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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时代-上部-9：第5章 在毛时代终结时靠边站-4

撤掉邓小平和提拔华国锋：1976年4月

4月7日上午，当毛远新再次向毛泽东报告最新事态时，毛给了他一份书面批示，对如何进行稍后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做出了指示。在政治局开会时，毛远新出示了毛泽东写的纸条，上面写着：   “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
简言之，运动变成了反革命运动，矛盾也不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更加严重，成了党与企图推翻党的敌人之间的矛盾。毛远新还向政治局传达了毛主席的两条建议：第一，代总理华国锋正式担任总理和党的第一副主席；第二，当时仍未被正式撤销党政军职务的邓小平，要免去其全部职务。
  然而，即便在这时，毛泽东对待邓小平仍是有节制的，还指示说，对邓小平要   “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毛的指示传达后，政治局会议上一片沉寂，随后便批准了毛的建议。只要毛泽东一张口，结果从来不会有任何意外。
  毛泽东把邓小平彻底赶下了台。但是当汪东兴最先向毛泽东透露江青有可能动员群众批邓时，毛指示汪东兴把邓小平转移到一个离他的子女不太远的安全地方，住处要向   “四人帮”保密。[5-47]
毛泽东把权力全部交给华国锋，免去了邓小平的一切正式职务，这就为华国锋领导国家扫清了道路。在毛泽东看来，华国锋担任代总理的几个月里没有犯过大错，况且他也没有更好的人选能既忠实于他的威望、又能与激进派和老干部搞好关系。华国锋在镇压   “四五”示威时也行动有力。

一些了解内情的北京干部相信，直到4月5日之前，毛泽东一直保留着让邓小平和华国锋共同承担领导责任的可能。但是4月5日群众表现出的对邓小平的拥护程度，使这件事变得根本不可能了：华国锋将被邓小平压倒。毛泽东允许邓小平保留党籍，给他留下了重新报效国家的可能，只是现在还为时尚早。
  这一晚8点，发布了华国锋被任命为党的第一副主席和政府总理的公告。[5-48]
全国各大城市党的上层负责人纷纷召开表态大会，向华国锋表示效忠。各个单位和大学也召开了同样的表态大会。例如北京大学的全体学生就接到通知收听4月7日晚上8点的重要广播；
  到了指定时间，校内的广播喇叭宣读了庆贺新上任的第一副主席和总理华国锋的公告，然后宣布召开由各系代表参加的全校大会。代表们在会上声讨邓小平，支持华国锋。不过，有些人注意到，发言者一本正经地念稿子，却几乎没有表现出4月5日天安门广场的抗议者那样的热情。
  [5-49]虽然华国锋很少能见到毛泽东，但是在4月30日新西兰总理马尔登（Robert Muldoon）访华期间他与毛泽东见面时，毛拿出一张纸，在上面潦草地涂了几句话交给华国锋：   “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
[5-50]华国锋当时没有把毛泽东这条最后的指示公之于众，但纸条的真实性和毛泽东的意图无人质疑。[5-51]毛选定了华国锋做他的接班人。毛的判断是，华国锋会一直忠实于他和他的路线，他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但是他希望华国锋能够团结激进派和老干部的想法却未能如愿。毛去世之后没过几天，华国锋就断定自己不可能跟江青及其激进派同伙共事。毛泽东还希望华国锋在叶帅和李先念等老干部的支持下，能够形成一个长期稳定的领导班子，这个愿望也未能变成现实。
 

1976年4月7日以后的邓小平

1976年4月8日，邓小平被撤销一切职务的次日，邓请汪东兴把他的一封信转交毛泽东。邓小平在信中明确表示自己仍会遵守党纪。他写道：   “我完全支持党中央让华国锋同志担任第一副主席和总理的决定。”
他知道江青想把他开除出党，又说：   “我对于主席和中央能够允许我留在党内表示衷心的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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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邓小平不被准许参加党内讨论或公开会议，也不能参加红军司令朱德（7月6日去世）和毛泽东（9月9日去世）的追悼会。[5-53]在毛泽东逝世当晚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再次试图把邓小平开除出党，但不仅遭到叶帅的反对，也被恪守毛泽东命令的华国锋拒绝。[5-54]
被批判和孤立的压力即使对邓小平这么刚强的人来说也是一种重负，何况很多人没他那么饱受折腾。4月5日之后，批判周荣鑫的会议愈演愈烈，连负责清理天安门广场的吴德也承认，是   “四人帮”和迟群“把他斗死了”。[5-55]
毛泽东不仅保护邓小平，允许他留在党内，还为他提供了一些特殊的关照。例如，邓小平在6月10日让汪东兴把他的一封信转交华国锋和毛泽东，他说自己的妻子为了治疗眼疾住进医院，最好能有一位家人在医院看护她。毛泽东批准了他的请求。邓小平在6月30日也接到通知，他可以从东交民巷的临时住处搬回宽街的老住所。即使在弥留之际，毛泽东也没有完全放弃邓小平。

邓小平一家人搬回原来的家九天以后，北京一百多公里外的唐山发生大地震，官方统计有24.2万人死亡。北京也有强烈震感，估计有三分之一的建筑结构受损。如同帝制时代一样，有人认为这场灾难是上天对统治者不满的征兆。
  邓小平一家人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在院子里搭了一个帐篷，一直住到他们不再担心房子倒塌为止。邓小平一家人搬回原来的家之后，从1976年4月5日直到1977年初恢复工作，他在宽街的生活就像在江西的三年一样，又变成了以家人为中心，并只能从报纸和电台上了解新闻。

1976年4月7日后的政治制衡

华国锋被选为总理和第一副主席意味着他在政治上的排名第一次超过了   “四人帮”。华国锋想跟“四人帮”搞好关系，可是他们却要唱自己的戏。大体而言，他们是激进派的宣传家，华国锋则是解决问题的实干家。此外，华国锋的晋升也使“四人帮”有理由把他视为劲敌。
华国锋从一个谦逊的中层干部到突然身负大任，在把握紧张的政治气氛上格外小心。很多老干部支持他，是因为至少在短期内他们找不到另外一个能维护国家团结的人，还因为华走的是温和路线，更因为华主动和他们合作。
直到4月7日以前，毛泽东仍然大权在握，仍有精力操纵上层政治，但是他也知道，人们都觉得他最多活不过一年。他已经看到耗子们正在弃沉船他去。2月23日他会见尼克松总统时，提到了自己念念不忘的   “六厂两校”，他说：“我也只能管得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

[5-56]高层干部因为他早年取得的成就仍然尊重他，但是他们也在考虑还要在多大程度上服从他。他已经不再能把自己的威名变为实权，像1958年或1966年至1967年那样动员全国了。
毛泽东选定了华国锋，并在4月7日进一步明确地把统治权交给他，但无论在这之前还是之后，两人之间都很少直接来往。在这之前，即使卧病在床，毛仍然积极部署批邓运动，挑选未来的领导核心。而4月7日之后，尤其是5月11日第一次心脏病发作之后，他就既无心也无力积极指导华国锋了。
  与此相反，江青依然精力充沛，猛批邓小平和其他老干部。她尽力巩固自己的关系网，重点首先放在党和军队的宣传部门上，并且恫吓那些畏惧在毛死后由她掌权、不敢得罪她的人。
1976年5月，叶帅的至交之一王震将军去西山军区大院叶剑英的住处看望叶。王震提出了如何对待   “四人帮”的问题。当时还很少有人敢于说出很多人的心里话：其实“四人帮”本是一个以毛主席为首的“五人帮”。
  的确，据说当王震小心翼翼地问叶帅对“四人帮”的看法时，叶帅担心可能有人窃听，便展开右手的四个指头，并把拇指弯向掌心，他的意思是，等毛泽东撒手人寰之后再说吧。哪怕这个故事是捏造的，北京也有很多人相信它，它也符合叶帅的风格。
身为毛泽东联络员的毛远新，在部署批邓和提拔华国锋上扮演着核心角色，但是4月5日之后，随着毛泽东不再积极问政，毛远新的角色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尽管华国锋在4月7日担任了更高的职务，他并没有获得对军队的控制权，这使他不能像邓小平那样行使权力。华国锋指导行动的治国方针并没有远离邓小平的做法：即以务实的方式推动四个现代化。上面的决策仍然悬而未决，下面的官僚系统则每日每天继续运行着，尽管缺少大方向；同时不安地等待着毛泽东之后新的权力格局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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