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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时代-下部-5：第16章 加快经济发展和开放-5

邓小平的经济攻势：1984

当经济运行良好时，邓小平更易于获得加快改革开放所需要的政治支持。当经济出现通货膨胀之类的问题时，陈云和谨慎的平衡派则会获得更大的势力，使他们得以收紧计划的缰绳，对抗通货膨胀压力。1982年和1983年经济增长开始加快，通货膨胀也得到了控制，气氛转而变得对邓小平有利。
  不但粮食增产，而且纺织这一消费工业的重要部门也有了可观的增长，导致布匹配给制的结束。依据官方数字，农民的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了1984年的355元。[16-26]
在1983年6月26日至30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高调提出要将投资比重提高到陈云和国家计委所建议的水平之上。[16-27]1983年12月，已对谨慎的计划派感到不耐烦的邓小平说，对可能发生的事情进行科学预测是不可能的，如果只讲稳定就很难取得进步，没有一点闯劲，就不可能实现经济翻两番。[16-28]
在这种有利的气氛下，邓小平准备扩大开放其他沿海地区。1984年1月他去广东和福建视察时宣布，经济特区的政策已经证明是成功的（见第14章）。电视镜头把深圳取得的令人瞩目的建设成就传播到全中国，为民众接受同年底其他沿海地区的开放打下了基础。
1984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这个授予国营企业更多自主权的方案基本上是由赵紫阳的智囊团成员拟定的。文件提出要运用包括价格和税收在内的宏观调控手段管理经济活动。长期以来支持给予企业更大灵活性的赵紫阳，也进一步扩大了企业在完成政府定额后参与市场的自由。

邓小平在1984年6月开始使用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说。这个宽泛且模糊的巧妙概念完全符合邓小平的基本思路：即扩展可以被接受的意识形态框架，使国家能够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邓小平利用这个概念来推动其扩大市场、在工商科教领域进行全面改革的目标。
  [16-29]在1984年9月3日至10日的莫干山会议之后，采用价格双轨制的国营企业，获准扩大了对市场价格的使用。这使国企经理把更多精力放在能为企业带来更多利润的市场上，由此他们在计划体制仍为经济提供稳定产出的同时，也学会了市场经济。[16-30]在改革派（reformers）和保守派（conservatives）之间持续不断的角力中，主张扩大市场作用的改革派取得了进展。
  在1984年国庆日，邓小平获得的民众支持达到了整个邓时代的最高峰。在那一年的国庆游行中，北京大学的学生游行队伍打出了一条写有   “小平您好”的横幅。这是一种发自民间内心的友好问候，而街道两旁的群众也自发加入到“小平您好”的行列中。
  这句话和这个场景，和17年前红卫兵遵照上面的指示高喊“毛主席万岁”表达崇敬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照。1984年的这些学生自发地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感情，他们感谢邓小平结束文革动乱，克服粮食短缺，改善了他们的生活，终于带领国家走上正轨。而且就在一周之前，邓小平签署了香港和平回归中国的协定。
 

国庆日十几天之后，邓小平充分利用这种高涨的民意，促使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批准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当时对经济改革最全面的阐述。它既包括宏观理论分析，也概述了为全面扩大市场铺路的措施。   “决定”采纳了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说法，宣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搞不搞计划经济，而在于是否实行公有制。
  社会主义的目标不是平均主义，而是共同富裕。领导起草这份文件的赵紫阳达到了邓小平要求的目标：明确解释为何社会主义能够接纳市场改革。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宣布，将逐步减少政府定价，进一步发挥市场定价功能。[16-31]这个文件大大鼓舞了那些希望得到更大灵活性的各部委干部。邓小平在全会上讲话支持这一文件时指出，准备文件和斟酌用词上的大量艰苦工作都是别人做的，但他同意文件的全部内容。
  邓小平说，文件最重要的内容是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重申了实行开放的基本论点：中国历史表明，只有国家开放，才能取得重大进步（这个主题成为1988年6月的一部电视系列片《河殇》的主题，它引发争议并造成了超乎寻常的影响）。[16-32]邓小平承认，开放难免会带来一些问题，但他表示有信心解决这些问题。
  [16-33]陈云在三中全会上没有公开批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但是由于邓小平开始大力推动加快增长和市场改革，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发紧张。在1984年的几次会议上，陈云对一系列数据都表示反对：1984年基建投资大幅增加33%，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5%，零售价格指数则上涨9%——这是自改革以来最高的数字。[16-34]确实，通货膨胀已经令民众极为忧虑。
  [16-35]

市场的扩大也要求政府对税收体制进行调整。1984年10月，在经过试验后，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新税制，用缴税的方式取代了原来的利润上缴（   “利改税”）。在原来的制度下，政府为企业安排全部生产指标和税收，缺少促使企业提高效率的任何经济刺激。
  而在新的制度下，每个企业完全自负盈亏；   企业完税后管理者可以留下税后利润，这就刺激了各地企业提高效率。而且，无论私营企业、国营企业还是合资企业都可以采用这个新的制度。
  不过，因为新制度运行之初工厂管理者缺乏经验，中央财政收入在最初的七年里并没有增加。[16-36]
1984年底公布的数据让陈云深感担忧。1985年2月1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值邓小平南下广州，陈云批评了严重的预算赤字、超额使用外汇储备和严格控制开支的失败。他做出结论说，计划优先于市场的政策并没有过时。
  [16-37]陈云利用年底的数据，想把大胆向前闯的邓小平拉回来。各省领导人被召集起来开了一系列紧急会议，结果是大规模削减基建、银行信贷紧缩、严控涨工资和外汇使用。[16-38]按照中国标准而言的严重通胀，甚至使赵紫阳也转向了加强控制和限制投资。
  面对这种大气候，邓小平最后也加入了努力给过热的经济降温的行列中去。[16-39]
就像1980年代初期一样，陈云再次利用他的中纪委书记一职，限制广东和福建的改革试验。他和他的支持者公开了与走私、倒卖外汇、投机倒把和色情有关的案件。陈云也很清楚，北京的各部委都在向经济特区进行非法投资，这使执行党的纪律变得更加困难。[16-40]

作为限制经济过热的努力之一，胡乔木去了福建，批评该省干部让19世纪不平等条约下的通商口岸死灰复燃。姚依林去深圳时说，用国家的钱给深圳   “输血”已经太多，现在是“拔掉针头”的时候了。[16-41]此外，1985年夏天中纪委通报了海南干部为促进当地发展滥用特权，将进口汽车卖给内地牟取暴利的走私案。
  [16-42]谷牧宣布，国家只会优先发展14个沿海开发区中的4个——上海周边、天津、大连和广州。[16-43]在对特区不断升温的批评气氛中，甚至邓小平也不得不改为守势。他对自己1984年初提出的经济特区政策加以限定说，如果特区被证明并不成功，那就只当是一次试验好了。
  [16-44]在1985年9月18日至25日为制定   “七五”计划（1986–1990）的基本政策而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陈云宣布经济增长目标应当定为不超过6%或7%（大约是1984或1985年增长率的一半），尽管实际增长率可能要高一些。他又说，应当限制乡镇企业夺走国营企业所需要的资源，他还警告说，如果不加以限制，将会造成能源的严重短缺和交通运输的瓶颈。[16-45]
这种新气氛中邓小平采取了守势。为了巩固自己的阵地，他提出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加强   “教育”，让干部更好地抵抗抗腐败和违法乱纪。邓小平说，他完全支持把“七五”期间的增长率定为7%，这得到了政治局常委的一致同意。
  其实他对这个数字没什么不满，因为他心里清楚，由于过去两年的高增长率，只要一直保持7%的年增长，还是可以轻松实现让国民生产总值到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16-46]但是批评邓的人仍然认为，如果邓在1984年不那么急躁，情况可能会更好；也许可以避免伴随着中国经济过热而产生的通胀和腐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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