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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时代-下部-5：第16章 加快经济发展和开放-7

中苏改革的比较

社会主义计划体制最先是由苏联采用的，之后又进入中国，旨在帮助后发展国家追赶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地区。它使中国能够积累资本，并将资源用于最优先的领域。就像早期苏联的情况一样，这种计划体制使中国得以在1950年代推动重工业的发展。
  但是到1970年代时，中苏两国的经济都远远落后于更开放、更具竞争力的体制。然而，当1991年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制度崩溃时，中国却能自豪地宣称，它在1978年以后取得了平均10%的年增长率。是什么因素使中国在1980年代的表现远优于苏联和东欧？
  中国与苏联相比具备很多优势。它有漫长的海岸线，可以利用比陆路运输更为便宜和方便的海洋运输。过去200年来，移居香港、台湾、东南亚和西方的华人及其后代有2,000万之众，他们可以作为资本和知识的来源为中国所用。
  此外，中国大陆潜在的巨大市场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众多商人，他们愿意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帮助，以便今后能够进入这个有十亿消费者的市场。政治动机也发挥了部分作用：中国在1978年实行开放政策后，很多西方国家想使中国进一步疏远苏联，愿意向中国慷慨提供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国的学生和游客。
地理和种族的同质性也对中国的成功起着重要作用。由于稻田耕作的性质，中国包产到户的政策使农民种地的热情空前高涨，农业产出大幅提升，这在拥有广阔的旱地、更宜于采用大型拖拉机耕作的苏联是不可实现的。与各种少数民族超过人口一半的苏联相比，人口中93%为汉人的中国也更容易达成国家的团结。
  苏联由于在过去100年里不断扩展到广阔的新区域，新纳入的少数民族一直在积极或消极地抵抗着苏联的统治。与此相比，中国对它目前的大部分疆域都已经统治长达2,000多年，它也没有通过占领反抗其统治的国家来进行过度扩张。

中国的统治者从国家的悠久历史中形成了中国乃是文明中心的信念，而苏联的领导人长久以来一直觉得苏联大大落后于西欧各国。再者，中国与其邻居——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有某些共同的文化特征，而后者不久前已成功转型为富裕的现代国家和地区，可以作为中国效仿的榜样。
然而，不论中国有哪些内在的固有优势，邓小平在关键性问题上做出了与苏联领导人截然不同的选择，而邓的选择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被证明要成功得多。[16-59]首先，他坚持共产党的权威。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废除苏共的垄断权力建立一套新的治理体系，而邓小平有一个从未动摇过的信念：当初按苏共模式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应当保持作为中国唯一统治者的地位。
  在他看来，只有中共能够提供在中国进行稳定统治所需要的忠诚、纪律和信念。邓小平相信，中国需要单一的执政党领导国家，他的这一信念与20世纪中国的另外三位主要领导人——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一脉相承。
但是邓小平也务实地面对需要做出的改变。他知道他在1978年所继承的中共臃肿而僵化，无法提供现代化所需要的领导力。他确信党的很多资深干部，尤其是在文革的政治斗争中发迹的人，是不足以领导现代化的无能之辈。
  他没有把他们大批清除出党，因为这样做会带来破坏，导致党的分裂，使党不能专心处理国家面临的真正问题。但是他确实悄悄地把他们赶下了最重要的岗位，将位置留给那些有能力领导现代化的人。邓在为高层领导岗位选拔人才上十分用心，而且鼓励下级干部也这样做。
  这些领导班子选定之后，就会给予他们相当大的空间使其进取。

邓小平的做法是步步推进，不搞   “大爆炸”（big bang，亦称“休克疗法”）式的一步到位。俄罗斯在1991年后听从了某些经济学家的建议，以“大爆炸”的方式迅速开放市场。与之相反，邓小平根据世行推荐的专家建议，接受了突然开放市场将导致混乱的观点。
  很多把制度视为理所当然的西方经济学家所不理解的事，他却深谙其中的道理：要建立全国性的制度，并为之配备能够适应当地文化与环境的体制、规章、法律和训练有素的人员，这是一项费时而又至关重要的工作。中国缺少必要的经验、规章、精明的企业家或私人资本，不可能突然转向市场经济。邓小平知道，19世纪的日本和后来的其他东亚经济体，都花了几十年时间来建立使其可以追赶西方的制度，他如果突然解散现有的国营企业，必然引起大范围的失业，这从政治和社会角度都是难以承受的。
  因此他让陈云等人维持旧体制的运转，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基础，同时允许市场逐步发育，使人们获取经验，让制度适应更加开放的经济。邓小平没有强制推行新的体制——包产到户、乡镇企业或私营企业，而是让地方开展这类试验，然后宣传成功的经验，让其他地方按自身条件加以采用。
邓小平全部改革战略的支撑点，是他坚定地相信中国必须从观念到贸易都向外部世界全面开放。苏联领导人对于允许外国商人和企业在苏联开工厂十分谨慎，也不敢放手派遣大批苏联学生去海外留学。邓小平知道，外国人和归国留学生带来的变化有可能使中国面对艰巨的调整问题，但是他坚信，一个国家只有保持开放才能最好地发展。
  他的一些同事担心外国人和各种外国做法会把中国搞得晕头转向，但邓相信中共足够强大，能够对事态加以控制。邓大力支持派遣官员和学生出国，翻译国外的书籍和文献，欢迎外国顾问和商人来华。有人害怕外国人的竞争会危及中国的生活方式和利益，他对此类批评也有充分的准备。
  他认为外国公司的竞争非但搞不垮中国经济，反而能使中国人的生意越做越强。他也不担心出国的人会有很大一部分留在国外，因为他相信他们会继续帮助自己的祖国。

中国在1970和1980年代巨变式的对外开放过程，并不是由邓小平启动的。事实上，毛泽东在1969年的中苏冲突后率先打开了国门，周恩来和华国锋又延续了毛所开创的路线。然而，邓小平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使国门大开，接纳外国的观念、技术和资本，其程度大大超过了他的前任。
  无论经历了何种挫折，他一直掌控着这个扩大开放的艰难过程。他把自己对中国潜力的深刻信念传播给国人，并运用高超的技巧穿越政治险阻，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时期。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人愿意放下架子，承认自身的落后，不断向外国学习他们所能学到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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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6-1]Barry Naughton,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6-2]这次会议记录在案的召开日期是8月26日。见盛平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香港：泰德时代出版社，2007），下册，第537–538页。 [16-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980年7月17日–20日，第656–657页；
  盛平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第537–538页。 [16-4]Yizi Chen,    “The Decision Process behind the 1986–1989 Political Reforms,” in Carol Hamrin and Suisheng Zhao, eds., Decision-Making in Deng’s China: Perspectives from Insider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5), p. 138. [16-5]朱佳木、迟爱萍、赵士刚：《陈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第186页。 [16-6]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广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第93页。
   [16-7]《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编委会编：《邓力群国史讲谈录》（七册本）（北京：无出版社，2000），第7册，第204–205页。 [16-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上中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1982年11月4日，第309页。 [16-9]《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编委会编：《邓力群国史讲谈录》，第7册，第247页。
   [16-10]对林重庚2008年8月、Ross Garnaut 2011年6月、刘遵义（Laurence Lau） 2007年3月的采访。世界银行的林重庚与赵紫阳的交往超过任何外国人，Ross Garnaut在1985至1988年任澳大利亚驻华大使，是曾与霍克（Robert Hawke）总理一起推动澳大利亚经济自由化的专业经济学家。刘遵义是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后来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16-11]Milton and Rose D. Friedman, Two Lucky People: Memoir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p. 543. [16-12]Joseph 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in China: 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Debate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4), pp. 34–41. [16-13]对这些智囊团的讨论见同上。作者也曾采访过杜润生（2006年9月）、卢迈（2006年8月）、姚监复（2006年8月）和邓英淘（2003年10月）。 [16-1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1978.12–2002.5）》（修订版）（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1982年3月18日。
   [16-15]孟禛：《出国留学30年》，《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年6月26日，第6版。 [16-16]邓小平也支持中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加强中国与国际金融界的联系。1981年10月25日，邓小平会见了国际货币组织总裁Jacques de Larosière，表示赞成双方开展合作，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1年10月25日，第780页。
   [16-17]Edwin Lim, “Learning and Working with the Giants,” in Indermit S. Gill and Tood Pugatch, At the Frontlines of Development: Reflections from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2005), pp. 89–119；林重庚：《序言：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对外思想开放》，收入吴敬琏编：《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Pieter Bottelier, “China and the World Bank: How the Partnership Was Built,” working paper 277, Stanfor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pril 2006; Robert McNamara, Oral History Recording, October 3, 1991, pp. 16–18. 当中与林重庚有关的部分，来自2009年8月对林重庚的访谈。关于中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以及世界银行的谈判的大背景，见Harold K. Jacobson and Michel Oksenberg,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MF, the World Bank, and GATT: Toward a Global Economic Orde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0). [16-18]这个团队的官方领导人是Shahid Husain, 他是世界银行东亚区业务副主任，但中国的工作，包括在中国的团队，都由林重庚领导。
  见Jacobson and Oksenberg,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MF, the World Bank, and GATT. [16-19]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 130. [16-20]Edwin Lim et al., China: Long-Term Development Issues and Options: The Report of a Mission Sent to China by the World Bank (Baltimore: Published for the World Bank b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这个报告包含教育、农业、能源、交通运输、经济项目和经济结构几个分册。 [16-21]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 137. 这次莫干山会议召开于1984年9月3–10日。 [16-22]Saburo Okita, Saburo Okita: A Life in Economic Diplomacy (Canberra: Australia-Japan Research Center,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93), pp. 112–123. 1991年8月作者与下河边淳的交谈。
   [16-23]邓力群：《十二个春秋（1975–1987）：邓力群自述》（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第125–126页。1987年至1988年我参观中国工厂时，见到工厂里贴有很多布告牌，有关基本管理原则，以及根据员工遵从日本范例的表现而进行等级评定。 [16-24]邓力群：《十二个春秋（1975–1987）：邓力群自述》（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第125–126、156页。
   [16-25]Chae-Jin Lee, China and Japan: New Economic Diplomacy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4), p. 138; Okita, Saburo Okita: A Life in Economic Diplomacy. [16-26]董辅礽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下册）（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下册，第152–153页。 [16-27]《陈云年谱（1905–1995）》，1983年6月30日，第328–329页；《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3年6月30日，第918–919页。
   [16-2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3年12月22日，第949–950页。 [16-29]《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4年6月30日，第987页；SWDXP-3, pp. 72–75. [16-30]Naughton,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16-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中册，第610–619页；
  邓力群：《十二个春秋》，第545–557页；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p.137–138. [16-32]Xiaokang Su and Luxiang Wang, Deathsong of the River: A Reader’s Guide to the Chinese TV Series “Heshang” (Ithaca, N.Y.: 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1991). [16-33]SWDXP-3, pp. 90–99. [16-34]Jinglian 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Mason, Ohio: Thomson/South-Western, 2005), pp. 357–369; 董辅礽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下册，第310–311页。 [16-35]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p. 357. [16-36]Barry Naughton, “False Starts and Second Wind: Financial Reforms in China’s Industrial System,” in Elizabeth J. Perry and Christine Wong,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5), pp. 223–252; David Bachman, “Implementing Chinese Tax Policy,” in David M. Lampton, ed.,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Post-Mao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p. 119–153; Penelope B. Prime, “Taxation Reform in China’s Public Finance,” in U.S. Congres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hina’s Economic Dilemmas in the 1990s: The Problems of Reforms, Modernization and Interdependence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1; and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2), pp. 167–185. [16-37]《陈云年谱（1905–1995）》，1985年2月18日，第375–376页。
   [16-38]董辅礽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下册，第311–312页；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pp. 363, 949–952. [16-39]《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5年1月23日，第1027–1028页。 [16-40]对广东干部的采访，无日期。
   [16-41]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 152; 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81–182. [16-42]Ezra F. Vogel,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291–294. [16-43]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 153. [16-4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5年6月29日、8月1日，第1055–1056、1063–1065页。 [16-45]SWCY, 3:340–344; 《陈云年谱（1905–1995）》，第3卷，第383–384页。 [16-46]SWDXP-3, pp. 144–150. [16-47]SWDXP-3, p. 203. [16-48]Ziyang 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Zhao Ziyang, trans. and ed. Bao Pu, Renee Chiang, and Adi Ignatiu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9), pp. 122–123. [16-49]SWDXP-3, May 19, 1988, pp. 257–258. [16-50]SWDXP-3, May 19, 1988, pp. 257–258. [16-51]董辅礽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下册，第316页。
   [16-52]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1997），第526–531页。 [16-53]SWDXP-3, pp. 271–272; 《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8年9月12日，第1247–1248页。 [16-54]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p. 368. [16-55]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 228. [16-56]《陈云年谱（1905–1995）》，1988年10月8日，第416–417页。
   [16-5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993），上册，第253–255页。 [16-58]董辅礽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下册，第321–322页；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p. 369. [16-59]对这些不同选择更全面的介绍见William H. Overholt, The Rise of China: How Economic Reform Is Creating a New Superpower (New York: W. W. Norton, 1993), pp. 3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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