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65:第五章风雨覆巢-2:深沪之争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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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2-11 , 10975 , 116 ,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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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65:第五章风雨覆巢-2:深沪之争

当时的股票发行办法是国家给每个省市下达股票发行额度，由各省市挑选企业发行股票，发行股票的企业自行选择上海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初期，大部分企业都看好上海，来上海挂牌的企业明显多于深圳，上海没有感到有什么竞争压力。后来由于种种因素，沪深两地的竞争优势渐渐发生变化，特别是进入1996年之后，两个市场的强弱出现了扭转。

原因之一，深圳市加强了对金融行业的领导。

原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行长武捷思出任深圳市主管金融的副市长。武副市长思想开放，性格豪迈，对深圳证券市场的支持力度明显加大。
我们各地券商到深圳证交所参加会议，每次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感觉深圳市政府对我们的重视程度与过去明显不同。有一次我们去深圳证交所参加理事会，武捷思亲临会场讲话。会后设宴招待，大家都说武副市长就别喝酒了，因为他作为一个市长下午还有很多工作。
但武捷思回答说：

“没关系，今天我的工作就是陪好大家。”
类似这样的事给我们一批证券公司的老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原因之二，1995年，深圳证券交易所换了总经理，新任总经理庄心一，其工作的魄力和能力非同一般。

原因之三，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全国主要中心城市设立了客户服务部，展开对拟上市公司和各地政府的公关工作。对于交易所来说，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上市公司的数量和市价总额。深圳证交所的做法受到了外省市的普遍好评，不少企业原已选择在上海上市，后来都转向深圳。
有些省市领导对下属企业明确要求，想取得股票发行额度就必须到深圳上市。

原因之四，深圳政策支持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将总部迁往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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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五，深圳重视接待工作。一个企业上市对当地政府来说都是大事，不少省市领导亲自率团出席上市仪式。在深圳，市领导亲自陪同接待；在上海，只有我们这些承销商出面接待，因为上海规定市领导不准出席企业的开张庆典活动。这些外省市领导去上海、深圳受到不同礼遇，心中这杆秤在上海和深圳之间如何倾斜，可想而知。我曾向上海市领导提及此事，希望他们能重视对外省市领导和上市企业领导的接待。
市里采纳了我们的建议，派市政协一些领导参加证券市场的重要活动，但为时已晚，深强沪弱的态势业已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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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方面的一系列措施，效果很快显现。

统计数据表明，深圳证券交易所各项指标逐渐追上了上海市场。
从股票交易量看，1995年，上海为3103亿元，深圳仅为932亿元；

到了1996年，1至9月，上海为4893.6亿元，深圳则达到了5739.8亿元，深圳的股票交易量首次全年超过了上海。

从股价指数看，进入1996年后，深圳股市的人气明显强于上海，深圳的成分股指数年初在1000点左右，到了9月份，已突破3000点，全年涨幅为300%，而上证综合指数则从年初的550点升到900点左右，涨幅约为163%，大大低于深圳。
从上市公司的情况看，尽管上海还有些优势，但明显看出在增量速度上深圳要强于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市价总额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市价总额之比，1995年为1:3，到了1996年9月，已经是1:1.8。

舆论推波助澜

坦率说，证券市场是市场经济的产物，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而证券市场只有在竞争中才能获得迅速发展。在不少国家和地区，两个或几个证券交易所之间的竞争也是常有的事。我在日本学习证券时就发现，

东京、大阪、名古屋等8个证券交易所之间竞争激烈，其中东京证券交易所与大阪证券交易所之间竞争最为突出。

但是这种竞争是良性的，在日本，竞争形成了 “现货在东京，期货在大阪”的市场格局；

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与纳斯达克在竞争中形成了“主板在纽约，科技股在纳斯达克”的特色；

在中国台湾，台湾证券交易所和台湾柜台买卖中心的情况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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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时全国媒体针对两地证券市场的变化惊呼 “深强沪弱”。境外媒体也密切关注这些情况，称上海、深圳两城市在进行一场金融中心争夺战。
当时，上海《新闻报》出现了一篇针对申银万国证券公司的文章，文章标题以讨伐的口吻责问，在 “深强沪弱”的局面下，“申银万国在干什么？”
文章指责申银万国证券公司业务中心的转移，言下之意申银万国应该为 “深强沪弱”的局面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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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该报还以整版篇幅刊登了该报记者对我所谓的采访录。

采访录中说我认为形成“深强沪弱”的深层次原因就是上海证券市场的管理体制，说我认为：

“上海计划委员会作为证券市场主管部门在全国是少见的，尽管我国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显然存在对立的一面，证券市场是市场经济的典型产物，用计划经济的思维去管理证券市场显然是行不通的。”

这篇采访录还登载了我对申银万国合并后的想法，说我回答：

“无论申银证券公司，还是万国证券公司，过去能在全国同行业中突起，甚至可以说遥遥领先，其主要原因就是市场化运作，讲究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说我担忧：“申银万国证券公司会成为国有大中型企业”，并说我透露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已有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现象。
坦率地说，这些问题确实是我日常所思考的问题，有些话我也可能在私下场合讲过。但是我不记得在什么地方接受过《新闻报》这方面的深入采访——这些敏感话题知心朋友之间谈谈可能无妨，但怎么可能公开发表？事实上，这篇采访稿是该报一位我不熟悉的记者将我在不同场合的讲话甚至道听途说的东西拼凑而成的，但是很快，一些全国性的经济、金融类刊物整版转载了这篇采访录。

《新闻报》这种做法，无疑使上海市的一些领导极为恼火，认为：

“你阚治东也太狂了，这也是你能随意议论的？”

不过也不是所有上海的领导都这样想。

我记得担任上海市委、市府副秘书长、上海市经委主任的黄奇帆在一次党校讲课的课后与我聊起其他事，最后有些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 “你有些话没说错，有道理”，我想这应该是指那篇采访录。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认为这些话都是不应该发表的。
而这份报纸推出这篇采访录，其目的是追求轰动效应还是有意让我难堪，我不得而知。

后来我为此事与《新闻报》进行了交涉，对方也表示了歉意。但木已成舟，影响已经造成。

(未完待续, To be con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