆典后，毛远新回东北花一周时间处理自己的事情，然后便到北京当上了伯父的专职联络员。毛远新对伯父心存敬畏，与之有相同的激进观点。作为一名有经验的干部和毛泽东的侄子，他的联络员角色要比   “两位小姐”权威得多。在毛泽东部署几乎每天开展的批邓运动时，他也比她们发挥了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
一些拥护邓小平的人后来说，是毛远新使毛泽东对邓小平起了疑心。例如，他让毛泽东注意到邓小平在毛已经批准的文件下发前对其所作的一些改动。其实毛泽东在毛远新到来之前就已经对邓小平起了疑心。[4-74]还有一些干部确信，毛远新在传达毛的指示时塞进了他自己的一些观点。
不论是否如邓的拥护者所说，是毛远新将毛邓之间的问题升级，毛远新确实抱持激进观点。1974年底他在辽宁时就与迟群有过一段合作，两人一起推广   “朝阳经验”，目的是向学校提供适合培养农村干部需要的教材，以此进行思想政治教育。[4-75]因此，毛远新本人也同意迟群认为思想教育在清华大学很重要的观点；
  他像迟群一样，反对刘冰、邓小平和周荣鑫重视学术质量的新做法。

毛泽东发动批邓：1975年11月

邓小平意识到了毛泽东对他的工作日益不满，于是在10月31日请求与毛泽东见一面。毛第二天便接见了他，批评他支持刘冰。[4-76]但是毛泽东也给了他一些安慰。邓小平请求毛泽东对过去几个月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作一个评价，毛说   “对”。这等于承认了整顿的成绩。[4-77]毛泽东在过去两三个月与江青的几次见面中依然一如既往地支持邓小平，因此邓小平虽然明知有一定风险，仍对毛的继续支持抱有希望。
  然而事与愿违，他高估了自己在未来几周内能从毛那里得到的支持。

毛远新第二天见到毛泽东时，向他的伯父汇报说，邓小平很少谈文革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几乎不曾称赞以周恩来作为主要对象的批林批孔运动。毛远新说，邓小平几乎不提阶级斗争，只抓生产。最后，也是最令毛泽东担心的，他对伯父说，邓小平有恢复文革前的体制的危险。
  [4-78]毛泽东与侄子这次见面后，邓小平和毛泽东之间的紧张迅速加剧。
邓小平数次试图单独面见毛泽东   “向他请示”，但是在11月1日见面之后，毛泽东总是拒绝见他。如果邓小平只在私下里对他说拥护文革，那么在毛去世之后邓小平可以否认自己说过的话。看过相关文件的党史专家相信，毛泽东想让邓小平拥护文革的话被别人听到，或是写成白纸黑字，这样邓就无法公开否定文革了。
  例如，当毛泽东在11月2日与毛远新见面时，他让毛远新当天去见邓小平，在另外两个干部在场的情况下把他的意见转告给邓小平。
虽然邓榕没有记下日期，但她讲述了父亲在家里与毛远新的一次会面，此事很可能就是发生在那个晚上。[4-79]她写道，一天晚上，毛远新奉毛泽东之命来到她家与邓小平谈话。她不清楚他们关起门来单独说了些什么，但她敢说毛远新是   “来者不善”，父亲则是“绝对不会动摇”。
  据她判断，“父亲和毛远新这次谈话并不愉快。毛远新走的时候，父亲没有送客”。[4-80]据说，毛远新刚担任联络员时，对邓小平等党内老干部多少有些缺乏自信。
  但是当他讲话时有毛泽东在背后全力为他撑腰，他便底气很足。不难想象，邓小平为自己取得的很多个人成就而自豪，他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不愿意肯定文革，对于这个年龄小他一半的人对自己说三道四自然不会有好感。

毛泽东指定了另外两个人——汪东兴和陈锡联——在第二天跟毛远新和邓小平一起开会，他们对文革都持有和毛一样的观点。邓小平知道毛远新会向主席汇报，但他并没有动摇。他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按你﹝毛远新﹞的描述，是中央整个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这个话不好说。
  ⋯⋯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
邓小平知道自己会触犯毛泽东，于是又加了一句，说他愿意再作检讨。[4-81]
这次见面之后，毛远新当天就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没有顺从地接受批评。毛泽东对侄子说，马上再开一个八人会议，原来的四个人（邓小平、毛远新、汪东兴和陈锡联），再加上张春桥（   “四人帮”成员之一）和三名副总理——李先念、纪登奎和华国锋，他们都是文革期间维持着经济和政府工作的人。毛说：“不怕吵，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
此前毛泽东曾说过文革是九分成绩，但他在准备这次会议时作一点让步：邓小平和其他干部必须同意文革是七分成绩，   “﹝政治局会议﹞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急”。[4-82]
第二天，即11月4日，这个八人小组便召开会议，毛远新当晚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的结果。毛远新要求邓小平同意文革是成绩为主，拥护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邓小平却不愿向毛的侄子直接做出回答。毛泽东显然对这种反应感到失望，不过他对侄子说，让他们批评邓小平不是为了撤他的职，而是要帮他纠正错误。
  毛还告诉侄子，要提醒   “四人帮”成员之一的张春桥，这些谈话的内容一个字也不要向江青透露，[4-83]因为她总是在伺机公开批邓。毛远新给伯父汇报完以后，毛泽东指示八个人继续开会，他们也遵旨照办。毛远新在11月7日又向伯父汇报说，让邓小平做出让步的事毫无进展。
 

毛泽东接下来采取的策略是逐渐增加开会的人数，使压力层层加码，直到邓小平明确表示拥护文革。因而，他指示毛远新召集政治局包括江青在内的全部17名成员开会。政治局成员要点名批评文化和科技部门那些支持邓小平的人：胡乔木、胡耀邦、李昌和周荣鑫。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说，打击这些得到邓小平支持的人是向邓小平施加更大压力的手段，因为他知道自己拒不让步会给他的同道带来大麻烦。如前所说，教育部长周荣鑫曾任浙江大学校长，长期担任周恩来和陈云的助手，他一直大胆直言要通过提高教育水平促进现代化，甚至提出要减少思想教育的作用。[4-84]因此，在11月8日进一步批邓时，分管教育的张春桥对周荣鑫说，他必须就鼓励学生只管学习、忽视政治斗争的行为做出检讨。
  在政治局开会批评邓小平及其同道的同时，邓小平的拥护者因其所持的精英教育观点也受到了公开谴责。当时邓小平还没有被公开点名，但是在11月13日，由于毛泽东对邓小平在前几次会上不作回答很不满意，于是给政治局下达书面指示，要他们对邓小平进行   “帮助”。
两天以后，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毛泽东的批评的严重性，而且他很可能十分清楚毛对王洪文不再抱有希望，因此给毛泽东写信，建议让已在浙江完成工作的王洪文代替他领导中央的日常工作。毛泽东当晚就做出了答复，他说，还是要由邓小平继续主持会议。他没有再让王洪文恢复以前的工作，两个月以后他任命华国锋担任了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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