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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教父:开放40年来邓小平究竟给今日中国留下什么

2020-09-30 02:56 , 25

[编按:转载于 BBC中文网/记者山海,  2018-12-18 ]


历史对邓小平的评价,从不缺少争议。他一手缔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也造成政治改革的停滞。回溯改革开放40年,这个庞大国家的成与败,似乎都与邓小平密不可分。

1979年1月,邓小平的车队行驶在华盛顿街道上。两边人群产生奇妙分野——一边抗议者挥舞着台湾“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另一边抗议者则是狂热的美国左派,他们认为邓背叛了毛泽东的革命。甚至在白宫草坪的欢迎仪式上,有两人因高喊“毛主席万岁”,而被强行带离。

势成水火的两股势力都在反对邓小平,反对的理由却又显得十分充足——邓访美一个月前,台北熟睡中的蒋经国,被大洋彼岸电话吵醒,得知美台断交;此前不久的北京,邓掀起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被毛泽东的支持者斥责在“砍旗”、“违反中央精神和反对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访美.jpg

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时接过牛仔递过的帽子并戴上,成为开启中美关系的标志性举动。


此后18年,更多矛盾在邓小平身上持续呈现。

他反对“两个凡是”,努力使文革后的中国走出毛泽东的阴影;但却又极力避免成为“第二个赫鲁晓夫”,力排众议在官方文件中给予毛泽东积极的历史评价。

邓小平是政治斗争中改革派最有利的支持者,甚至是培育者;但面对诉求民主的学生,他却下命令“采取一切手段”恢复秩序。邓小平主张“摸着石头过河”,务实推进经济改革,塑造此后几十年的改革方法论;但他也曾强行推“物价闯关”,导致全民抢购潮,诱发通货膨胀。


改革之路,矛盾丛生,也让各方对邓的评价不尽相同。

中国官方语境将他形容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手缔造今日经济奇迹;哈佛大学教授、《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认为,改革开放并没有清晰、完整、现成的设计图纸,不如说,邓小平全面领导转型过程的总经理;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尔则认为,“总设计师”应该是赵紫阳,邓更像是改革的“教父”,他临阵督战,抵挡四面八方的反对者;曾出版赵紫阳回忆录的鲍朴更认同台湾学者钟延麟的观点,认为邓小平实则是毛泽东的“副帅”,并得出“主事在毛,成事在邓”的结论。

哪个历史评价更公允,需要时间的持续检验。

但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们能做的是重新观察他在关键时刻的决策细节;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在另一个政治强人习近平主政的当下中国,邓小平的改革遗产是如何被扬弃的。


“西单民主墙”与六四事件——自由的尺度

1978年,入冬后,中国北方万物冰冻,而思想的解冻却在江湖和庙堂两个层面,同时发生。

庙堂之上,11月召开中央工作会,原本议题是农业及之后两年国家发展计划。

会议刚开两天,政治气氛迅速改变。与会的210名高层干部,纷纷发言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和对“四五”事件定性表达不满。舆论汹涌,以至于叶剑英劝华国锋顺势改变。

这次气氛的转折,为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执掌政权提供条件。傅高义引述党内老领导评价,“就像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成为党主席的转折点一样,这次工作会议是邓小平崛起的一次决定性事件。”

江湖之中,也发生着微妙而剧烈的变化。

工作会开始后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登载“四五”运动中天安门诗抄,还批评对毛泽东的迷信为“现代迷信”。时任副主席汪东兴气急败坏地叫停发行,却被人一页一页地贴上天安门西边几百米的灰砖墙上。由此一发不可收拾,诉求民主、批评毛泽东和文革的大字报,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西单墙”上。


“西单墙”恰为我们提供一个对于邓小平心中自由尺度的绝佳观察点。


政治气氛转向,民间与高层相呼应,一度为邓小平所乐见。11月28日,邓在回见日本民社党党魁佐佐木良作时称,“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他还进一步反问,“允许群众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有什么错?”

一个月后,大字报的形式已无法满足民众的表达欲。

时任新华社记者杨继绳记述,12月28日,有人在西单墙演讲,认为光争取民主、自由还不够,最根本是要改变国家的政治制度,数千听众堵塞交通,人群遂向天安门转移,边走边高喊“要民主,不要专制”“让思想冲破牢笼子”的口号。

3月25日,北京动物园职工魏京生贴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一文,直接点明邓小平“走的是独裁路线”。三天后,北京市政府发布禁令,第四天即逮捕魏京生。

傅高义猜测,“西单墙”曾为邓的政治理想提供燃料,因而被他容纳,甚至鼓励。随着言论触及中共领导的根本制度,他断然压制。一位前省委书记评价,邓小平对民主的看法就像“叶公好龙”一样,如果龙真的出现,他就害怕了。


1989年6月2日的天安门广场,远处为中央美院学生四天赶制的民主女神像,5月30日被正式立于天安门广场。


档案:邓小平曾说200人死可换20年稳定

在改革开放的第一时间,民间思想的一次喷发就这样骤然遇冷。邓小平意识到政治言论需要红线。

魏京生被捕后一天,邓小平发表讲话,确立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四项基本原则为之后四十年的言论管制划定“红线”,乃至今时今日,还在影响中国。

毛泽东去世后第一次来自民间的思想解放与反思,激烈喷薄,却心有余悸地快速收缩。这一蛰伏就是十年,再次爆发已是1989年的春天——彼时,数以万计的学生带着更强烈的民主诉求,再一次触及四项基本原则,邓决定用武力一劳永逸地结束运动,维护政府权威。他的女儿邓林曾说,不管邓小平受到多少批评,他从未怀疑过自己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

鲍朴向BBC中文表示,由此可知邓小平在政治上延用毛泽东的制度和思想方法,他在1989年对待学运的态度,与1956年波匈事件时中国态度相同,当时苏共还未考虑派兵镇压时,中共已经建议派兵。所以说邓与毛在政治上是一贯的,即用无产阶级专政,用权力达成社会共识,把异议消灭掉,这个没有变化。

或许比外界更能一窥邓小平内心的,是他早年的一份课堂作业。1926年8月12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邓小平只有21岁,他在作业中写道,“集中的权利要自上而下地行使。服从上级命令是绝对必要的。允许多少民主,要视周围的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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