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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时代-下部-6：第17章 一国两制：台湾、香港和西藏-7

许家屯离京赴香港之前，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对他说，他应当让大陆增加对香港的理解。杨由于常在香港过冬，与当地知识界关系密切。作为回应，许家屯聘请杨振宁的弟弟杨振汉在香港组建了一个不大的独立智库，为中国官员分析及解释香港的经济及学术形势。
  许家屯还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带到香港，以便增进北京对香港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的了解。
许家屯到达香港时，恰逢中英第二轮谈判即将开始，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助北京的中方谈判人员了解当地情况，为下一轮谈判做准备。最初很多港人怀疑许家屯要加强中共对香港的控制，对他持有戒心。但是许家屯的开放态度和了解香港的真诚愿望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他传递了这样一个基本信息，中国将在1997年后收回香港，但是不必为此担心，一切都会保持原样。[17-72]   “1997之后会是什么”这个谜语在当时的港人中间不胫而走，谜底则是“1998而已”。许家屯参观学校、银行和公司，经常在各种集会、庆典和体育活动中讲话，与穷困市民交谈，参观各种类型的机构。
  他实际上成了影子港督，而且确实被人非正式地称为“总督”。在新华社驻港分社的总部，他挑选了一些有前途的当地人加入他的团队，使团队人数从100人增加到大约400人。他把他们分成不同的小组，派去了解香港政府各个部门和新界的每个民政事务处。
  他们使许家屯能随时了解所有领域的动态。   在接管之前的15年里，他们成了名副其实的“见习政府”。[17-73]那些能证明实力的人有望在1997年后担任重要职务。
 

许家屯抵港三个月后返回北京，向赵紫阳和李先念汇报了香港的整体气氛、经济状况和当地中共官员的素质。他的观察让北京的领导层感到意外。香港的中共党员长期习惯于投北京之所好，总是大唱赞歌，说港人如何反帝，如何热切期盼大陆来解放香港。
  即便那些想讨大陆欢心的港商也说，港人是多么热情地期盼中共领导的前景。许家屯却大胆说出了令人不快的事实，他汇报说，港人对共产党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他们有时感到前途暗淡。[17-74]他还说，香港华商的主流意见是，他们尊重港英政府和法治，怀疑北京是否有能力为香港提供良好的领导。
  此外，很多在1949年以后逃离大陆的香港商人认为绝对不能再相信共产党。他们见识过共产党在1950年代曾承诺善待与之合作的工商界人士，然而后来却自食其言，对他们进行迫害，没收了他们的企业。[17-75]许家屯的报告让李先念深感不安，他说，要把重新赢得香港的民心作为头等大事。
  [17-76]许家屯的报告如同醒脑剂，但它并没有改变邓小平要收回主权的全面计划。在无果而终的第二轮谈判后，中国公布了为1997年后的香港制定的十二条原则，意在提醒英方谈判人员，如果在1984年9月之前达不成协议，中方将单方面准备自己的方案。1983年9月10日，经过第三轮仍陷入僵局的谈判之后，邓小平会见了英国前首相希思。
  他对希思说，英国想用主权来换治权的策略是行不通的。他说，他希望撒切尔首相和英国政府采取明智态度，不要把路走绝了，因为任何事也阻挡不了中国在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邓小平希望，英国在下一轮谈判中应该改变思路，和中国一起制定出保证平稳过渡的方案。
  [17-77]

第四轮谈判仍然没有取得进展，随后港币币值跌至历史最低水平，商店出现了抢购潮，大量资本开始从香港流向海外，有钱的家庭纷纷在加拿大等地购置房产。很多人认为，这是香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柯利达征得撒切尔夫人的同意后，建议在一个有条件的基础上，探讨中方提出的应该在1997年后做些什么的问题。
  在第五轮谈判中，中方对英国表现出一定灵活性感到高兴，但仍然怀疑英国是在耍花招，谈判依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17-78]
柯利达在第六轮谈判中表示，英国真诚希望搞清楚中国在1997年以后的政策，如果能做出令人满意的安排，英方愿意在1997年之后放弃治权。这成了谈判的转机。第六轮谈判之后，中共的媒体不再抨击英国的立场。
  现在轮到中方提出他们的方案了，但是他们在第七轮谈判中尚未准备提出新建议。从1984年1月25至26日展开的第八轮谈判开始，双方的会谈变得更有成效，英方提供了他们如何治理这个全球化城市的详细分析，中方把其中的很多内容纳入了他们的文件。[17-79]随着谈判的进行，虽然双方尚未就主权问题具体达成一致，但中国将在1997年收回主权这一点上已经日趋明朗。
  第12轮谈判之后，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Geoffrey Howe）飞到北京，在1984年4月18日跟邓小平会谈了两小时。邓小平强调了一些基本的关注，例如如何阻止英资公司和港英政府从香港撤资，如何阻止港英政府批租土地。邓小平建议双方成立一个联合机构，随时了解香港在1997年之前的形势；
  成立一个北京、伦敦和香港官员的联络小组，共同处理一切问题。邓小平对豪外相明确表示，虽然香港的制度在1997年之后不会改变，但中国将在香港派驻军队。[17-80]他为此也做出了一些程序上的让步，希望由此可以在9月之前达成协议并且得到英国议会和中国全国人大的批准。
  豪外相在从北京去香港时，第一次公开承认了政治上敏感的香港人早就明白的事情：   “想达成一个能让英国在1997年后继续治理香港的协议是不现实的。”

虽然港人情绪低落，有些人甚至感到意外，但商业界还是松了一口气，不确定因素终于被排除了。[17-81]
然而，显然不是每个人都明白了邓小平的具体意图。1984年5月25日邓小平会见香港的全国人大代表时，许家屯告诉他，一些干部说了一些不符合他的政策的话。前国防部长耿飙对香港记者说，1997年后中国军队不会驻扎在香港。
  邓小平听后勃然大怒。   他立刻接见了出席全国人大的香港代表和采访大会的香港记者，向他们澄清任何可能的误解。邓小平厉声说道：耿飙是在胡说八道，他关于将来不在香港驻军的言论不是中央的意见。
  中国会向香港派驻军队。   既然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为什么不能驻军？[17-82]邓小平很快又在电视上极为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观点：1997年后中国将在香港驻军。
  香港的大众媒体一向把邓小平视为务实的温和派，这次却被他的强硬讲话搞得灰心丧气，不过，这个问题逐渐离开了人们的视野。中国在1997年确实向香港派出了部队，不过他们很少离开军营，他们的存在从未引起多大关注。
1984年，香港正在等待联合公报的公布时，三位香港行政局成员飞往北京，表达了很多港人对中国治理香港能力的关切。邓小平在1984年6月23日接见了他们，他开门见山地说，他欢迎他们作为个人来北京谈一谈、看一看。邓小平的意思很清楚：他不承认香港行政局拥有决定香港未来的任何权力。
  一些香港和英国的官员曾想搞   “三脚凳”，让港、英、中三方都有代表，然而邓小平担心这会让谈判变得复杂而缓慢，他明确表示，谈判只能在英国和北京之间进行。

在会见中，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钟士元表示，他怀疑中共下级干部是否具备处理香港复杂问题的能力。邓小平厉声答道，这种观点无异于说只有外国人能管好香港。他说，这种态度反映了殖民地心态的影响。邓小平接着对这些人说，他们应当好好了解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向他们保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将保持50年不变。他又说，作为爱国者，要尊重中华民族，支持中国恢复行使主权，不要破坏香港的繁荣稳定。
  他说，这与相信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甚至奴隶制无关。他还指出，在收回主权之前还有13年时间，中央和香港行政局议员一样关心这段时间的稳定。邓小平提到殖民心态后，三位香港行政局的议员不再争辩。
  其中一人谭惠珠甚至主动表示，自己也是中国人。[17-83]
为避免英国在剩下的时间转移香港财富给社会造成麻烦，邓小平提议成立一个由中、英、港三方组成的联合委员会来处理1997年之前的问题。英国担心这会影响他们有效治理香港的能力，没有接受这种分散权力的做法。1984年7月，副外长周南向柯利达和高德年（Anthony Galsworthy）提出另一种选择：成立一个没有实权的中英联络委员会以方便沟通。
  这一想法得到了双方的同意，于是双方开始着手起草最后文件。经过从1983年7月12日到1984年9月6日的22轮谈判后，《中英联合声明》终于出台。

邓小平在1984年7月31日会见外相杰弗里・豪时，双方就联合声明达成的正式协定已是呼之欲出。刚从北戴河度假归来的邓小平皮肤黝黑，神采奕奕。140年来，中国的爱国者一直想收回香港主权，但始终没有成功。
  邓小平在英国的合作下和平达成了这一目标，当然中国很好地运用了自己的底牌。邓小平甚至说了撒切尔夫人几句好话：他说，双方的协议   “为世界树立了一个解决国与国之间历史遗留问题的榜样⋯⋯戴高乐将军结束了法国的殖民统治，现在我们可以说，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结束了英国的殖民统治。”
在庆贺《联合声明》的聚会上，邓小平开玩笑说，他对身边围绕了这么多英国骑士感到高兴。一位英国官员记录下了邓小平的话：   “我们认为英国人民和英国政府是值得信赖的。请转告你们的首相，我们希望她能来签署协议；请转告你们的女皇，我们希望她能来中国访问。”
这位英国官员又说，邓小平不但态度和蔼，而且既热情又彬彬有礼。[17-84]次日，双方正式同意成立联络组，分别在北京、香港和伦敦开会。
豪外相随后从北京飞往香港，率先宣布了已经达成协定的消息。他向香港市民宣布，香港将在1997年移交给中国，他们可以放心，香港会继续保持其现有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他手上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将保证香港继续实行自治。香港和伦敦的媒体都做出了积极反应，民众也如释重负，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终于结束了，他们相信内容详尽的协定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奠定了牢固基础。
  豪外相在香港讲话的当天，香港股市出现了自撒切尔夫人两年前访华使股市大跌以来的单日最大涨幅。[1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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