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社会领导体系调查《中县干部》-18：单位间流动-2 #单位 ..

二、单位盛衰

1978年以来，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很多单位也发生了转型甚至大逆转。一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差的单位或者一般的单位，比如农、林、水，比如土地、税务和广电等，成为市场经济下的好单位。一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好单位，比如商业、粮食、供销社、物资、外贸等等，却时过境迁，成为市场经济下的劣势单位，一些单位甚至都已经不复存在。
  这是改革开放年代，关于单位变迁最惊心动魄的故事之一。比如中县商业局，从当初的第一大局，财政占据中县的半壁江山，是人人都向往的工作之地；到现今徒留空壳，职工个个都想离开或已经离开。
  1978 年以来，中县的所谓好单位形成了涌动的波浪，随着形势一波一波的变化。90 年代之前是商业、粮食、物资、供销社等单位；95年之前是县化肥厂、县酒厂、县灯具厂和县棉麻公司等企业单位；
  2000 年之前是银行等金融部门；   2000 年之后到现在则是党政机关。   与这些好单位形成的波浪相对应，则是干部单位流动形成的人流波，只要是好单位，则是人人想进，不少人都找关系，寻门子，千方百计往里挤。
  当年鼎盛的物资局，人员高达500多人，其局长说，这500多人，

除了组建时的几十个人外，

分配的学生和军队转业复员的有100来人，

内部子弟有100来人，

其它200 多人都是当时千方百计调进去的。

现在除了个别的调出外，全部砸在里面，2000年改制破产后，工资都没有了。

物资局的命运为一些单位的盛衰提供了一种人力资源解释，也就是当一个单位处于发展阶段时，不断扩张需要人，同时外面的人也千方百计往里进，这时，如果严把进口关，高标准进人，则这个单位能够维持优势地位。但是，如果进口关不严，干部子弟、关系户和内部子弟汹涌而入，则这个单位在达到人员承载的最高点后，必然内部管理混乱，效率低下，盛极而衰，甚至最后毁灭。从中县的实际来看，无论是商粮供等单位，还是已经不复存在的几个企业，以及现在的环保局、公路局和县医院，都是这样的命运轨迹。
  而党政机关之所以不断运转，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再筛选” 机制保证了其补进干部的素质，同时严格的编制又使得其不致过渡膨胀。

县医院曾经是中县最好的单位之一，鼎盛时有不少乡镇党委书记和县领导、局领导的家属在其中工作。但因为进人口把关不严，使得内部子弟、干部子弟以及关系户大量调入，从当初的300多人膨胀到现在的1000多人。

但是10年之间，也从一个利润几百万的单位演变到现在外债高达8千多万的单位，内部管理混乱，医疗事故不断，2008年底，发生了好几次医疗事故，使得事故家属占领县医院。
  人身安全无法保证的县医院职工围攻县委、县政府，并围堵下来检查工作的北山副市长，使得 2008 年的中县春节很不平静。我参加了当时为解决问题而召开的党政联席会，卫生局长汇报时的第一句话就是：县医院在全县的位置特殊，曾经有8位乡镇党委书记的家属在医院工作。 

一位曾任卫生局办公室主任的干部讲，县医院是标标准准的   “窝子兵”，很多是内部子弟安置，随便找一个院领导和老医生，其七八个亲戚都在医院工作是很正常的事。如此导致内部关系错综复杂，极其难以管理，而工资发不下来的结果导致很多技术骨干外流，从而陷入恶性循环。他说：

‚县医院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事件，当时两个老医生打架，每一方的亲戚和关系户都上来帮忙，结果演变为百人大战。‛（访谈，2009）
在这种随波而动的干部流动中，出现了干部子弟和关系子弟的   “不落空”现象，也就是哪些单位好，他们就去哪些单位。先是计划经济垄断单位，然后在这些单位形势不好的情况下流动到其它优势单位。一位中县县长曾生动地比喻他们：这是猪进庄稼地，啃了苞谷，啃红薯，啃了红薯啃南瓜。

  这些在一些干部子弟的简历上有很清晰的反映，比如一位出身于干部家庭的党委书记的工作简历就是先在棉麻公司，后流动到粮食局，再流动到组织部。而一位出身于干部家庭的局长的简历则是先在百货公司，后到商业局，再到现在的局，但是这个过程的实现，有的容易，有的曲折，这位父亲曾为公安局领导的局长说：
‚当时商业上的形势明显不行了，我就想换换单位，老父亲当时也退了，想让我到公安局。当时的县委书记，和老父亲还有我的公公，关系都很好，就对我父亲说，去检察院吧，干嘛一定到公安局。但我父亲一直想让我到公安局。

老父亲也比较正直，在县里威望也高，不可能送礼什么的，结果一直没有调成。老父亲提起这就伤心，后来一次心脏病都犯了。我也就一直等，这中间恰好现在这个局成立，后来县委书记就说，别等啦，去吧，将来是有发展前途的。
  我父亲当时也很无奈，就说去吧，这样就到现在的局了。‛（访谈，2009）

30年巨大变化导致的单位变迁，发生了很多意味很深的故事。80年代中县一位分在公安局的军转干部曾破口大骂：我们要是有关系，还会分在这个破地方。但是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公安局现在是非常好的单位了，估计他现在都在庆幸自己当时没有关系。
  一位市国资委领导给我讲，他当时军队转业时曾想到市装饰公司去，因为没有关系，结果没有去成。去年一次他接访，上访的就是市装饰公司的下岗职工，一位下岗职工骂他拿着工资，不为人民服务。他当时也比较激动，说：20年前，我要去你们单位，你们都不要我，现在倒好，好处难道都要让你们占光？
   这是形势和造化弄人，是一代人的命运无常。
1994年至2002年，中县实行改革，把人财物权利下放给乡镇，等于是甩包袱，同时给予乡镇发展的自主权。实践证明，这是一次极其失败的改革，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乡镇机关和乡镇事业单位的人员严重超编和膨胀。这是因为乡镇党委书记一般干几年就要调整，所以谁也没有长远打算，不太考虑进人后的负担问题。
  而且进人本身就是一种利益获得方式。   

8 年间，我原来所在的西城乡机关人员就从60多人膨胀到近200人。一位干部讲，当时交给乡里1万元就可以上班，进人的随意性很大，不少企业下岗职工都进来了，甚至有一个当时在集镇上卖肉的，后来大家发现也到乡里来上班了。
  机关膨胀的结果就是工资发不下来，工资全靠收取农业税和农业提留。对于当时的情况，一位干部讲：

‚我们春节后上班，几个月不发工资，就等夏季收取农业税和提留，补发上半年的工资。然后又是几个月不发，等秋季收取农业税后，再补发下半年的工资。好几年都是如此。‛（访谈，2009） 

这就极其真实地道出了那几年干群矛盾尖锐的原因所在，干部的工资来自于收取农民的农业税，不收取农业税，干部就无法生活，从而进入可怕的官民   “生存博弈”。对于干部来说，当然希望多收一些，这样工资和福利就可以多发一些；对于农民来说，当然希望少收一些，因为这关系到口粮问题。
  当干部和农民都为生存而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也是一个政权最危险的时候。很多干部讲，那几年形势确实严峻，冲突不断，时有流血事件发生，当时农民就缺一个东西：枪，现在想想都后怕。
在这些血淋淋的事实面前，2003 年，中县重新上收乡镇人财物权力，2005 年河南省乡镇机构改革，精简分流，把乡镇编制和进人权上收到省，几年内只减不增。同时进行转移支付，保证干部工资的发放，加上2005年农业税的取消，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了官民   “生存博弈”的困境。

 三、教师从政

中县县乡干部比较鲜明的一个现象就是教师从政。教师流动到党政机关一般通过调动来实现，而具体的调动过程在中国县乡的现实中可谓形态斑斓，方式多样，但很多都是通过   “教而优则仕” 或者写材料起家，其中很多都需要关系资源的运用。

对于如何到党政机关，教了6年书的常务副县长赵炎厚说：
‚我当时在初中教语文，平时写一些东西，有些在《北山日报》上发表了，在学校里也有一些小名气。当时乡里需要一个新闻通讯员，就把我抽去了，专门为乡里写通讯报道。后来乡里挑秘书，就挑到了我，先借调，后来才正式调过去。‛（赵炎厚访谈，2009）
人大副主任胡武利说：
‚我当时教学比较突出，不久就任教导主任了。乡里领导对我比较了解，教改组也汇报过我的情况，乡里就想调我到乡里去，任党委秘书。一说教育局不同意，因为当时教育上缺人，不放。
  后来教育局说，这个人乡里一直要，干脆我们要来，教育局就给我下了个文，调教育局，结果乡里又不放，不让走。后来83年底，县委办选人，他们知道我这个人，乡里和教育局都要，组织部就派人来考核，这样就把我选到县委办了。‛（胡武利访谈，2009）
而据中县一位退休的县领导讲，胡武利确实很优秀，但到县委办也有其它一些因素，当时其一个亲戚在市里，打了招呼。县委组织部也有其一个老乡，多方面因素一结合，就把他选到了县委办。 对于自己如何到财政局，一位县直部门一把手说：
‚我当时在李庄镇初中教书，我姨父原来在北京当兵，和当时县委书记的弟弟是战友，后来就找到县委书记的弟弟，给县委书记打了个招呼，就调到了财政局。‛（访谈，2009）
而当我问一个乡的武装部长当初是怎么调到乡里的，他直言不讳地说   “靠关系呗”，他说从教育上往行政上调是很难的，因为教育系统一般不放人，必须接收单位要有人帮您说话，帮你运作，不然不可能调动。

对于很多教师来说，调动到党政机关往往是其人生的重大转折，是其政治生涯的开始，在他们一生中都具有里程碑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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