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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时代-上部-9：第5章 在毛时代终结时靠边站-7
毛泽东激进路线的终结
学者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Levinson）谈到儒家思想在帝制末年的命运时说：当儒家思想丧失活力时，它虽然仍被供奉于庙堂之上受到人们祭拜，但是它已经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失去了联系。同样，毛泽东去世和 “四人帮”被捕之后，毛仍被供奉在神坛上，到天安门广场中心的毛主席纪念堂参观的人仍然络绎不绝，但是他的激进思想、他的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内容了。
其实，毛泽东激进思想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分离过程，早在1974年毛泽东宣布支持安定团结时就已经开始了。1975年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以及1976年初华国锋掌权时期，这个过程一直在继续。 “四人帮”被捕后，激进的毛主义终于失去了最后的有力拥护者。
宣布“四人帮”被捕之后自发的欢庆，以及先前“四五”运动时的民意宣泄，都是强大而明显的象征，表明群众憎恨给国家带来严重混乱和破坏的毛泽东的激进思想。
后来的审判 “四人帮”成了一次全民观赏的庙堂祭典，这次审判中对毛泽东激进思想的谴责没有针对毛，而是被转嫁给了“四人帮”。其实，包括一些庆贺“四人帮”被捕收审的干部在内，很多人过去都曾信奉毛的激进理想，甚至参与过实现这种理想的努力。尽管如此，“四人帮”的覆灭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种想通过不断革命和阶级斗争去改造世界的希望的破灭。
中国人在这种局势的转折中表现出的兴奋和释然，后来将会变成支持改革开放务实政策的深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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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5-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976年1月8日，第141页。 [5-2]毛泽东对汪东兴的评价，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纽约：明镜出版社，2003），第7–8、602–604页。 [5-3]Jiaqi Yan and Gao Gao, Turbulent Decade: 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96), p. 482. [5-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月5日，第140–141页。
[5-5]《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月9日，第141–142页。 [5-6]关于周恩来晚年与毛泽东的关系，参见《晚年周恩来》。 [5-7]吴德：《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第203–204页。
[5-8]加塞德（Roger Garside）是1976年至1979年的英国驻华外交官；David Zweig是加拿大交流学生，两人都会讲汉语，那几天的大多数时间他们都在天安门广场。参看Roger Garside, Com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5-9]吴德：《吴德口述》，第203页。
[5-10]关于不允许佩戴黑纱的禁令，吴德：《吴德口述》，第204页。 [5-11]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0–13. [5-12]《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月12日，第142–143页。 [5-13]Chaozhu Ji, The Man on Mao’s Right: From Harvard Yard to Tiananmen Square, My Life Inside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8), p. 285；
2002年4月对冀朝铸的采访。 [5-1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月15日，第143–144页；Ji, The Man on Mao’s Right, p. 285. [5-15]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2–13. [5-16]《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月14日，第143页。
[5-17]DXPCR, p. 372. [5-1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月20日。 [5-19]对党史学者的采访，无日期。 [5-20]DXPCR, pp. 372, 380–388; Frederick Teiwes and Warren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2–1976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7), pp. 414–415. [5-21]《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月20日，第145页。
[5-22]《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月21日，第145–146页。 [5-2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月21日，1月–4月，第146页。 [5-24]《人民日报》，1976年月1月26日。
[5-25]《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月21日，第146页。 [5-26]《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2月2日，第147页。 [5-27]DXPCR, pp. 380–388；
《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月15、21日，2月2日，第143–147页。 [5-28]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443–447. [5-29]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在1975》（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第584页。 [5-30]《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2月2日，第147页。
[5-31]《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2月25日–3月初，第147–148页。 [5-32]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8–24. [5-33]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10–115. David S. Zweig, “The Peita Debate on Education and the Fall of Teng Hsiao-p’ing,” The China Quarterly, no. 73 (March 1978): 154. [5-3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3月26日，第148页。 [5-35]吴德：《吴德口述》，第204–206页。
[5-36]Garside, Coming Alive, p. 115. [5-37]关于邓小平告诉家人不要去天安门广场，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3月下旬—4月初，第148–149页。 [5-38]Zweig, “The Peita Debate on Education and the Fall of Teng Hsiao-p’ing,” pp. 154–158; 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25–128. [5-39]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25–126. [5-40]吴德：《吴德口述》，第207–211页。 [5-41]《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4月5日，第149页。
[5-42]吴德：《吴德口述》，第210–214页。据Garside说，广播是从下午6点半开始，9点35分时打了探照灯，在紫禁城里集结待命的民兵向广场进发。见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28–135. “四人帮”被捕后，吴德多次为污蔑邓小平做过检讨，但他也替自己辩解说，4月5日那天他别无选择，只能服从毛主席和政治局的决定。
尽管有人说4月5日那天有大量流血，但对这一事件的3份调查报告，包括在医院和火葬场及其他几处的调查，都没有找到有任何人死于镇压的证据。吴德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编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中一些记述的混乱，是由于中央政治局在4月4日和5日两次会议被混在一起，让人以为这两次会议都是在4月4日召开的，还因为一些“四人帮”做出的批评没有被记录在案。见吴德：《吴德口述》，第218–221页。
[5-43]2006年10月21日对章含之的采访。 [5-44]2006年1月对一位熟悉毛远新观点的干部的采访。 [5-45]《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4月6日，第149页。
[5-46]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308页。 [5-47]即使是高层干部也不知道邓小平的去向，因此在外国人中间谣言四起，说邓小平避走广州，被他的老友和支持者、1974年1月至1980年2月担任广东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将军保护起来。不仅香港的报纸，连一些西方分析家也报道过这些传言。
见Garside, The Coming Alive, p. 140; Harrison E. Salisbury, 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 (Boston: Little, Brown, 1992), p. 367. 邓小平的女儿后来纠正了这些误解。 [5-4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4月7日，第150页；吴德：《吴德口述》，第216–218页。 [5-49]Zweig, “The Peita Debate on Education and the Fall of Teng Hsiao-p’ing,” p. 158. [5-5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下册，第1778页。 [5-51]毛泽东的医生李志绥说毛泽东是在4月30日给华国锋写下这些话的。见Zhisui Li, with the editorial assistance of Anne F. Thuston,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The Memoirs of Mao’s Personal Physici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 p. 5. [5-52]《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4月7日、8日，第150页。
[5-5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7月6日，9月9日，第151页。 [5-5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9月9日，第151页。 [5-55]吴德：《吴德口述》，第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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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 390. [5-57]《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9月9日，第151页。 [5-58]Roxane Witke, Comrade Chiang Ch’ing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p. 449. 关于“四人帮”被捕的背景和过程的简要记叙，见史云、李丹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8卷：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1972–1976）》（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第647–716页；武健华：“粉碎“四人帮”策划实施过程”，《中华儿女》，2001年第10、11期，后收入李海文：《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1949–1980）》（上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下册，第248–281页；
范硕：《叶剑英在关键时刻》（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吴德：《吴德口述》。英文文献见Yan and Gao, Turbulent Decade, pp. 519–528; 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536–594; and 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40–45. [5-59]范硕：《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第363–364页。
Li, with the editorial assistance of Thurston,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pp. 3–30, 615–625；2007年10月对纪登奎之子纪虎民的采访。 [5-60]范硕：《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第367页。
[5-61]范硕：《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第369–370页。 [5-62]Yan and Gao, Turbulent Decade, p. 524; 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年的中国》（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第4–5页；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551–594. [5-63]范硕：《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第368页。
是华国锋还是叶剑英首先提议采取行动，以及两人中谁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在西方和中国学者中有不同看法。华国锋掌权时，中国媒体强调他起的作用更大，他下台之后同一批媒体又强调叶剑英的作用。两人显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这个问题讨论可参见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536–594. [5-64]范硕：《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第377–380页。 [5-65]Garside, Coming Alive, p. 154 与 Salisbury, The New Emperors, p. 274 都提到未经证实的报道，称毛远新本想逃跑，在试图登上一架去东北的飞机时被捕。但是看过很多党内文件的范硕没有提到这些传言，香港《明报》和《争鸣》杂志曾经将这条传闻和关于捉捕江青的戏剧化报道一同刊出，相关的概要介绍见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52–167。
党史专家也没有证实这些传言。 另参见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 580。 [5-66]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 582. [5-67]Roderich MacFarquhar, The Politics of China: The Era of Mao and Deng, 2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312. [5-68]关于这些工人民兵的背景，见Elizabeth J. Perry, 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 Worker Militias, Citizenship, an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6). [5-69]程中原、李正华、王玉祥：《1976–1981年的中国》，第11–14页；
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582–590. [5-70]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54–167. [5-71]《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0月21日，第152页；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65–166. [5-72]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586–587. [5-7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0月26日，第152–153页。 [5-7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第153页。
[5-75]DXPCR, pp. 440–441. [5-76]《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0月7、10日，第152页。转引自Baum, Burying Mao, p. 43. [5-77]《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2月7、12、13、14、24日，第153–154页。 [5-78]《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54页。
🔗 连载目录
48. 邓小平时代-上部-9：第5章 在毛时代终结时靠边站-2
49. 邓小平时代-上部-9：第5章 在毛时代终结时靠边站-3
50. 邓小平时代-上部-9：第5章 在毛时代终结时靠边站-4
51. 邓小平时代-上部-9：第5章 在毛时代终结时靠边站-5
52. 邓小平时代-上部-9：第5章 在毛时代终结时靠边站-6
53. 邓小平时代-上部-9：第5章 在毛时代终结时靠边站-7 🔴
55. 邓小平时代-上部-10：第6章 在华国锋时期复出-2
56. 邓小平时代-上部-10：第6章 在华国锋时期复出-3
57. 邓小平时代-上部-10：第6章 在华国锋时期复出-4
58. 邓小平时代-上部-10：第6章 在华国锋时期复出-5
59. 邓小平时代-上部-10：第6章 在华国锋时期复出-6
60. 邓小平时代-上部-10：第6章 在华国锋时期复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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