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敏镐（1997）通过对陕西Y县、江西G市、福建C市 232名县乡干部的个人背景资料的分析，辅以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1]，对中国县一级党政干部的选拔任用进行研究。马敏镐建立了县级党政干部选拔任用的一般模式：预备阶段、人选产生阶段、考核阶段、人选确定阶段和任命阶段等。并具体考察政策性因素、素养因素、人口学特征、环境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对干部选拔任用的影响。
  在对Y县10个县直职位竞争的研究中，发现年轻者和学历高者更易胜出，而具有政府办公室、机关党委和乡镇一把手经历的干部更具竞争力。

从晋升路径来看，县级干部同一系统和部门的内部晋升占了相当比例，还出现了机关—基层—机关等的晋升路径。
Landry（2000）通过对江苏4个县市243名县领导和县直领导的深度访谈[2]，从组织人事和干部的角度考察分权改革下中央对地方的政治控制。Landry把江苏4县干部的仕途经历分为：党委、政府、军队、群团、乡镇和企业等五个类型，并构建了这些政治机构经历和干部晋升关系的数量模型，发现，

党委经历是干部晋升的重要通道，对干部的晋升具有很强的推力；

政府经历效应不如党委经历；军队经历对干部晋升的效应也显著；

群团经历在1980年代显著，此后逐渐衰弱；

企业经历和乡镇经历对干部晋升并无多大助益，虽然乡镇企业对地方经济贡献很大；

  从各级组织部门的作用来看，对科级干部来说，县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省委组织部；对于县领导来说，则市委组织部﹥县委组织部﹥省委组织部，这和组织部门下管一级的制度设计相符。Landry还发现，党龄和教育程度都有助于干部的晋升，具有大学学历的干部晋升较快。
 

以下文献考察了政治机构和特殊职位对于干部仕途的影响。
Li Wei & Pye(1992)指出了中国政治体系中秘书群体的普遍存在，并考察了秘书的职责，秘书的权力以及秘书和首长的共生关系等。Li Cheng (2001)则注重研究秘书生涯在干部仕途中的作用，以及秘书在首长政治生活中所发挥的政治联盟，政治权力基础的巩固以及协调作用等。李成的研究表明，在其界定的中国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中，具有秘书经历的都分别占据两成的比例，加上具有办公室主任和秘书长经历也分别约占两成，共约有四成的领导人具有秘书经历（Cheng Li,2001:151），从而证明了秘书岗位是领导干部的摇篮这一命题。
   寇健文（2001）通过对1978—2000年之间 121位共青团中央常委的仕途考察，发现七成转业
后担任党政干部，五成晋升为副省部级以上高官，从而实证了共青团为干部的摇篮，具有干部输送的组织使命。但团干部多半在组织、宣传、统战、外联和政法部门历练，很少担任经贸、管理和科技部门的主管，显示中共干部输送管道出现区隔分化现象。
李博柏、魏昂德（2008）对中国行政管理精英职位升迁中的政党庇护机制进行考察，认为党员在职业升迁和资源分配中享有优势，基于党员身份的政治不平等是社会主义国家分层秩序的核心。党员身份对职业生涯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入党早的人身上，党把成人教育作为提升干部培养对象的教育程度的主要方式，从而使得成人教育成为中共政党庇护的名副其实的方式。党员身份和精英职位具有强相关关系，这是政党庇护机制发生作用的结果。
 

三、政绩与晋升 

每一时代都有其面临的主要问题，也需要相应的精英来解决这些问题，所谓时势造英雄，此其义也。

中共建制前，武装斗争需要和造就了大量革命精英，文革则造就了大量造反精英。

1978年以来，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进行，必然也需要相应的经济建设精英和技术官僚。
  同时，随着党的中心任务的转移，对政治精英的评价标准也必然变化，这是中共以激励为主的政绩型体制建立的时代背景。而国内外相关的研究，不仅考察政绩与精英仕途的关系，还考察组织人事制度变革以及精英仕途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等。
荣敬本等人（1998）在对河南新密市等地县乡政治体制运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县乡压力型的政治运行体制，所谓压力型体制，指的是下级为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压力型体制关键是指标任务的层层分解和完成评价。这个体制很好地解释了一些地方的经济快速发展，但也带来了   “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的现象和跑官卖官、寻租等腐败的发生，所以荣敬本等人提出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转变的时代课题。
   杨雪冬（2002）以河北涞源县的调查为基础，考察了政绩考核从“忠诚—命令”式向“忠诚— 政绩”式的转变。新的政绩考核通过政治承包制，围绕指标任务的分解、完成和评价来进行，形成了过渡性的激励机制，但也带来了软约束和高成本等弊端。

Bo Zhiyue（2002）构建了省级领导人仕途的政绩型模式，认为派系和地方主义均不能很好地解释省级领导人的政治流动，而政绩则能很好地解释省级领导人的仕途变动。薄智跃发现，人口大省的领导人有更多的晋升机会；

而经济绩效不是省级领导人流动的决定因素，好的经济增长并不能带来晋升；
  富省的领导人有更多的晋升机会，财政收入有助于晋升，多向中央上缴财政有助于职位稳定；直辖市的领导人有更好的晋升机会。

总的来看，好的经济绩效有助于保持位置，但与晋升的效应并不显著，但向中央多上缴财政和税收有助于晋升。
  周黎安（2008）提出了中国官员仕途的政治锦标赛模式，这种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多层次、逐级淘汰的锦标赛，让每一级政府都处于增长竞争格局中，让每个官员的仕途都与本地经济增长挂钩，使得经济绩效成为干部晋升的主要指标，提供了官员发展经济的强激励，从而提供了中国经济发展之谜的一种解释。周黎安认为，政治锦标赛的关键是把政府官员的激励搞对了，通过行政任务逐级发包（责任状和数字目管理）、财政分权、属地管理和晋升竞争，从而形成了官员治理的整体性框架，使得官员为晋升而竞争，为竞争而发展。但政治锦标赛也带来很多弊端，比如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过度竞争以及金钱政治等等。
   周黎安（2008）等还运用1979—2002年的省级水平的数据验证官员晋升和经济绩效的关系，

他们发现，省级官员的升迁概率与省区GDP的增长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省区GDP实际增长率越高，省级领导干部升迁的概率越大，而权力中止的概率越低。周黎安等还发现，相对经济绩效也就是任内平均经济绩效和相对于前任的经济绩效对官员的晋升作用更为显著，从而支持了中央运用人事权激励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观点。
张军（2005）等认为，为增长而竞争，这是中国增长之谜的一个解释，让地方官员树立为增长而竞争的政绩观，这是最为有效的激励机制。各级官员增长共识的达成，对中国的发展作用甚巨，如果没有增长，那才是中国的最大问题。张军等（2008）还通过1978年以来省级领导人的数据发现，官员的任期限制和异地交流等制度对经济增长有正面的推动作用，官员任期和经济增长呈现倒U型特征，任期定为5年是比较好的选择。
   徐现祥、王贤彬等（2007）通过1978 —2005 年省长和省委书记交流的数据，发现整体而言,
省长（书记）交流能够使流入地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1 个百分点左右。王贤彬、徐现祥等（2008）还发现不同类型的省长省委书记的经济增长绩效显著不同：从来源的角度看，来自中央部委的省长省委书记的经济增长绩效并不显著；从离任后去向的角度看，调任中央的省长省委书记在任期间并没有获得显著的更高的经济增长绩效。
  徐现祥、王贤彬等（2008）还通过1978-2005 年间京官交流数据，发现京官交流是以培养为主，培养代价是辖区经济增长显著放慢了1 个百分点左右；但一个任期的培养锻炼结束后，无论是从政治晋升还是经济增长角度看，培养后的绩效显著提高。

Guo Gang（2007）通过1995—2002年县委书记和县长的数据，考察经济绩效和官员更替的关系。发现在时间序列下，中国县级领导流动频繁，一个平均年，29%的县委书记变动，32%的县长变动，18%的县委书记和县长都变动。从数据模型来看，财政和税收增长增加了县长的晋升概率，而新任命的县长以及少数民族县长，流动几率相对较小，同时，非正式因素在基层官员仕途中发挥相当作用。

Landry（2003）通过 1990—2000 年中国市长的数据，考察中共对市级政治精英的政治控制。 Landry认为经济分权和人事分权并没有削弱中共实施组织人事政策的能力，中共仍然牢牢控制着组织人事权力，这和其对江苏四县政治精英的研究结论相一致。通过构建官员晋升的有序 probit 模型，Landry发现经济绩效对于市长的晋升和流动影响不大，但退休制度的实施缩短了市长的任期，提高了次梯次干部的晋升机会。同时，中共并没有建立与经济绩效优劣相配套的激励和惩罚官员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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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包括 18 名县委领导，18 名县政府领导，42 名县委部门领导，200 名科级干部等。232 名干部是从 3 个县任意选定 的，主题是每个县 20 个职位 1982—1996 年历任干部个人情况的统计。对 50 名干部进行了访谈，26 名干部进行了 问卷调查。
[2] 苏南和苏北各选择 2 个县，每个县随机选择 65 个单位，对这些单位的领导进行访谈，产生 243 个访谈个案，包括 县领导，县委部门领导和群团领导，县政府部门领导和垂直部门领导等，其中一半为副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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