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谁悲鸣？评《两脚羊殇歌—2017，开不动的印钞机》-2..

二、对文章的分析

   之所以用如此大的篇幅梳理此文的基本逻辑，并大幅引用其原文，是因为非如此不足以确切地理解作者的思想。

   作者熟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历程，也熟知主流经济学的教义，虽然他不客气地称主流经济学家为“装逼派经济学家”，称他们的文章是“垃圾”。但他分析中国经济的理论框架依然是主流经济学。

   （一）关于货币信用

   此文整个分析的基石是货币信用，此文的作者认为这方面有两个“大神”。

   其一是1717年的英国科学家牛顿，他提出金币可以不足值，但需以政府信用保证可足值兑换贵金属。在作者看来，“将政府信用与货币发行相捆绑，这恰恰是牛顿爵士在经济学领域做出的突破性贡献。”“这种贡献对人类社会的意义，不比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来得小。”

   其二是二战之后的美国经济学家、布雷顿森林体系之父哈里·怀特。在他的推动下，“美国政府向全世界承诺，1盎司黄金=35美元，美国政府以国家信用担保兑换。”哈里·怀特于1948年逝世，“人类自此失去了最后的经济学大神”。

视这二位为“经济学大神”，证实了作者“老蛮”不了解中国经济史。

中国早期的货币主要是贝、铜、铁币（贵金属更多用于帝王的赏赐，而非用于交易媒介）。贝、铜、铁都有某些使用价值，即货币本身是人们愿意持有之物，学者们称这样的货币为“足值货币”。由于“足值货币”本身就是财富，这导致它的标定价必须等于其自身的价值，自唐到明初，我国的货币主要是铜钱，人们早已发现“钱重则私销，钱轻则私铸”（《清史稿·食货志·钱法》），当铜钱的面值高于铜材时，民间就会铸钱牟利，反之就会销钱铸器，虽严刑峻法而不可禁。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反复出现。两宋时期，铸钱成本远高于铜钱面值，结果民间大量销钱铸器，此类记载在两宋文献中不胜枚举。连笔者都体验过类似的局面，上世纪60年代通胀时期，就有人搜集硬币，用来铸勺子之类出售，搞得硬币奇缺。

可见，“足值货币”与“交易媒介”的功能存在内在的冲突。作为“交易媒介”，它需要在经济体中不断地流通---所以有“通货”之称，而作为财富本身，它将被囤积，其结果则是通货紧缩。而我们的先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北宋整个国家没有统一的币制，当时地方行政单位分为13“路”，4路专用铁钱，陕西、河东则铜铁钱兼用，各个货币区又严禁货币外流。四川以铁钱为主，铁钱重而值低，如一匹罗要二万个钱，重一百三十斤，这严重阻碍着商旅。宋初，成都出现了“交子铺户”，专门经营现钱保管业务。存款人把现钱交付给铺户，铺户则给存款人以纸质凭证。当存款人持证提现时，每贯付给铺户30文钱的利息，即付3%的保管费。这个凭证被称为“交子”。

用可以随时变现的“楮券”从事大宗交易，显然比笨重的铁钱方便。于是发行和兑换交子渐成一个行业，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分铺。这个行业必须随时、随地无条件兑换，于是信用成了行业的立身之本。

交子的面额，原来是存钱时填写，随着业务量的扩张，变为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楮券”。为保障无条件兑换，理论上需要有与发行总额相等的现钱，但随着交子的信用建立，商人间的相互支付越来越多的直接用交子。于是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发现，一部分被保管的现钱几乎永远也无需动用。

这意味着交子的发行量可以大于铺户拥有的现钱。于是铺户拥有的现钱成了“准备金”，而交子成了纸币。准备金与发行总额的比率则成了“准备金率”。中国人发现“准备金率”时，牛顿爵士的先辈还是盎格鲁·撒克逊土人，先后被丹麦海盗和法国的诺曼底公爵征服。

这种由民间发行的纸币，被称为“私交子”。纸币承担着全社会的交易中介职能，需要有最高的信用保障。而民间业者，或者因为道德风险，或者因为经营风险，难免信用破产，导致大范围的危机。

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16户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正式取得了政府信用的“加持”。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设益州交子务，以本钱36万贯为准备金，首届发行“官交子”126万贯，准备金率为28%。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政府直接为纸币提供信用基础。

马可波罗于至元十二年至二十九年在元朝任职，令他诧异的是“以区区一小块纸片，竟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商品。”“一个人不论到达大汗领域内的什么地方，他都发现纸币通用，可以拿来做货物买卖的媒介，有如纯金的货物那样。”（《马可波罗游记》）可见基于政府信用的纸币，那时就已经广为流通。这样广泛的流通，基于社会对政府的信任，而政府信用又基于何处？

马可波罗看到的纸币，是元中统钞。以金、银为准备金，“每钞贰贯倒白银壹两，十五贯倒赤金一两”，为保证纸币的社会信用，在首都和各“路”（大体类似于现在的省）设立“平准库”，确保钞银兑换。纸币稍有壅滞，则“出银收钞”。为了建立纸币的信用，主事“诸老讲究扶持，日夜战战兢兢，如捧破釜，惟恐失坠。行之十七八年，钞法无稍低昂。”（《元史新编·食货志》）这样谨慎的政策，节制了中统钞的发行，培育了其信用。

可见宋元时期，中国就发现货币不必用贵金属制造，只要保障纸币可随时兑换贵金属，纸币就可流通无碍。与之相比，晚了好几百年的“大神”牛顿爵士，还在面对金币是否应“足值”的问题。

我们先辈对货币的认识虽然远领先于英、美的“大神”们，但也并未得到究竟。他们还停留在贵金属本位论上---纸币是兑换贵金属的凭证。这个思路将纸币的信用建立在“稀缺性”的基础上--用贵金属的稀缺性来遏制滥发纸币。那些恢复“布雷顿森林体制”的主张，背后就是这一理念。

这一理念可行，其必要前提是，贵金属的生产、发行量与社会的交换需求匹配。而历史经验表明，这是不现实的。我国自唐代以来，主要的货币是铜钱。我国是铜矿稀缺的国家，稀缺性一方面保障了铜钱的价值，但另一方面，却导致了通货紧缩--“钱荒”。明隆庆元年（1567年）之后，西方殖民者用南美的白银与中国交换茶叶、纺织品、瓷器等，白银的流入，缓解了铜荒，然而到了1830年，西方开始转向金本位制，被淘汰的大量劣质白银涌入中国，导致了通货膨胀。（见韩毓海《明清500年兴亡》）

可见靠贵金属的稀缺性来保证货币的信用，是不现实的。那货币的信用到应底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回答这个问题先应搞清人们持有货币的目的。

主流经济学的答案是:交易媒介。如果这就是人们持有货币的全部目的，答案就简单了，以物价指数为央行吞吐货币的准则，央行控制货币发行量的唯一准则是保障物价指数稳定。上世纪90年代，新西兰最早试验“通货膨胀目标制”，以预订的通货膨胀率目标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根据通货膨胀率与预定目标的差距来决定货币发行量的收缩与扩张。此后加拿大、英国、瑞典、芬兰、智利、韩国、波兰、巴西、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都纷纷效仿。其隐含的理念就是视货币为交易媒介。

然而，人们持有货币的目的并不仅是作为交易媒介。研究货币史的学者们发现，早在铜钱时代，无论是官家还是富商大贾，“具有积贮铜钱的惊人偏好”。（葛金芳、常征江《宋代“钱荒”成因再探》湖北大学学报 哲社版(武汉)，2008．2）这些被积贮的铜钱，退出了流通领域，导致交易媒介的匮乏，中唐至明中叶里屡屡发生“钱荒”，尤以两宋为甚。官家和富商大贾“积贮铜钱”其实与今天的积累资本动机相同。这些人不再靠挣钱养家糊口，以钱生钱才是他们的目的。将这批货币视为交易媒介，无疑是牛头不对马嘴。

当今的在统计体系中，货币发行总量被称为M2，它被分解为三个部分：流通中的现金M0、活期存款、准货币（其它存款）。检验统计数据，发现大体满足费雪公式，因而可以被视为交易媒介的只有流通中的现金M0；而准货币（其它存款）根本不满足费雪公式，银行需为其付息，因而必须将其贷出，以赢得利息。从而，它本质上是以钱生钱的逐利资金。作为逐利资金，它要求的“信用”是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基本稳定。

于是我们看到，被视为货币发行总量的M2，其实包含两个不同的部分，其一是交易媒介，其信用建立在物价指数稳定的基础上；其二是逐利资金，其信用建立在社会平均利润率稳定的基础上。所谓政府信用，其实就是能否提供这两个稳定。显然，除了政府，没有那个主体有能力、有义务提供这两个稳定，而政府就能提供这两个稳定吗？

（二）利润极大化----货币稳定的死敌

《2017，开不动的印钞机》一文盛赞美国的国家信用，“美国之所以能在1971年取消美元锚定黄金的制度之后，依然维持着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唯一的原因，就在于美国依然强大，依然富有强烈的进取精神。它依然是全世界尖端科技的带领者，流行文化的传播者，它的士兵训练有素身经百战，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出现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中国只是在“完全放弃了主权货币地位”，“人民币获得了美元的完全信用加持”后，才“牛气冲天，汇率不断升值”的。

然而，如此美好而可靠的美国国家信用，却在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后瓦解了。使依赖美国国家信用的中国金融界，落得个靠山山倒，靠水水流的下场。依靠美国国家信用，不过是鲁迅所说的“他信力”，美国国家信用的瓦解，迫使我们自己去寻找物价指数稳定和社会平均利润率稳定之基。

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利润极大化是配置社会资源的核心机制。用时髦的术语，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导致社会的资源配置决策，原则上必须也只需考虑盈利的可能性和亏损的风险。这样的机制长此运行，势必导致逐利资金持续膨胀，而为之提供利润的社会购买力则相对萎缩。统计数据证实了这一点：

全社会最终消费支出是一切利润的终极源泉，1985年最终消费负担的逐利资金为自己的17%，而到了2015年这个负担率升到了276%！统计数据显示，它还会依惯性直线上升。勿怪乎1985年生产任何东西都能挣钱，而今却到了行行赔本的地步。

在这样的大趋势下，社会平均利润率根本不可能稳定，逐步下滑才是必然的。而作为逐利资金的准货币，在这过程中膨胀为货币发行量M2的主体，作为交易媒介的流通中现金则萎缩到不值一提的地步。这导致主流经济学中关于货币的全部理论沦为一堆废话。

由此，指望货币发行量M2的价值稳定，根本是痴人说梦。只要社会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亦即靠利润极大化机制配置社会资源，任何政府都无法保证货币的稳定，换而言之，政府根本无法为货币提供持久的信用。

文章作者“老蛮”羡慕的，英国政府、美国政府的信用，都经不住历史的检验，岁月真是把杀猪刀啊。在所有存在过的货币系统中，英镑、美元是稳定期最长的，前者得益于殖民主义；后者得益于全球化，都是将本币的覆盖范围向全球扩张，从越来越大的外围地区获得资源和利润，以缓解内部矛盾积累的速度。然而扩张终有限度，一旦无法继续扩张，矛盾就会迅速积累，最终拖垮这个货币系统。所以，当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美国完成其“全球化”时，转折点就来临了。

这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的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是经济危机的症结所在，它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体不可能持久稳定运行。由此，指望政府为货币稳定提供持久的信用，成了镜花水月.

   （三）丧钟为谁而鸣？

   《2017，开不动的印钞机》文中揭示的中国经济遇到的一切困境，均可溯源于这个症结。逐利资金与利润源的持久失衡，导致实体企业经营艰难，企业倒闭、老板跑路早已不是新闻。为了保障就业、维持社会安定，当局只能如当年的罗斯福新政一般，大兴公共工程。而这不可能盈得当期账面利润，却不得不为此发行大量的货币。

   统计数据告诉我们，单位GDP（当年价）对应的货币发行量呈持续上升的态势，2003年货币当局就意识到这一态势的严重性，此后5年努力降低单位GDP（当年价）对应的货币发行量。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断了这一调整，这一比率从2008年的151.31%跃升到2016年的208.31%。

其间2013年又进行了一次弱弱的调控，结果引发了全国性严重的钱荒，当局不得不放弃。事实证明，持续地超发货币，是这架经济机器运转的必要前提。

   由于资本积累的速度明显超过社会购买力的增速，使需求不足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常态。失衡积累起来就导致一次次的经济危机，主流经济学教义主张任危机爆发，以消除多余的资本，使经济恢复正常。然而经济体不是教科书中的“孤立体”，它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经济危机导致的老板跳楼、工人失业、社会动荡、激进思潮涌动不是统治者能够承受的。

于是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通过超发货币以平衡供需，这就是著名的凯恩斯主义。凯恩斯将其视为应急的短期措施，但在需求不足这个常态下，凯恩斯主义变成了经济调控当局的长期政策，于是另一个失衡在更长的周期中积累起来：货币与可交易财富的失衡，如上图所示。

   当实体经济已经不可能为这些多余的货币提供起码的利润时，它们势必要自寻出路。人们观察到的，就是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疯狂。在这两个市场中，逐利资金已经不在是追逐教科书中描述的利润，而是逐利资金拥有者在相互撕咬，甲方的“利润”就是乙方的亏损，所以有人称之为“赌博资本主义”。

   当全球的资本主义经济体都走到这一步时，资本主义又还剩下寿命几何？作者“老蛮”显然感受到了这危机，他发现：

   “我们这么一条一条的分析下来，我大中国剩下的唯一的选择，竟然是QE：央行印钱，去购买我大中国政府发行的国债。然后政府拿钱去投资，去开办国企，去经营项目，也就是以我大中国自己的国家信用，来为人民币背书。人民币摇身一变，从依靠美元信用加持，变成所谓的主权货币。”

   “私营企业将如何自处？它们将无从获得央行的支持，它们只能在接下来的重新洗牌中排队破产”。

   一句话，自由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到了尽头。这使“老蛮”悲观万分，称：

   “我只能眼睁睁的听着那两脚羊殇歌一声声的奏响。而你们，对此一无所知的你们，正做着岁月静好的迷梦，一步步的走向黑暗。”

   注意，所谓“两脚羊”出自对金灭北宋惨况的记载：

   “自靖康丙午岁(公元1126年)，金狄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登州范温率忠义之人，绍兴癸丑岁泛海到钱塘，有持至行在犹食者。老瘦男子谓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之下羹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宋·庄绰《鸡肋编》）

   可见在作者看来，资本主义的尽头是人相食的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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