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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时代-上部-10：第6章 在华国锋时期复出-4

开会期间，华国锋对很多想为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人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他承认，是   “四人帮”在1976年4月压制群众悼念周恩来去世，邓小平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人民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是合情合理的。然而他依然把它称为“反革命事件”，并且说，有极少数参与者是反革命分子。
  他又说，反击右倾翻案风——人人都知道邓小平赞成翻案——是正确的。[6-21]
华国锋意识到了人们普遍支持邓小平复出，他说，要做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他的意思很清楚，时机一到，邓小平的复出之路自然会畅通，但不必操之过急。不过，华国锋对邓小平的支持者也做出一些让步，他说，（十届）三中全会和十一大（将在这一年夏天举行）适合做出让邓小平复出的正式决定。
在发生着变化的政治环境中，华国锋力求掌控《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以便加强他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4月7日，中央传达了华国锋关于如何学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指示，其中提到毛泽东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一段话。一周后的4月15日，经华国锋正式批准，《毛选》第五卷出版。
  [6-22]但不论华的指示还是《毛选》第五卷的出版，都未能阻止人们对邓小平重新担任要职的不断增长的支持。
在这期间，邓小平明确表示他不支持华国锋的   “两个凡是”。在4月10日写给华国锋、叶帅和其他中央委员的信中，邓小平表明了他对那篇有争议的社论的看法。他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6-23]邓小平以这种聪明的说法承认了毛泽东的权威，但实际上他是在说，华国锋并不是解释毛泽东的观点的唯一权威；任何具体问题都要放在更大的背景里去看待，而与华国锋相比，那些长期跟毛泽东一起工作、与毛关系密切的中共领导人，更有资格从这个“更大的背景”对毛的观点做出判断。邓小平随后感谢中央为他洗清了名声，承认他没有参与天安门事件。
  他说，至于他个人的工作安排，“做什么，什么时机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他还建议把他这封信，连同1976年10月10日他写给华国锋表示支持其领导的信一起，印发全党。[6-24]

华国锋在收到邓小平的信时意识到，必须对日益高涨的支持邓小平复出的力量做出回应，于是他派忠实于自己的高层干部汪东兴和李鑫去跟邓小平商量他复出的事。[6-25]此时华国锋已经肯定了   “四五”示威活动的积极意义，因此邓小平对自己的好友说，他坚信天安门事件不久就会被看作一场革命运动。[6-26]在这个背景下，邓小平没有心情满足汪东兴和李鑫两人向他提出的要求：在为他的复出做准备时，他要肯定“两个凡是”。
  邓小平告诉他们，如果把“两个凡是”奉为教条，为他平反的事就说不通，对天安门广场示威的肯定也说不通。[6-27]
邓小平又解释说，不能把毛泽东在某个场合做的事拿来解释他在不同场合和时间做的事。毛泽东本人也承认自己犯过错误，不管什么人，只要做事就会犯错误。一个人能做到七分正确就很不错了。邓小平说：如果我死后人们能给我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足了。[6-28]
人们估计邓小平为了重返工作岗位，会写信公开表示接受华国锋的领导。邓小平也遂了他们的心愿。他在1976年10月10日的信中就已说过：   “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
[6-29]4月14日邓小平对信作了稍许修改后，华国锋同意将其印发党内。5月3日这些信在党内印发，一直下发到县团级。[6-30]华国锋一度尽可能合理地拖延邓小平的复出，但最终，当邓小平写信表示接受他的领导后，华还是向势力强大的老干部所形成的气氛做出了让步——他们都希望邓小平回来。

虽然直到三中全会才正式宣布邓小平的复出，但是印发他赞扬华国锋领导的信等于向党内中层以上干部发出通知，邓小平的复出已是指日可待。[6-31]党内人士对饱经考验的邓小平抱有很高期望，认为他能在维护秩序和实现现代化上发挥重要作用。党内人士也在私下议论华国锋和邓小平两人将来的关系，外国媒体则在公开讨论此事。

  他说，胡乔木的批评我不介意，胡乔木只是讲了一些套话，这可以理解；没有必要为这种装样子的事道歉。邓小平还称赞胡乔木为毛泽东起草的讲话   “论十大关系”（此文已收入《毛选》第五卷）。
  他说，他欢迎胡乔木回到写作班子。  

叶帅和邓小平见面后，这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同意共同负责军队工作。邓小平重新拾起了他在1975年要解决的问题：推动裁军，征召受过更好教育的兵员，改进训练和纪律，提升军事科学技术，使军队为现代战争做好准备。他在军队会议的讲话中这些仍是中心话题，但他也讲到了更大的政治问题：要   “实事求是”。
  [6-34]不过，他用于军队工作上的精力要比用在科技教育上的少得多。
邓小平也没有把很多时间用在外交上。他同意参与重要决策，但他表示不想承担对日常外交工作的领导，他说那让他感到厌倦。邓小平还说，他真正想抓的工作是科技和教育，他认为这是现代化最重要的领域。
邓小平估计，中国的科学技术已经落后世界20年。例如，他提到中国当时大约有20万名科技人员，而美国是120万。他说，为了急起直追，中国必须承认自己已经大大落后，也要着手培养自己的人才。
  他重新提出了他在1975年支持的政策，他说，必须通过考试选拔中小学的尖子人才，让他们在最好的大专院校接受最好的教育。[6-35]
邓小平提出接手科技工作，也是在表明他不会很快就在关键的政治领域挑战华国锋。但是，为了促进科学的发展，邓小平毫不犹豫地触及仍然敏感的政治问题。与那些坚持   “红”比“专”更重要的毛派分子相反，他大胆宣布，对政治不感兴趣的科技人员也是有用之人，军队也需要培养人才。[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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