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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单位间流动
单位间流动指个体的干部在单位间的转换。单位流动作为再分配人力资源的一种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是优化人力资源的一种手段,也是社会活化的一种体现。对于中国这样的 “单位社会”来说,单位流动可以释放能量,提高效率,增进活力。
单位流动的有无和难易是一个社会开放或封闭的指标之一。单位之间的落差,是单位流动的根源之一。而寻求发展、追求进步,希望有一个好的待遇和好的工作环境,则是一些干部流动的原动力所在。
一些单位的拉力和一些单位的推力使得整个“单位社会”充满了张力。同时,单位的兴废,特别是每次国家机构改革都会导致单位之间人员的大流动,使得单位流动成为社会和政治变迁的指示器。 但是,由于中国单位之间严重的不均衡,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多少往往决定了流动单位的好坏,好的单位则往往成为干部子弟以及关系户的流动地和落脚地。
干部的单位交流主要表现为干部调配和干部交流,干部调配是干部的调动和配备,主要是面向一般干部,干部交流则主要面向领导干部,所以这一节主要是研究干部配备所导致的干部单位流动,干部交流则放到下一章干部的轨迹中进行论述。
1978年以来,干部调配首先表现为专业技术干部的归队,1978到1981年,自然科学,外语、法学和医学等领域学非所用的近 20 万名干部先后归队。其后就是支边干部的调配和西藏、新疆、青海等支边干部的内调和调换。
80年代最大规模的干部调配是一些行业系统的重建和扩张,其中农业、轻纺、能源、动力、工业、银行、海关、政法等行业系统都先后调配了大量干部,比如1987、 1988两年,国家为政法和税务系统调配了56万名干部。
同时,国家一些重点工程和攻关项目的实施,也先后调配了不少干部。
为了规范干部调配工作,劳动部1980年制定了《干部调配暂行规定》。1991年,人事部又制定了《干部调配工作规定》。两规定规范和明确了干部调配的原则、范围和条件、审批权限、程序和纪律等。其中规定:
‚干部调配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编制员额和干部人数计划进行,保证干部在地区、行业、部门之间的合理分布及部门内的合理配置。‛
1992年,北山地委组织部和北山地区人事局下发了《北山地区干部调配工作实施意见》,其中要求:
‚干部调配必须坚持合理流向。党政群机关调进干部,主要在党政群机关之间进行调剂,确需从企、事业单位调入领导职务的干部,要从严掌握;对企业调入事业的干部要严格控制。‛
从整个北山市干部调配的实施来看,一般要求严格根据编制来进行干部的调配,并形成了 “超编不进,满编先出后进,缺编按需进人”的惯例。同时,由于机构人员膨胀,干部调配经历了一个松动到紧缩,分散到集中的过程。
1978年以来,对于中县来说,干部单位流动主要在两个层面发生,一是县域内外,这种形式的单位流动是一种地理流动,主要是老家是中县的干部从外地调回以及中县干部从中县调出。二是县域内部。主要有:乡镇之间的调动、乡镇和县城之间的调动、县城内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之间的调动以及各系统内部单位之间的调动。
一、顺流,逆流
从中县的单位实际来看,大体可以分为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三大类别,而每个类别内的单位又千差万别,比如同为正科级行政单位,财政局有职工近200名,科技局只有20多名,旅游局则只有1名,局长是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同为正科级事业单位,公路局职工近500名,史志办职工只有5名。而根据各个单位职能、权力以及掌握资源的多少,单位之间的工资、奖金、福利以及隐性收入等方面差别很大,这些差别导致了单位流动的不断发生。
从财政供给来看,行政单位一般是财政全供,事业单位则有财政全供、财政差供以及自收自支等类别。对于干部个体以及社会导向来说,一般是从企业单位往事业单位流动,从事业单位往行政单位流动。从事业单位来说,一般是从自收自支单位往差额供给单位流动,从差额供给单位往全额供给单位流动。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一般是从离县城较远的乡镇往较近的乡镇流动,从较近的乡镇往县城流动。这在中县干部中被称为顺流,反之则是逆流。
但是,中县官方机构对单位流动的定义则与干部相反,干部称为顺流的,官方机构称为逆流;干部称为逆流的,官方机构称为顺流;一顺一逆,使得单位差别、单位好坏成为共识。
对于官方机构来说,是鼓励顺流,抑制逆流。 而对于干部个体来说,则是千方百计顺流,除非组织调动,没有谁逆流而动,因为这里面的教训太深刻了。一位组织部的中层干部在中县灯具厂效益还好的时候,流动出去任副总,但不几年,灯具厂就破产倒闭,而这位副总现在工资都没有地方发放,回组织部则没有一点可能。
所以,顺流往往带来的是正收益,而逆流往往需要面对无法预测的明天。
单位流动也和干部的心态理念有很大关系,1980年代,很多中县干部具有很深的乡土情结,放弃留在大中城市的机会,而回中县就业。一些即使是分在大中城市也千方百计调回中县,对此,卫生局局长陈棠之说:
‚我 78 年开封卫校毕业后,留校教药理学,我推荐上学之前就订婚了,父母身体也不好,我就想调回来。但是学校不放,当时很麻烦,要找很多关系,难的很,一共花了8个月时间。当时需要开封市卫生局同意,我一个亲戚当时在开封印刷厂任设计师,等于是我的老表,我就找到他,他找到当时开封卫生局的一个副局长。
当时也可怜,没有东西,我就回来带了4瓶香油,和我表哥去找人家,大约跑了10趟,不断做工作,最后才同意放,唉,难的很。‛(陈棠之访谈,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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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统计局长、档案局长以及社保局局长都有类似的经历,都是从大中城市调回中县的,其原因也大多都是照顾家里、夫妻团聚等等。而80年代很多分在外县的干部一般也都陆陆续续调回,这是根深蒂固的乡土情结使然。
但是,现在中县干部的就业地域观念则是大反转,很多都千方百计往大中城市调。这一点也非常明显地表现在他们对于子女的就业观念上,能留在北京、上海,决不留在郑州,能留在郑州决不留在北山市。比如卫生局局长陈棠之的两个孩子就全在郑州工作。
很多干部讲,大城市的工作起点更高,发展空间更大,机会也更多。当年自己回来也没有帮家里多少忙,却限制了自己的发展,所以,决不让后代再走自己的路。
对于县域内部的单位流动,很多干部讲,从一般乡镇到重点乡镇,从二级单位到一级单位,从
一级单位到大部委办,也就是权力核心单位,对一个干部的成长至关重要。
对于如何一步一步流动到核心权力机关的,政府办副主任马关治说:
‚我许昌医专毕业后,分在卫生局下的二级事业单位,县防疫站。我平时注意学习,爱写东西,在一些专业刊物上也发了一些文章,就被提为防疫站办公室主任。一次卫生局举行活动,让我和另外一个人发言,那货[1]发言结结巴巴,紧张的很,我发言很清楚,很自然,当时卫生局副局长就说我是个人才。
后来我又编辑防疫演示文稿,送给卫生局长后,他把几个副局长叫到一起,说看看这个人,看这文字写的。当即决定调我到卫生局办公室,任命为副主任。干了几年后,一次县里卫生系统举行一个重大活动,常务副县长的发言让我写,我送过去之后,常务副县长看了看,说,是个人才啊,材料写的好,字写的也好,想来不想来啊,我就说,想来。
后来我就找常务副县长,希望能调过来。 不久县政府公开招秘书,我当时考的也不太好,但因为有前面的基础,还是调过来了。‛(马关治访谈,2009)
1978年以来,从整个干部单位流动的走向来看,无疑是顺流多,逆流少。同时80年代基本是组织调配多,个人要求少。90年代以来,则基本是个人要求多,但也都要走组织程序。
很多干部为了流动到一个好单位,挖空心思找关系,寻人情,必要时甚至金钱开路。从现在来看,单位流动控制更严,因为每个单位的编制和人员都控制的很死,一些单位没有办法,只好采取通融的方式,比如以借调,抽调等方式补充人员。而党政群机关基本都通过公开选拔的方式在行政、事业单位选人,基本是一种 “内循环”。
比如,中县党政群机关在2005年和2007年分别公开选拔了30名和20名年轻干部,补进到党政群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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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县方言,那个人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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