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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文学：江城 涪陵-11：第五章 鸦片战争-2

不过，我对邓小平式的实用主义更具同情。他有他的缺点——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发起反右运动，邓小平在其中的作用非常突出。但他至少敢于背离当时的路线，这种态度在   “文革”期间得到了证明，跟周恩来不一样，他退而远之，并对那场运动提出了批评。
  结果，邓小平被打倒，他的家庭跟着遭殃，他的儿子被人扔出了窗外。他的批评没有太多的政治意味，他也不是那种纯粹为了政治而政治的人。他侥幸躲过一劫——虽然跟周恩来逃过劫难的方式大相径庭。
  我喜欢他这一点，尤其是我最为敬佩的四川人的品质在他身上都得到了体现——坚韧不拔，绝不造作。最后，在中国人所崇敬的诸神之中，我只读懂了他。因为他的去世，我感到了一丝悲伤。

邓小平去世后的星期二上午，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全国的各大单位都需要集中观看。所有国旗都降下了半旗。十点整，追悼仪式开始，全国范围内的工厂、轮船、军舰、小汽车、大卡车、火车统统鸣笛三分钟，以示哀悼。在中国，这样的哀悼方式比默哀更容易组织。
我们上午的课被取消了，英语系的全体师生都集中在一间会议室观看追悼仪式。老师们坐在前排，亚当和我坐在了后面，因为我们对相关的礼仪拿不太准，也不想引起太多的关注。大家都庄重肃穆地站立着，一阵汽笛声从乌江上传了过来。

张书记引导着会议室的仪式。他遵循着电视上直播的哀悼仪式，严格地要求着老师和学生们：人民大会堂的政要们起立，我们就起立，他们敬礼，我们就敬礼。我们慢慢地弯下腰，行了三个鞠躬礼。然后，张书记让我们坐下，继续观看哀悼致辞。
江泽民讲了五十分钟。一开始，他就哽咽了，他一边擦拭脸上的泪水，一边不停地抽泣。我看见，几个学生跟着哭了起来。后排坐了几个低年级学生，忍不住要笑出声来。但他们保持着安静，大部分人都很严肃。十分钟之后，大家都有些不耐烦了。从我公寓楼的后面传来了工人们正在修建学生宿舍的声音。在我看来，在为邓小平举行的所有悼念仪式中，他应该会对这个最中意——伴随着锤子敲打的叮当声，又一栋大楼即将在中国拔地而起。
悼念仪式结束后，亚当、我跟着刘老师一同往家里走。她是我们系上资历最老的老师之一，时年五十三岁，嫁给了学校最大的领导——韦书记。他们住在我们那栋楼的三楼，但我很少跟刘老师说话——像那些干部们一样，她好像跟我们在一起也有些不太自在。但在今天，就在我们绕过门球场回家的路上，她很想要跟我们说说话。
  “我跟新中国差不多同龄，”
她说道，   “新中国建立的时候，我正好六岁。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是看着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那时，我们都还很年轻。可能你听说过吧，刚刚解放那阵子有很多政治运动。尤其是60年代和70年代——那些年总在搞政治运动。”

我们三个人走到楼下。为了表示哀悼，她在胸前戴了一朵白色小纸花，当我们在单元的楼梯口停下脚步时，她不停地拨弄着那朵小纸花。她抬起头看着我，干笑了一下。但她的眼里充满了泪水。
  “直到邓小平上台，才不搞政治运动了，”
她说道，   “我们很高兴。”
有那么一会儿，她在琢磨着怎样用词。她对于什么东西都小心翼翼——脸上依然挂着不自然的笑容，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她鼓起勇气，又说了起来。
  “现在，我们自由多了，”
她喃喃说道，   “我们自由了。我们自由多了。”
我站在那里，尴尬地点着头，仿佛听懂了她说的那些话。在大学从事教学工作，我很难想象有什么真正的自由可言。不过我知道，如果我在中国经历过   “文化大革命”的话，也许会有不同的看法。还有，如果我跟大学里的高级干部结婚的话，也许也会有不同的看法。我知道这样的想法很不合时宜，但却挥之不去。
她好像也察觉到了这一点——一如我对中国历史上的恐怖时期无法想象，我对自由的看法也大相径庭。
  “你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她说，   “那时候，我们手里的东西太少了。半斤肉。”
她说这话的时候，紧紧地盯住我，肚子仿佛还在咕咕叫似的。一斤只比一磅多一点点儿。

  “一个月半斤肉，”

她说道，   “二十七斤粮食。只有那么一点——二十七斤！你知道那到底少到什么程度吗？现在可能只够一个家庭吃一个星期，但我们那个时候要吃一个月。整整一个月呀！那个时候，我们老是觉得饿。”
她摸了摸肚子，眼里依旧泪光闪烁。我意识到，真正的饥饿对我而言，比涪陵师专里的自由更难想象。
  “我上完大学之后，”
她说，   “被分到一个偏远的乡村。那个地方靠近乌江，差不多快要到贵州省了。我成了农民。你要记得，我的老家在重庆，我不是农村人。我不是农民。但我不能回家。我当了三年农民，后来又到乡下的学校教了三年书。教中学。教学生认字。”
  “那个时候的事情，你根本无法想象。江青——”她咬着牙说出了这个名字，我听见其他中国人也是这么说出这个名字的——“江青，也就是毛主席的老婆，她说不要学习，不要学习ABC！不要学习ABC！”
她重复说了好几遍，嗓门因为愤怒而越来越大——不学ABC，不学ABC，不学ABC。她也似乎明白过来，这样的哭喊于事无补。但对于她这个受过教育的城市女性，来到乡下当老师，却又无书可教，又没有别的更好的发泄方式。
  即便到了现在，一个五十三岁的老人还在受着那些蹉跎岁月的煎熬，她依然不知道该跟我们从何说起。亚当和我静静地站着。我琢磨着，也许该说点什么。于是，我问她，今天的追悼仪式跟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的悼念仪式有何不同。

  “那个时候，每个单位都成立了治丧委员会，”
她说，   “我们穿的是白衣服，做了花圈，哀悼了一个星期。大家都为追悼会做着准备工作。学生、老师、工人、农民——每个人都在准备。一切工作都停了。这一次很不一样。”
她的手臂在空中指点着，指点着教学楼、主城区、乌江和长江上的轮船。   “这一次，”
她说，   “花费少得多。”
说完这句话，她擦了擦眼睛，走进了宿舍楼。这五分钟的时间里，我从她身上看到的感情，比我在涪陵的几个星期内看到的还要多。第二天，我在街上与她擦肩而过，她笑了笑，但什么也没有说，一如我们往日的擦肩而过。接下来的一年半，我们再也没有正儿八经地交谈过。

那一学期的头六个星期，三年级所有的学生都回老家实习去了，我每周只有四节课。我为一年级的学生上口语课，备课工作不算太难。我每周用于工作的时间可能只有五个小时。
现在，我和亚当待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虽然我们每天至少总要一起出去吃顿饭。我们一直有些担心，担心我们彼此太过依赖，这是身处中国的志愿队员们的普遍生活模式。在四川的小城镇当一个外国人非常不容易，我们总会情不自禁地要退缩进自己的圈子——尽管这个圈子里只有我们两个外国人。
这样的做法会令人错失这个城市带给我们的很多东西，也很容易让友情遭到破坏。不知何故，成双结对的志愿者大多能够自行解决，但也有人无法应对，有时候甚至惨不忍睹。一般而言，在相处一年之后，志愿队员之间几乎到了无话可说的地步。
  在涪陵，我和亚当都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   于是，我们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平衡——友谊要保持但不囿于其中，相互支持但不依赖。

从某些方面看，我们两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可能也有帮助。亚当来自明尼苏达州，我来自密苏里州，我们都是到美国东海岸上的大学。我们的父母都在大学教书。我们之前都在海外生活过。我们都具有独立性——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两人都具有分析精神，我们在涪陵就是靠这种精神处理问题。
  当我们想要琢磨出事情发生的原委时，我们会相互交流。

(未完待续, To be con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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