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的行为 Human Action-35:边际效用法则..

价値判断总是仅仅涉及与选择行为有关的存量。一种存量总是由同质的部份组成，而每一部份都能提供与另些部份相同的服务，因而各部份可以互相代替。所以就选择行为讲，任何部份作选择的对象都是一样。

如果遇到必须放弃其中一部份这个问题发生时，所有的部份（单位）都被认为同样有用、同样有价値的。假若这个存量由于失去一单位而减少了，行为人必须重新决定如何利用其余的各单位。

当然，较小的存量不能提供较大存量所能提供的那么多的服务。在这新的安排下，已不再雇用的那个单位，在行为人的心目中，是在以前存量较大时最不迫切的雇用。因而他所放弃的满足，是在以前存量较大时，那些单位所提供的满足中最小的满足。

假若在总存量中要放弃一个单位，他所必须考虑到的只是这个边际满足的价値。假若要对同质存量中一个单位予以估値，他就以全部存量中那个用途最不重要的单位的价値估之；也即凭边际效用来估値。

如果一个人必须抉择，或者放弃存量a中的一个单位，或者放弃存量b中的一个单位，这时，他并不要把全部存量a的总价値与全部存量b的价値作比较。他要比较a和b的边际价値。尽管他可能把全部存量a的价値看得比全部存量b的价値较高，可是b的边际价値可能高于a的边际价値。

同样的推理也可适用于任何财货存量的增加。

为着陈述这些事实，经济学无须使用心理学的术语。也用不着诉之于心理学的推理来证明。如果我们说，选择行为并不依靠附着于整个类的欲望的价値，而依靠附着于有关的实在欲望的价値，不管这些欲望可归于哪一类，那么，这并不增加我们的任何知识，也不把它追溯到更熟知的或更一般的知识。

以欲望的类别来讲的这个说法，只有我们回忆到所谓「价値的谬论」在经济思想史所扮演的角色时才可了解。孟格尔和庞巴卫克曾经利用「欲望种类」这个名词来反驳一些人所提到的反对论，那些人认为「面包」比「丝」更有价値，因为「营养这一类欲望」比「华丽衣着这一类欲望」更重要[2]。

今天，「欲望种类」这个概念完全是多余的。对于行为毫无意义。因而对于价値论也毫无意义。而且它还容易引起错误和混淆。概念与类别是心智的工具；它们只在利用它们的那些理论脉络中才具有意义[3]。为着确认这样的分类对于价値毫无用处，而又把不同的欲望安排于「欲望种类」，这是荒谬的。

「边际效用和边际价値递减律」与高森的欲望饱和律（Gossen's law of the saturation of wants——也即高森第一法则）无关。在讨论边际效用的时候，我们旣不讲到感官的享受，也不讲到饱和与满足。

为建立下述的定义，我们并不超越行为学推理的范围：假设一个人具有某同质的存量是n个单位，他就使用一个单位，如果存量只有n-1个单位，他就不使用，我们就把这个使用叫做最不迫切的使用或边际使用，从这边际使用得到的效用叫做边际效用。

为得到这个知识，我们并不需要任何生理的或心理的经验、知识、或推理。这是从我们的假设必然得到的结论，我们的假设是：人是有行为的（有选择的），在第一场合，他有n个单位的同质的存量，在第二场合，他只有n -1个单位。在这些条件下，我们想不出会有其他结果。我们的这个陈述是形式的、是先验的，不凭借任何经验。

促使人们行为的不适之感，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形是，再也没有任何行为（或因为到达了完全满足的情况，或因为这个人不能再改善他的生活环境）。

在这两种情况之间或者有些中间阶段，或者没有。非此即彼，不会有第三种情形。在第二种情形下，只会有一个行为，这个行为一经完成，即到了再也不能有所行为的境界。

这显然与我们的预设——有行为——不相容；所以它不蕴含行为元范的一般条件。剩下的只有第一种情形。但是，这种情形与第二种情形的距离又有各种不同的程度。所以边际效用法则已经蕴含在行为元范中。

它不过是「满足较多的东西优先于满足较少的东西」这个说法的反面。如果可供使用的存量从n-1个单位增加到n个单位，这个增加部份之被使用，只是为的满足那个比存量为n-1个单位时所能满足的欲望中最不迫切的欲望还要不迫切的欲望。

边际效用法则不是指的客观使用价値，而是指的主观使用价値。它不涉及某些东西引起一定效果的物理的或化学的性能，而只涉及那些东西与一个人自己所认为的福利的相关性。它不涉及某些东西的价値，而只涉及一个人认为从这些东西上面可得到的服务。

假若我们要相信边际效用是关于事物和事物的客观使用价値，我们就不得不以为，随着可使用的单位数量的增加，边际效用不仅是会递减，而且也会递增。

财货a某一最少量——n个单位——的使用所提供的满足，被认为比财货b—个单位所可提供的服务更有价値，这种情形会发生。

但是，如果财货a的存量小于n，它只能用之于被认为比财货b的用途较少价値的用途。这时，a的数量如果从n-1个单位增加到n个单位，其结果就是附着于a的一个单位的价値之增加。有100根木头的人，可能建造一间小屋以避雨，比一件雨衣要有用得多。

但是，如果他可使用的木头还不到30根，他就只能做一张床以避地面的潮湿。如果他有95根木头，他就会放弃雨衣以换取更多的5根木头。如果他只有10根木头，他将不会放弃雨衣，即令可换约10根木头。一个人如果只有200元的储蓄，他可能不愿意去做某种可赚约200元报酬的工作。

但是，如果他的储蓄到了2,000元，而他急于想买到非2,100元买不到手的一件东西，这时，他就很乐于接受这项工作，而且，即令它的报酬不是200元而是100元，他也乐于接受。

所有这些例子，完全符合正确陈述的边际效用法则。依照这个法则，价値是靠期望中的服务的效用。至于效用递增律，确也有这回事。 〖此处似应为：至于效用递增率，则纯属无稽之谈。 〗

边际效用法则决不可与Bernoulli的学说和Weber-Fechner法则相混淆。 Bernoulli的基本贡献是大家所熟知而不容争辩的事实，即人们在满足其次要的欲望以前，急于满足更迫切的欲望，一个富人比一个穷人更能满足他的欲望。

但是，Bernoulli从这些明明白白的事情推论出来的结论都是错误的。他发展一套数学理论，认为满足的增加量随着一个人的全部财富的增多而递减。他的说法是对于一个有5,000金币（ducats）收入的人而言，一枚金币极可能不会比半枚金币对于一个只有2,500金币收入的人更为重要，这个说法简直是奇想。

各人对于事物的估値，千差百异，彼此之间除用武断的方法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可作比较。即令我们把这一层置而不论，Bernoulli的方法即就同一个人对不同额的收入估値来讲，也是不适当的。他不了解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所能够讲的只是：随着所得增加，每个新增额是用来满足较所得增加前已经满足的最不迫切的欲望更不迫切的欲望。

他不了解在估値、选择、和行为中决没有什么可衡量、可相等的，只有等级之差，也即取和舍[4]。所以，Bernoulli也好，那些采用Bernoulli推理方式的数学家和经济学者也好，都不能解决价值这一难题。

把主观的价値理论和Weber-Fechner的精神物理学法则相混淆所引起的错误，曾经被Max Weber攻击过。 

Max Weber对于经济学固然不够娴熟，而且过份地受了历史自足主义（historicism）的支配，以致看不淸经济思想的一些基本原理；但是，他的天才使得他在这个问题上得到了正确的结论。

他断言，边际效用理论「不是心理学所可证明的，而是——如果用一个认识论的名词来讲——建立于实效主义，也即基于目的与手段这两个范畴的发展」。 [5]

如果一个人想解除某种病况而服用一定量的药剂。这一剂药没有使病况转好。再加重分量，其结果或者是恰到好处，或者是把病弄得更坏。所有各种满足，也是如此，尽管恰好的那一点要用大份量才可达到，而引起负效果的那一点通常是很遥远。

这是因为我们的世界是属于一个因果关系，而其因果又是属于量的关系之世界。例如，一个人住在华氏35度气温的房子而感到不舒服，他就想把这间房子的气温升高到65或70度。他决不会把气温升到180度或200度。这个事实与Weber-Fechner的法则无关，也与心理学无关。

心理学对于这个事实的解释至多是提出一个极据式的说法：人，照例是喜欢保持生命与健康，而不愿意死亡和疾病。从行为学的观点来看，重要的只是「行为人在交替的事物之间加以选择」这个事实。

人，被放在十字路口，他必须、而且也的确选择，这是——且不提其他情形——由于他生活在一个量的世界，而非一个无量的世界，无量的世界，甚至不是我们的心灵所可想像的。

边际效用与Weber-Fechner的法则之混淆，是源于错在只看到达成满足的手段，而没有注意到满足的本身。如果满足的本身，曾经被想到，则不会荒谬到用「感觉的强度随外来刺激的强度之递增而递减」来解释关于气温的欲望。

一般人不会想把卧室的气温提升到120度这一事实，无论如何是与对气温的感觉强度毫无关系的。

如果某人旣不更想买一套新衣服，也不更想听一次贝多芬交响曲演奏，而他又不把他室内的温度调整到其他正常人所调整到的、也是他自己所可以调整到的温度，这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释。

只有客观的使用价値，才是客观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处理：至于行为人对于客观使用价値的估値则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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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f. Carl Menger, 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Vienna, 1871), pp. 88 ff.; Böhm-Bawerk, Kapital und Kapitalzins (3d ed. Innsbruck, 1909), Pt. II, pp. 237 ff.

[2] 參考Carl Menger, 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Vienna, 1871), pp. 88 ff.; Böhm-Bawerk, Kapital und Kapitalzins (3d ed. Innsbruck, 1909), Pt. II, pp. 237 ff.

[3] Classes are not in the world. It is our mind that classifies the phenomena in order to orgaize our knowledge.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a certain mode of classifying phenomena is conducive to this end or not is different from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it is logical permissible or not.

[3] 世界上沒有什麼類別。爲著組織我們的知識而把一切現象分類的，是我們的心。「把現象作某種分類是否有助於這個目的」，與「它是否爲邏輯所許可」，它們是兩個不同的問題。

[4] Cf. Daniel Bernoulli, Versuch einer neuen Theorie zur Bestimmung von Glücksfällen, trans. by Pringsheim (Leipzib, 1896), pp. 27 ff.

[4] 參考Daniel Bernoulli, Versuch einer neuen Theorie zur Bestimmung von Glücksfällen, trans. by Pringsheim (Leipzib, 1896), pp. 27 ff.

[5] Cf. Max Weber,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Tübingen, 1922), p. 372; also p. 149. The term "pragmatical" as used by Weber is of course liable to bring about confusion. It is inexpedient to employ it for anything other than the philosophy of Pragmatism. If Weber had known the term "praxeology," he probably would have preferred it.

[5] 參考Max Weber,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Tübingen, 1922), p. 372.及p. 149. Weber所用的「實用主義」一詞，自然易於發生混淆。如果Weber知道「行爲學」這個名詞，他或者會採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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