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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时代-下部-2：第13章 邓小平的治国术-3

邓小平很清楚，在新就业岗位出现之前取消国营企业，将造成严重的社会乃至政治问题，所以他决定把关闭缺少竞争力的国营企业先放一放，等到有了更多就业机会再说。他知道，强迫那些在革命中打过仗的老干部退休会遇到广泛的抵制，他愿意动用有限的财政，为同意退休的人提供优厚的待遇，包括住房和休闲设备，一些高干甚至可以继续使用公车。完成了这些困难的转变之后，他才开始建立法定退休年龄的正常制度。
  邓小平大大扩展了有才华的年轻人得到深造的机会，提高了学者的地位，允许知识青年从农村返城。他很快就设立了计划，使445万工作素质有待提高的   “专业技术人员”得到再培训；成立了人才交流中心，鼓励受过教育的人把档案存放在那里，以方便人才流往最需要的地方。[13-9]
邓小平愿意采取一些过渡措施，但他心中始终想着长远目标。1981年文革后的第一批中国大学生毕业时，邓小平继续实行毕业生分配制度，把大学生安排到指定的关键岗位。直到1980年代末，邓小平才允许大学毕业生自主择业。
邓小平不认为在1978年就能预见到哪些制度最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他授意赵紫阳成立研究机构，研究各地采用的截然不同的体制。如果试验取得成功，他会鼓励人们尝试在其他地方是否也能奏效。
正视令人不快的事实。邓小平认为，掌握真实情况十分重要。在大跃进期间，浮夸报告使灾难变得更加深重。
  邓小平会通过不同的渠道验证自己得到的信息，然后再对它的真实性做出判断。即使这样他也会存一份戒心，愿意找机会亲自看一看。邓小平尤其愿意听取他所选定的一部分官员的意见，如杨尚昆和他的机要秘书王瑞林，他们能够对他实话实说。
  他也仔细听取外国人向他介绍他们在中国看到的情况。

邓小平不但避免夸大他认为中国从长远看能取得的成就，而且尽量降低地方干部和普通群众对短期内所能取得的成就的不切实际的期望。此外，他接受专家的劝告，中国不应急于发展大型重工业部门，而应首先集中力量搞好轻工业。
做事果敢。用中国人的说法，邓小平能做到   “举重若轻”。陈云同在军队中与邓小平共事12年的刘伯承相似，以办事慎重而闻名，属于“举轻若重”的人。
  陈云注重细节，尤其是在经济问题上，比邓小平要细心得多。但是在邓小平看来，想在打仗之前搜集到敌方全部情报的指挥官难免要贻误战机。邓小平确实用很多时间分析自己的决定的潜在后果，但在重大问题上，他往往愿意在摸清全部事实之前就大胆推进。
  推进、巩固、再推进。邓小平认为，对于遇到严重阻力的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是不断施加一定的压力，然后等待事情得到巩固后再继续向前推进。[13-10]例如，为了使华国锋下台更加顺利，邓小平分几个阶段施加压力，在继续推进之前让其他人做出调整。
  1980年代初他认为与苏联恢复正常关系的时机未到，但仍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些有限进展，直到苏联因过度扩张而不堪重负，愿意与中国恢复正常关系。
加强团结，减少分歧。邓小平接手的中国是一个因深刻的内在冲突而饱尝痛苦的国家。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地主被消灭，连续不断的残酷政治运动在文革中达到顶点，留下很多   “你死我活”的敌对情绪。此外，这些斗争遍及每一个村庄和工厂，这意味着受迫害者或其子女往往要和迫害过他们的人一起工作。

邓小平当政时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减少受迫害者的亲友想寻机   “算账”的欲望。他经常利用自己身居高位的资格，鼓励人们让过去的事成为过去，专心干好自己的工作。他也经常用“不争论”一语。他把很多有争议的问题放到一边，认为不妨把难题留给后人去解决，他们可能有更聪明的解决办法。他还全力支持胡耀邦清理文革中的冤假错案，为受害者恢复名誉，对遭受物质损失的人给予补偿。

邓小平聪明地解释了中国为何要进行个体户试验，在恰当的时机对保守派做出一点不屑的表示，既机智地避免了意识形态之争，又鼓励了更多就业，使更大的私营企业得以立足。

用大白话解释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邓小平做出基本的政策决定后，会用人们喜闻乐见的俗语对之加以解释。这些机智通俗的说法不但使人难以反对政策，还能让人觉得邓小平平易近人。
  他并不是第一个运用格言俗语、使之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中央高层领导人，但他运用得很广。他的   “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一种很有创意的方式，它为减少毛泽东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赢得了广泛支持，它意味着干实事要比遵循某种意识形态更重要。如果他直接说“意识形态不重要”，将会引起极大争议，而他的“猫论”会让人听后付之一笑。
  （事实上，有些企业家甚至生产和销售以猫为主题的装饰品。）另一个说法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它有助于降低很多想在改革后快速致富的人的期望值，在改革惠及每个人之前打消人们对致富者的嫉妒。它也是一个承诺，一部分人富起来之后，政府会努力让更多的人致富。
  “摸着石头过河”也是鼓励试验的一种方式，它承认在新形势下不应指望所有的政策都能奏效。
在解释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把握好平衡。遵照中共的传统做法，在重要的政策性文件中，邓小平专注于使他的计划保持稳健的中庸之道。他时常批评极端主义的做法，既批左又批右，既批   “封建思想”又批“资产阶级思想”。
  此外，在向群众说明重要政策时，邓小平认为更有效的办法是做出解释，讲明大局和行动的长期目标，而不是直接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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