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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教父:开放40年来邓小平究竟给今日中国留下什么-2

2020-09-30 03:08 , 29

1990年,邓小平力促上海开发浦东新区,时任上海市长朱镕基之后任副总理和总理。当时,“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浦东”成为流行语。


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理念的博弈

无论在官方语境,还是舆论印象中,邓小平与中国的经济成就紧紧绑在一起。

改革开放初,中国就展现出不俗的经济潜力。1982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1%,1983年达10.9%。

因此到访中国的外宾,常对邓发展经济的能力表达赞叹。而曾任邓小平翻译的张维为在其视频节目中引述,邓在听到这样的夸奖时,往往会说,“在经济问题上,其实我是个外行,即使我讲一些话,也是从政治的角度讲的。

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是我提出的,但如何搞改革开放,一些细节,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我懂得并不很多,我总是从政治角度谈经济的。”

鲍朴向BBC中文解释,邓小平和习近平执政的环境很不同,没有人可与习在政治上匹敌,但邓当政时一直被陈云等老干部制衡着,做事情必须和“老人”们商量。

邓的功绩是改掉毛时代的经济政策,不过具体他也不知道怎么改,因此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尔看完赵紫阳的回忆录后作序表示,赵紫阳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邓小平则是“教父”,就是在争论不休时拍板之人,从这个角度,他对中国的影响当然很大。

“改革教父”的称谓确实有迹可循,邓小平早期提出的发展目标以及“物价闯关”等决策并不符合经济规律。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从政治角度谈经济”的邓小平没有功劳。恰恰相反,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阻碍,才是彼时中国经济改革最大的桎梏。


邓小平与赵紫阳.jpg

邓被认为是改革“教父”,而赵紫阳(右)为改革主将,但他因在“六四”中同情学生,反对武力镇压而被迫下台。

改革开放之初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邓小平、陈云等老干部群起而攻之,这种主张被快速否定和边缘化。

这一仗后,胜利者们形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共识,但如何建设经济,又将彼时中国政坛一分为二——一边是以邓小平为首,主张市场经济的“改革派”;另一边是以陈云为首,主张计划经济的“保守派”。

傅高义将其称之为“一山二虎”;杨继绳则称其为“双峰政治”;赵紫阳在《改革历程》中也确认,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方面,邓小平和陈云自始至终持两种不同的主张。


整个80年代,不同经济主张的互相博弈,频密展开——首先是经济增长目标的分歧,改革派认为目标要高一些,以实现2000年翻两番,保守派认为目标过高,会导致混乱,分歧之大,

以至于1981年全国人大既没有通过年度预算,也没有明确“六五”计划的增长目标;

1983年,保守派公开批评“指导性计划”,捍卫“指令性计划”;

1984年,邓小平视察并肯定深圳的建设,并将开放扩大到14个城市;

1985年,陈云则利用数据上的财政赤字和通胀,把快步前进的改革派拉了回来,并提出“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

1987年,邓小平直接否定陈云的主张,在讲话中称“(过去)讲以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

1988年,邓决定取消大量价格管制,然而他错误估计形势,致使物价过快上涨,引发恐慌性抢购,政策被快速叫停,经济决策权也从改革派的赵紫阳手上,交到支持陈云紧缩政策的李鹏手上。


1992年邓小平南巡,通过一系列讲话和表态,迫使江泽民公开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

经济路线的博弈一直持续到邓小平政治生涯的最终章。

1992年,邓小平南巡中一边参观一边表态,走到珠海召开了一个由两位军委副主席参加的军事会议,会议上,邓却没谈军事,强调“谁不改革,谁就下台”。

傅高义在其著作中称,“出席会议的军队领导人的强大阵容表明,如有必要,军队高层愿意拥护一个新的领导人”。江泽民感受到这股压力,五天后,他给邓小平打电话拜年,并在其后成为坚定的改革派。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在舆论中也得到普遍拥护,直至随后的中共十四大,才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改革派与保守派的经济路线之争才落下帷幕,此时距改革开放开始已经过去14年。

杨继绳形容,此后,一方面大力推进市场经济,一方面强化中共领导,由邓小平奠定的“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的模式,贯穿整个江泽民和胡锦涛执政时期。这也成为邓小平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最显的影响。

两次政改与遗产的扬弃——失败的尝试


或许很多人并不知晓,改革开放之初,对中共统治状况最严厉的批评之一来自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指出党内存在政治弊端,比如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思想僵化、墨守成规、不负责任、压制民主、贪赃枉法。

讲话内容虽未到改变中共执政地位的地步,但对民主表达积极评价。

正是这篇措辞严厉的讲话把政治改革的想法带入中国政坛。

不过,邓讲话的同时发生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其他党内高层由于担心像波兰一样失控,10月中宣部就指示不要再讨论邓的上述讲话。12月,邓小平自己也回调口径,称政治改革要慎重。

高调的讲话就此沉寂。改革开放伊始发端的政治改革意识,刚露出苗头,就被迅速掐灭。


2018年3月11日中国人大以2958票赞成、2票反对、3票弃权、1张无效票,通过修宪草案,删除国家正副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

然而这并非邓小平时代唯一一次政治改革尝试。

1986年,由于经济改革推动,政治改革再次被提上日程,邓小平称,“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

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

3个月后,赵紫阳根据邓的指示,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吴国光,彼时为《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被选入该小组。在吴国光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论文中,他指出邓小平与赵紫阳对政治改革的根本不同——前者希望通过高度积极的人员提高管理效率,后者则想更大范围地减少党在经济和社会单位中的作用。

政治改革再次被提及时,意涵已经不再相同,更像是一场行政改革。

即便如此,这次政改还在讨论阶段,就先后遭遇“物价闯关”和“六四”,因而中断。


邓小平时代的政治改革并非全无建树。首先是设置任期制,在1980年8月的讲话后不久,他向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表示,过去实际上存在领导职务终身制,制度缺陷在60年代还看不出来,“那是我们还年轻”。以此为铺垫,1982年,172名“老干部”卸任,保留级别和待遇加入由邓当主任的中顾委,邓还宣布,中顾委只会存在十到十五年,通过这种方式集中卸掉老干部的权力。

也是这一年(1982年),新修订的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邓掌权期间还多次强调和推动“党政分开”。在接受BBC中文采访时,吴国光回忆,当时邓小平的思路是党委书记就是甩手掌柜,就像是一个现代公司,党委书记是董事长,政府是CEO,最后的决定权是在党手里,但日常事务由政府去管。

不难观察到,在某某某的第二个任期开始,邓的政治改革遗产接连面临挑战。

一方面,通过修宪,消除国家主席任期。

另一方面,“党政一体化”的改革意图在中共十九大上浮现。

这些变化使中国自由派人士失望,进而产生了其不再延续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而是向毛泽东更加靠拢的想法。


位于深圳的邓小平塑像


傅高义向BBC中文表示,“他(某某某)基本上延续了邓的政策。因为他在上台后立即去深圳访问了邓的雕塑,还依然延续了邓当年的对于外部世界的开放,他依然允许私营企业的存在,依然与外部世界保持着广泛的联系,而且也参与国际事务中。

他还基本在政治制度的框架内运作。虽然他还在使用年轻时在文革中学到的毛泽东式语言,但或许是想留住那些偏爱毛泽东的人的支持。不过,他的政策与邓小平在1978年推行的一系列发展政策的主线保持一致。”


吴国光则认为,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是一家股份公司,那么毛泽东通过中共七大巩固了权力、控股了,到了发动文革,毛要把中国共产党变成“毛记公司”。他判断,习近平也要走这条路。

鲍朴表示,邓小平错过了一个绝佳的政治改革契机,在毛死之后的十年,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和发展,中国人重新相信这个党至少是向好的方向发展,未来会给中国人更多的自由,但是“六四”结束了这个梦想,现在的希望越来越小,这种僵局是邓小平造成的。而想要通过市场经济发展缓和,是不可能的。


值得一提的是,某某某执政后,毛泽东生前秘书李锐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我为何提议重发邓小平“8·18 讲话”》一文,再次提到1980年邓小平那篇措辞激烈的讲话——比如权力过分集中,“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家长制作风,“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李锐称讲话内容依然有现实意义,并表示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最有效的手段,是政治民主。

李锐试图通过邓小平的政治改革遗产发出声音,然而并未像邓小平时代一样,掀起更多、范围更大的讨论。相反,《炎黄春秋》在此后一年迎来当局力度空前的打压。

(编补: 因管理层遭撤换,原制作班底于2016年7月17日宣布《炎黄春秋》停刊,但新的管理层仍继续出刊[6]。而2016年以前在官方网站上的历史备案也全部遭到删除,仅保存有导读和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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