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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1-25 , 7218 , 896 , 0

邓小平时代-下部-6:第17章 一国两制:台湾、香港和西藏-8

随后由英国外交官卫奕信(David Wilson)和中国外交部官员柯在烁率领的团队花费了很长时间来敲定协议的细节。9月26日,伊文思(Richard Evans)大使和副外长周南正式签署了最后文件。中方在附件中详细列出了有关保留在港英政府工作的外国人和当地官员的十二条计划。
  文件还同意保留现行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国际金融中心、海运系统和教育体系。中方同意这些基本条款将保持50年不变,而英国在1997年之前一直对香港承担责任。[17-86]10月3日邓小平会见香港国庆观礼团时再次向他们保证,北京的政策不会改变。
  [17-87]12月18日撒切尔夫人飞到北京,在次日简短的仪式上,她和赵紫阳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声明》。[17-88]
随着《联合声明》尘埃落定,中国开始转向制定《基本法》的工作,它实际上是1997年之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法。这部规定了未来北京和特区之间关系的基础性法律是由中方的一个委员会起草的,该委员会由来自大陆的36人和香港本地的23人组成。许家屯负责挑选香港的代表,为了争取那些可能反对中共统治的人,他挑选了香港主流社会中代表不同团体和观点的重要人物。
  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结束那天,邓小平为表示对他们的支持,和其他高官一起接见了全体成员并合影留念。[17-89]

经过此后几年为起草《基本法》而召开的十次全体会议的协商,所有重大问题都得到了讨论:特区首长的性质以及向谁报告工作,立法会如何形成,香港是否拥有终审法院,法院和行政部门的关系。起草人团体高度多元化,有着十分不同的观点,但是他们努力合作共事,因为他们深信维持香港的稳定与繁荣是他们的共同利益。很多香港的华商对西方式民主并不比北京的中共领导人更热心。
  但香港民众对中共将如何统治香港十分担心,因此很多香港起草人都支持李柱铭,他是一名大胆敢言的律师,为香港力争更多的法律保障。香港的起草人尤其想确保香港高等法院——它因其公正性而在香港享有崇高威望——的裁决不会被北京的政治领导人推翻。为了增强港人对每一个决定的信心,中国领导人同意在每次全体会议后向大陆和香港的记者通报情况。
  [17-90]许家屯提醒过邓小平和北京的其他高层领导人香港民众对中共统治持有疑虑,但是港督尤德于1986年12月5日去世后几周内,香港民众所迸发出的对英国统治的拥护还是让北京的领导人感到吃惊。尤德是个工作勤奋而又亲民的总督,他的离世使他成为港英政府最优秀的公务员的象征。当边境的另一边正在残杀和挨饿的时候,他曾在乱世中维持着香港的安宁,因而他也代表了那些为这块殖民地的繁荣而建立了公正的统治制度的英国官员。
  香港有数十万人涌上街头悼念尤德总督,同时表达他们对其他曾在此任职的英国官员的敬意。很多港人怀疑,1997年后统治香港的官员能否保持现任政府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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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意识到港人的情绪很不稳定。1987年当港人对回归的恐惧达到高点时,他为了安定人心,未准备讲稿就亲自到《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发表了讲话。有随行人员带着痰盂来到会场。他首先说:   “我有三个毛病,喝酒、吐痰、抽烟。”
[17-91]他说,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领导的信心不会动摇,否则可能保不住现在的经济发展势头,这反过来对香港也不是好事。他说,但是中国仍会继续致力于改革开放。香港基本的政治和管理制度将保持50年不变。
  他又说,香港一直以来的制度就既不同于英国也不同于美国,不适合完全采用西方的制度搞三权分立。他然后具体说明了港人可以期待的个人自由:1997年以后仍会允许香港人骂共产党,但是假如把言论变成行动,打着民主的旗号跟大陆对抗,北京就不得不进行干预。不过只有在发生严重骚乱时才会动用军队。[17-92]邓小平的讲话直截了当,正是港人所希望听到的。这番讲话缓和了他们的担忧,甚至结束了有关三权分立的所有讨论。[17-93]
1989年2月16日在广州举行的起草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对即将公布的《基本法》草案进行了最后表决。每个委员都要对《基本法》的159条逐条进行投票。有几名委员已经去世,但是出席会议的51人中至少有41人在草案的每一条上签了字。
  邓小平次日接见了起草委员会,祝贺他们取得的成功。他把他们的文件称为   “富有创造性的杰作”。[17-94]1989年2月21日,《基本法》的初稿被公之于世。
  [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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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过程中,起草委员会中两名亲民主的委员李柱铭和司徒华试图让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由公投产生,但未获得成功。最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保留了对《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北京有权任命行政长官、派驻军队和对影响外交及国防的问题做出决定。香港有权保留它的政治制度50年不变。它仍将是一个开放的自由港;可以发行自己的货币,享有言论自由,包括批评共产党的自由;保留它的法院系统和当地法律,只要不影响中国的安全和外交,它有权做出终审判决。
  主张在香港实行全面民主的李柱铭和司徒华认为,《基本法》是对香港人民的背叛。但是在北京领导人看来,   “一国两制”的政策给予香港的自治权,远远超过了任何西方中央政府给予它所统治的地方的权力。[17-96]《基本法》公布后,在中国大陆和香港都得到热情接受。
  可是,表决刚过了四个月,香港的乐观气氛便被天安门广场的悲剧彻底断送了。香港不久之后将由一个竟敢在街头向自己人民开枪的政权统治,这个噩梦笼罩了整个香港。1989年6月4日,出于对争取自由的北京抗议学生的同情,也是出于对自身未来命运的担忧,500万香港居民中估计有100万人走上街头,这是香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
  成千上万有经济能力的港人购买海外资产,送孩子出去留学,争取外国公民身份。   “六四”之前进展顺利的中英关系也迅速恶化。[17-97]甚至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工作人员也蜂拥加入抗议人群,而许家屯并没有处罚这些抗议者。
  [17-98]当香港商界领袖包玉刚和李嘉诚在“六四”后不久拜会邓小平时,邓依然态度强硬,没有做出任何让步。他说,对英国政府一定要硬碰硬。[17-99]

许家屯在1990年1月被周南取代。许已经过了70岁的正常退休年龄,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为那些批评北京镇压天安门示威运动的香港人辩护,而且众所周知他和天安门镇压后被软禁在家的赵紫阳关系密切。他过去在沟通北京与香港方面成就卓著,但在天安门悲剧之后,北京官员和港人之间出现的巨大裂痕是许家屯所无力弥合的。
周南会讲英语,曾经作为外交部官员处理香港事务,他所受到的约束要严格得多,并以令人厌烦的照本宣科的方式忠实传达北京的意见。许家屯在香港多么深孚众望,周南在香港就多么不得人心。几周后许家屯逃往美国,在那里获得庇护权并撰写了自己的回忆录。
  许家屯下台后,新华社很多像他一样同情抗议运动的人也纷纷被大陆新派来的外事干部所取代。
  “六四”之后不久,中英关系中杰出的问题化解者柯利达秘密出访北京,旨在避免两国关系的破裂,这与斯考克罗夫特 (Brent Scowcroft)及时密访北京以期减轻美中关系受到的损害如出一辙。尽管天安门悲剧造成局势紧张,中国外交部长和政治局委员钱其琛与英国外相赫德(Douglas Hurd)仍在继续密切接触,力求克服《基本法》中一个已经成为争论焦点的难题:香港立法会议员的普选人数。天安门悲剧数月之后,1990年2月13日至17日《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第九次和第十次(也是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对《基本法》进行了最后表决,全国人大于1990年4月4日通过了《基本法》。
  [1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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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安门悲剧之前,英中两国曾共同努力想实现一个所谓   “直通车”的方案,即建立一个能够顺利延续到1997年之后的政治架构。在邓小平退出政坛的1992年,英国派了一名重要政治人物彭定康(Chris Patten)出任香港新总督。之前在1987年至1992年担任总督的卫奕信像他的前任们一样,是一名熟悉中国的外交官。
  天安门悲剧引起骚动之后,卫奕信尽力保住了受到中国官员批评的香港新机场等项目,同时悄悄扩大选举范围,支持要求更多自由的人。尽管气氛紧张,他仍能以专业的态度与中国同行维持着工作关系。
彭定康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式。[17-101]他在上任前没有去北京;作为总督他高调鼓吹扩大自由,增加民选议员的数量。
  他没有接受外交部资深官员柯利达的意见,后者认为彭定康忽略了中英之间的某些默契。彭定康在整个任职期间与中国官员的关系都极为对立。1997年中方接收香港后,否定了彭定康的改革,他们谴责英国政府在统治行将结束时通过彭定康搞民主改革,是想强迫中国接受英国自己在统治香港的150年里从未实行过的政策。
  喜欢彭定康的人说,他尽了最大努力表达香港人民的愿望,为了自由勇敢战斗,他在这一过程中给香港人带来的民主经验,在1997年之后仍是引领他们前进的火炬。香港和北京批评彭定康的人则指责他是在谋取私利——他回到英国后名声大振,成了一个为自由而战的人,而那些留在香港的人却要收拾他在香港和中国之间造成的麻烦。

一些香港居民认为,是彭定康断送了   “直通车”,因为他在香港搞的民主改革并没有延续到1997年之后。但是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尽管有彭定康任内造成的争议,“直通车”还是存在的。邓小平通过《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建立起来的制度,确实如他所说得到了落实。
  中国始终遵守着邓小平的承诺,允许香港的资本主义和法律制度毫无中断地继续存在,允许“港人治港”。大陆城市变得更像香港了,而不是相反。香港居民可以继续公开批评中共,出版在大陆被禁的报刊杂志和书籍。
  香港民选议员的数量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   香港为自由和法治树立起准绳,成为很多选择在那里生活的人的保护伞,也为住在大陆的人提供了标杆。主权移交之后,香港仍像过去一样是一个国际大都会,一个崇尚言论自由和尊重法治的城市。
  邓小平经常说,他希望自己能活着看到香港回归,但是他在1997年2月19日去世,当时距中国恢复行使主权仅差几个月。如果他能活到1997年6月30日,他无疑会为自己在创立   “一国两制”政策中所起的作用感到自豪。一国两制使香港重新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尽管它保留了另一种制度。
  邓小平也会同意钱其琛外长对那一天的描述:“主权交接仪式的一整天都在下雨,但是我相信普天下所有中国人都会觉得,这是为中国人洗刷耻辱的一场雨。”

[17-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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