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社会领导体系调查《中县干部》-5..

四、关系与晋升 
关系在中国政治精英仕途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来看，主要集中于精英政
治中的关系的类型，关系运作，关系网的编织和作用等。
Dittmer（1978）通过对四人帮垮台的考察，认为仅靠毛的恩宠而晋升是站不住的，必须权力和势力（正式权力和非正式权力）结合，建立深厚的背景和政治基础，才能获得稳固的政治地位。 

Lampton（1986）通过对纪登奎、彭冲、谷牧、余秋里、许世友和陈锡联仕途的研究，提出了相似的观点。 彭怀恩（1986）以1950—1985年台湾行政院96位内阁精英为研究对象，从政治精英的背景、录用、结构和变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建立了内阁精英完整的政治生涯历程。
    其研究在探讨内阁精英晋升和领袖的关系时，认为领袖充当了把门人的作用，其提名对于内阁精英的晋升至关重要。彭把关系主要限定在：血缘与姻亲；同乡，同学，同事；师生或部属关系；秘书等，统计结果发现，52%的内阁精英与领袖有直接关系。
Guo Xuezhi（1999）构建了中共高层政治精英中的关系理论框架，在对关系的历史和演变梳理的基础上，郭学志提出主要有四种类型：工具型、礼节型、道义型和感情型。工具型主要是得失算计和利益获得；礼节型主要是人情考虑与和谐的关系；道义型主要是忠和义；感情型主要是感情和恩情。郭学志认为在中共高层政治精英的关系网络中，礼节型、道义型和感情型关系的重要性远高于获利性的工具型关系。

Li Cheng（2001）以清华大学为例，考察了学校网络在中共政治精英仕途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清华大学成为中共高层政治精英的摇篮主要得益于蒋南翔校长的政治辅导员制度、又红又专的双肩挑制度以及中共干部四化方针中的知识化、专业化政策。

李成还考察了政治家族子弟的家庭网络、学校网络、企业网络和姻亲网络，认为政治家族子弟在仕途占据优势的同时，也面临制度化和舆论的双重约束。Tanner等(1993) 把政治家族子弟的优势归因于教育、技术技能的获得以及政治经验、政治可靠性的考量，同时认为政治家族子弟现象根植于中国深厚的儒家政治传统中。
    Opper & Brehm( 2007)对中国政治精英晋升的政绩模式提出质疑，通过1987—2005年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数据，构建了精英晋升的关系模型，证明关系而不是政绩在精英晋升中起重要作用。 Opper & Brehm认为在中国的M型社会结构中，省的自主性有限以及需要与中央的密切合作，这些都使得关系起到了基础性的筛选作用。但他们构建的关系模型中，以省领导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同省籍贯、同校和同省工作经历作为关系指数，存在根本性的缺陷。
    马敏镐(1997)考察关系因素在县一级党政干部选拔任用中的作用，认为正式关系是非正式关系运作的基础。马敏镐从与上级的关系、与主要领导的关系、与直接主管领导的关系、与群众的关系、与同级竞争者的关系、与组织部门的关系以及小圈子等面向，分别动态考察它们的作用。

樊红敏(2008)通过在河南黄市挂职锻炼的实地调查，考察关系在黄市日常政治权力运作的表现和作用。樊认为关系是黄市权力运作的隐秘机制，主要表现为三种景观：

跑项目、跑资金和招商引资；

个人地位获得中的打点；

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有效运用等。关系主要分为纵的庇护关系网络和横的地方精英关系网络，它们相互交织，统一于日常政治生态和权力运行中。
实际上，与      “关系”相关的派系争论早就开始了。

Nathan（1973）提出中共政治精英的派系模式，认为派系是以领导为中心的垂直性依附关系，这种庇护性主从关系形成了架构式的关系网络。裴鲁恂（1989）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中共政治精英的派系进行了分析和考察，认为中共政治充满了共识和派系的张力，派系的形成与政治精英的不安全感息息相关。Dittmer（1995）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共精英政治的非正式政治模式，认为关系在中共政治中起重要作用，关系可分为价值面向的关系和目的面向的关系，关系的深度和广度在政治精英的仕途中起决定作用，构成了政治精英的政治基础。
    Pye（1995）对Dittmer（罗德明）的正式政治和非正式政治的分类以及价值面向和目的面向的关系分类提出质疑，提出关系政治的悖论：表面否认，实际却存在。认为中国政治很重要的就是区分荣誉性的关系和不荣誉的关系，合法化或者制度化荣誉性的关系，承认政治领域中派系的存在，而不是对关系和派系不加区分，表面一概否定，实际却大行其道。

邹谠(2002)在对上述争论综合的基础上，认为：      “非正式政治系由具有各种不同非正式关系及关系网的人们之间的政治互动所构成，这些非正式关系及关系网在因重大政策问题或人事变迁而展开的斗争、冲突或争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时甚至充当‘政治行动集团’（political action groups）的核心。”
     “正式政治最好由等级制金字塔来代表，而非正式政治则由蜘蛛网来代表„„为了制度化及长期稳定的目的，金字塔形的等级制应该得到蜘蛛网的补充而不是支配。”
(邹谠，2002：173—177)因此，邹谠认为运转良好的政治体系，需要非正式关系对正式关系起补充和支持作用。 五、县乡政治精英研究
对中国县一级政治精英的研究，无论大陆和美国，都比较薄弱，而中国台湾则一枝独秀，特别是台湾县级政治精英的派系和流动，积累了相当的文献。大陆对乡村政治精英的研究，则较为丰富，特别是乡村治理和乡村自治以及乡村政治精英的心态和行为，都有较多的文献。
Barnett（1967）通过对香港一些大陆移民的深入访谈，考察共产中国政治体系的组织和运行。通过福建X县、C公社的个案，Barnett详细描述了县、公社两级党政机构的组成和运行，以及干部的背景、构成和流动。比如当时X县县委和县人民委员会领导基本都是出身北方的南下军事干部，文化水平不高，比较年轻等等。
 

  通过其研究可以发现，中共的地方组织架构很多一直延续到现在。 Barnett的研究虽然主要是描述性的，但提供了详细的机构组成和运行信息，是美国学者对中共治理下县、公社机构的开拓性研究之一，也是较早利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这个平台进行的研究。其采用的个案研究和深入访谈研究方法，被很多后来研究者采用。

Zhong Yang（2003）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下，通过对江西、江苏、福建和四川等地的实地调查，考察了地方政府的历史变迁，县乡党政机构设置，县乡干部的行为和县乡政策执行等。钟扬的研究某种程度上可以和Barnett的研究进行对话和比较。钟认为县乡干部作为理性行动者，具有自利行为，但也要受环境、政策、制度以及条条块块机构设置的制约。
    钟把县乡干部分为晋升型干部（乡镇干部）和中止型干部（县直干部），并考察他们不同的行为方式。而从政策执行来看，地方干部具有倾向性，重要的和亮点型的政策执行较好，指导性和例行化的政策执行较差，同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较为突出。

Shen Mingming(1994)考察了政策驱动下华北Z县的干部更替，通过对76名县乡干部的深度访谈[1]，聚焦于干部构成的变化以及更替后干部的价值倾向、角色意识和施政行为。沈明明认为，干部年轻化政策造就了新一代的地方精英，他们更乐意于改革政策的贯彻和执行以及地方面貌的改变，因此，年轻化政策的实施为改革开放提供坚实的地方干部基础，而政策驱动下的短时期大规模和平式的精英更替也为精英变迁提供了新的类型。

马敏镐（1997）以三个县的个案调查为例，对中国县一级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进行研究，在对选拔任用体系、结构梳理的基础上，建立了选拔任用的一般模式，并动态考察政策因素、素养因素、关系因素等对干部选拔任用的影响。马认为，中国县一级党政干部的选拔任用受中国传统政治和现实政治形势的双重影响。

Landry(2000)对苏南和苏北四县干部的研究，通过对组织人事系统变迁，组织部门的权力，以及不同机构经历对干部仕途的影响的考察，发现在分权政策下，党对地方的政治控制仍然完整而坚固，这表现在党的组织人事政策在地方得到较好的贯彻和执行，地方党组织牢牢控制着干部的选拔任用，干部的政治标准没有降低等，表明中共的地方控制能力没有削弱，而是得到延续和加强。 荣敬本等（1998）考察了中国县乡从集中的动员体制到分权的压力型体制的变迁。压力型运行体制的提出，符合了中国县乡的部分现实，因此引起了学界和政界的认同和反响。
    荣敬本等人认为这种目标任务层层下达和分解，依靠行政命令来完成的，并以此来考核选拔干部的运行体制，在促进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很多弊端，因此，需要向民主合作的运行体制转变。
杨雪冬（2002）以县为分析单位，考察市场发育、社会生长和国家构建的关系。认为1978年以来，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有效率的官员队伍、稳定的财政来源、合法性的构建以及社会力量的增强，中国的国家建设成就巨大，但也面临很多问题，指出理性和民主是中国国家构建未来的方向。杨雪冬还具体考察了压力型体制、政绩考核、地方精英再生等重要问题。
 

  周庆智（2004）以内蒙古W县为例，考察了县级行政结构、过程及其运行。在国家政权建设理论视角下，对县级行政机构的组成、干部的来源和晋升、行政的具体实施、县级财政和行政制约机制等进行具体考察。周认为县级行政机构是有着自身利益的行动者，具有追求并强化其权威地位、资源和利益的倾向，县级机构的很多问题都根源于这些倾向以及一些列的制度规则缺陷等。
   

樊红敏（2008）以河南黄市为例，在日常政治视角下，考察县域政治生态和日常权力运作。具体包括：干部职业地位的获得，地方领导的权力实践，关系运作以及开会政治等。樊红敏研究的亮点是提供了县乡政治的真实实践图景以及县乡政治精英的仕途历程个案，并探讨了实践性权力、政党魅力型权威、关系网的编织及运作以及开会政治的具体表达等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著作涉及县乡政治精英。 曹锦清（2000）《黄河边的中国》，通过对河南一些乡村的实地调查，提供了中原乡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景纪录，完整而又真实地提供了一段历史时期的乡村社会图景。其中涉及到的政治生态、关系网络、干部晋升以及政绩工程等主题，可以和本研究相互印证补充。
  应星（2001）《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通过重庆平县大河移民因土地被电站冲刷而长达20多年的上访及政府摆平故事的的描述，揭示了地方权力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双向的实践和运作。书中通过对地方政府摆平技术的刻画：拔钉子、开口子、揭盖子等，真实再现了地方政治精英的心态和行为。孙立平等（2001）通过华北B镇收粮的个案研究，运用过程—事件研究视角，考察了地方政治精英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过程，研究中提出的      “软硬兼施”手段可以说是中国地方政治精英处理问题的基本模式之一。
 

  于建嵘（2005）《岳村政治》通过湖南衡阳白果镇绍庄村（岳村）的实地调查，考察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通过不同历史时期乡村政治机构的变迁考察，于建嵘认为，国家主导了乡村社会的变迁，其标志就是国家行政权力的下沉，但这种变迁过程要受到乡村各种利益机构以及国家能力、乡村传统、现代化等各种因素的制约。随着国家行政权力的逐步退场以及乡村自治的实施，乡村社会将迎来大的转型。
    而作为研究附录的《衡山调查记事》，则提供了乡村社会的真实运行以及地方政治精英行为和心态的真实记录。吴毅（2007）《小镇喧嚣》通过对2003—2004年湖北H市大江区某镇的实地调查，真实再现了乡域政治的实态和运行。在国家—社会理论视角下，运用叙事的表达方法，通过检查、开发、征收、信访等故事的讲述，细致刻画了乡村政治精英和农民的互动、博弈和共生，以探求乡村底层社会治理的答案。

这些研究虽然大多采用叙事的表达方法，但背后其实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论关怀。这些研究在提供了县乡政治精英真实实践画卷的同时，也表明，县乡政治精英一方面作为能动者，不断丰富创新基层的政治实践；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是被动者，他们的行为和心态深深嵌入在国家的政治体系结构、政策制度规则以及地方的社会文化传统中。

以上有关中国政治精英的研究中，呈现非常明显的两极：境外学者主要是研究省部级以上的高层政治精英，往往采用大规模的简历分析和统计分析，但由于条件限制，对精英的深入访谈很少。

这样做的优势是可以提供高层政治精英的总体特征和仕途轨迹，但却无法提供更深层次的个体政治精英的生涯过程，因为很多东西是简历无法提供的，比如每一次的工作调动如何实现等等，同时对影响政治精英仕途的很多深层次因素也无法实证研究。大陆学者主要是研究乡村政治精英，往往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但很难获得完整的官员档案资料，因此研究往往不完整，同时对很多深层次的因素也涉及不深或者无法涉及。

同时，从国内外研究来看，对一个县全体干部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还不多见。并且一些相关研究往往抓不着重要问题，浮在表面，进入不了实质领域。

而本研究则把这两者结合，一方面获得了完整的官方精英资料和很多内部文件档案， 另一方面则对全体重要干部进行深入访谈，从而得以构建中县干部整体图像以及干部的完整仕途历程，更关键的是，得以进入很多深层次的领域，并对之进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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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包括 14 名县领导，16 名乡镇领导，45 名县直领导。这其中 54 名一把手，21 名副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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