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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VALUATION WITHOUT CALCULATION
第11章 不用计算的评値

1. The Gradation of the Means
一、手段的分级

行为人总是把他所追求的目的之评値转移到手段。
在其他事物不变的假定下，他对于几个手段的总评値等于他对这些手段所可达成的目的之评値。这里，我们可以暂时不管达成目的所需要的时间，以及时间对于目的价値和手段价値之间的关系所发生的影响。

手段的分级像目的的分级一样，是一个甲优于乙的过程，涉及取与舍。也即断定甲比乙更可贵。是应用序数的场合，而不适用基数以及基于基数的算术运算。

如果有人拿三个戏剧Aida、Falstaff和Traviata的入场券给我选择，如果只让我选一张的话，我就选Aida，如果我可再选一张的话，我就拿Falstaff，这就是说：在这种情形下，我是把Aida看得优于Falstaff，Falstaff优于Traviata。

行为的直接目的，常常是为获得可数可量的有形的东西。

因而行为人必须在一些可以计算的数量之间来选择。例如，他愿意取得15r而不要7p；但是，如果他必须在15r与8p之间选择其一，他也许愿意取得8p，而不要15r。

于是我们可以这样说：他对于15r的评値低于对8p的评値，但高于对7p的评値。

这等于说，他喜欢a甚于b，b甚于c。用8p代替a，15r代替b，7p代替c，旣不改变这句话的意思，也不改变这句话所陈述的事实。

这并不使「基数的计算」成为可能。这也没有为经济计算以及基于经济计算的心智运用，开辟一个领域。

2. The Barter-Fiction of the Elementary Theory of Value and Prices
二、价値价格原论中的虚构——直接交换

经济理论的精心构制之依赖计算的逻辑程序，竟到了这样一个程度：经济学者们昧于经济计算法中的基本问题。他们惯于把经济计算看作当然之事；他们不知道那不是一个极据（ultimate given），而只是一个要还原到一些更基本现象的衍生物（derivative）。

他们误解了经济计算。他们把它看作人的一切行为的一个元范，而不知道它只是特殊情况下的行为之一元范。他们充份知道：使用货币因而有价格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换，以及因此而形成的市场交换，是原始文化所没有的那种社会经济组织的特殊情况，而且，在历史演变的未来也可能消灭。 [1]

但是，他们却不了解表现于货币价格是经济计算唯一的工具。因而他们的学问大都是无用的。甚至有些最卓越的经济学家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以内也受了他们关于经济计算的谬见之害。

现代的价値和价格理论是在解释：个人们的选择（他们的取舍），在人际交换的领域中，如何归结于市场价格的出现〖如何造成市场价格的出现〗[2]。

这种解释，在细节方面是不够的，而且也表达得不妥当。但是在本质上是不能反驳的。就其所要修正的来讲，那就是，要纠正他们的基本思想，倒不是要驳斥他们的推理。
为着把市场现象追溯到「取甲舍乙」这个一般性的元范，价値和价格原论必须利用某些想像的结构。想像的结构是思想的必要工具。

没有其他的方法有助于现实的解释。但是，科学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是要避免那些由于误用这样的结构而引起的谬见。

且不说下面将要讨论的其他的一些想像结构[3]，价値价格原论是利用一个想像的市场结构，在这个结构里面，所有的交换都是直接的。这里没有货币；货物与劳务直接交换其他的货物与劳务。这种想像的结构是必要的。为着认淸最后的交换终归是把一些第一级的经济财交换其他第一级的经济财，我们不要管货币所担任的媒介任务。

货币只是一种交换媒介。但是我们要提防自己，不要陷于这个直接交换的市场结构所易于产生的幻想。
由于对这个想像结构的误解而产生的一个严重大错，是以为交易媒介只是一个中立的因素。

照这个想法，直接交换与间接交换唯一的差别，只是在后一场合使用了交易媒介而已。据说，货币之参进交换并不影响交易的一些主要特征。

持这种见解的人，并不是不知道在历史上发生过货币购买力的大变动，而这些变动常常动摇了整个交换制度。但是，他们认为这种事情是错误政策所引起的例外事象。只有「坏的」货币会引起这种混乱。加之，人们也误解了这种混乱的原因与后果。

他们隐隐约约地假定，购买力的变动之发生，是同时同程度涉及一切财货和劳务的。这当然是货币中立这个神话所意涵的。他们以为，全部的交换理论可以在「只有直接交换」这个假定下制作出来。如果这个理论一经完成，则要再作的唯一事情，就是「简简单单地」把货币的说法插进关于直接交换的一些定理当中。但是，交换制度的这个最后成就，被认为只是次要的。

他们不认为这对于经济学有什么本质上的改变。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直接交换。除此以外所需要做的，至多只是对于「坏」货币的问题加以检讨而已。

照这种见解，经济学者就不重视间接交换的一些问题。他们对于货币的讨论是庸浅的；其讨论只是与市场程序之检讨发生点松弛的关联而已。约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间接交换的问题还被贬于从属的地位。那时的一些关于交换问题的论著，只是偶尔草率地讨论到货币，有些讨论通货和银行的书，甚至于不把这两个主题纳之于交换理论的体系中。

在Anglo-Saxon诸国的大学中，经济学与货币银行学分设讲座，德国的大学大多数几乎完全不讲货币问题[4]。只是，后来的经济学家才认识到：交换理论中最重要、最复杂的问题，有些是发生在间接交换的部门，如果经济理论不充份注意到间接交换，则是严重的缺陷。

关于「自然利率」与「货币利率」之间的关系之研究成为风尙，商业循环的货币理论之占优势，以及货币购买力同时而一致的变动这一学说的完全放弃，是经济思想新趋势的一些标志。

自然，这些新观念，在本质上是从休姆、英国通货学派、约翰穆勒以及Cairnes等人所光荣开始的心智努力而继续发展出来的。
更有害的是第二个错误，这个错误是由于粗心使用直接交换市场的想像结构而产生的。

一个由来已久的谬见是说：被交换的财货和劳务是属于等价的。

价値被视为客观的，被视为固着于这些东西本身的一种性能，而不只是表达各个人想取得它们的那股渴望。据说，人们首先衡量出属于财货和劳务的价値量，然后再与价値量相同的其他财货量和劳务量相交换。

这个谬见破坏了亚里斯多德处理经济问题的方法，而且也破坏了服从亚里斯多德意见的那些人的推理，几乎有了二千年。它严重地损害了古典经济学家们辉煌的成就，也使他们的低级的后继者——尤其是马克斯和其学派——的著作完全无用。

现代经济学的基础是在于认知：正因为附在交换物的价値之不相等，所以就引起它们的交换。

人们之所以买卖，只是因为他们对于放弃的东西的评値，低于换到的东西的评値。

所以价値衡量的观念是无用的。一个交换行为，事先和事后都没有可叫做价値衡量的程序。一个人可能把两物看作价値相同，但是这时就不会有交换。

但是，如果评値有所差异，我们也只可以说：一个a的价値较高，所以愿意放弃一个b来取得它。价値与评値是些强弱的量（intensive quantities），而不是些多少的量（extensive quantities）。我们不能用基数（cardinal numbers）来想它们。

可是，「价値是可以衡量的，而且在交易行为中实在是衡量的」这个错误观念已根深柢固，甚至一些优越的经济学家也陷于这个谬见。

Friedrich von Wieser和Irving Fisher也认为，像价値衡量这样的事情当然是有的，而且经济学一定能够说明这种衡量的方法[5]。至于次级的一些经济学者，则简简单单地以为货币可以作为「价値的一个尺度」。

现在，我们必须认淸：评値的意思是取此舍彼。

就逻辑的意义讲、就认识论的意义讲、就心理学的意义讲，以及就行为学的意义讲，都只有一个取舍型。至于是一个男孩舍弃其他的一些女孩而追求某一女孩，或者是某一个人不交别人而选择某人作朋友，或者是一位业余的艺术家欣赏某一幅画而不欣赏其他的几幅，或者是一个消费者购买一条面包而不买一块糖，这都没有关系。

取舍，总归是喜欢a或想a更甚于喜欢b或想b。

货物价値之没有衡量的尺度，正如同性爱、友谊、同情、美感之没有标准，没有尺度。

如果一个人拿两磅牛油换得一件衬衣，对于这笔交换，我们所可以说的只是：他——在这交换的时刻和当时的情况下——愿意放弃两磅牛油取得一件衬衣。

的的确确，每一取舍行为必含有一定的心理感觉的强度。渴望取得某一目的物，其强度是有等级的，这个强度决定了成功的行为带给行为人的心理利润（psychic profit）。

但是，心理的量只能感觉到，那完全是属于个人的。它的强度不是语言文字所可表达出来，因而没有方法可以叫别人知道。

我们没有方法可以建构一个价値单位。让我们记着：同质的两个单位供给，必然是受到不同的评値。赋与n次单位的价値低于赋与n-1次单位的价値。 〖赋予第n个单位的价值低于赋予第n-1个单位的价值。 〗
在市场经济里面，有些表现于货币的价格。经济计算是用货币价格来计算的。货物和劳务在市场上买卖或买卖的预期，都是以货币量来计算的。（编补： 此处的衔接？）

如果说一个独立的、自足的个人，或社会主义制度下（即：没有市场作为生产方法的制度下）的总经理，能够作经济计算，那是一个虚妄的腾说。没有任何途径可以引导我们，从一个市场经济的货币计算走到一种非市场制度的计算。

The Theory of Value and Socialism
价値理论与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者、制度学派、和历史学派，曾经指责经济学家采用了孤立的个人思想和行为这种构想。他们说：用鲁宾逊型的思想与行为来研究市场经济的情况，是决无结果的。这个指责多少有点道理。一个孤立的个人的构想，或者一个没有市场交换的计画经济的构想，只有在下面那样的虚幻的假定下才会成为可采用的构想。这个假定是：在一个没有市场作为生产方法的制度下，经济计算也是可能的。这个假定，在思想上是自相矛盾的，在实际上是相反的。

经济学家没有察觉到市场经济与非市场经济之间的不同，这确是严重的大错。可是社会主义没有理由批评这个错误。因为这个过错正在于经济学家默认了「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也可靠经济计算」这个假定，因而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计画之实现是可能的。

古典的经济学家和他们的低级后继者，当然不会认识这里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假若物品的价値眞的是决定于它们的生产或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量，那就没有进一步的经济计算问题了。

我们不能指责劳动价値说的支持者误解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些问题。他们致命的失败是败在那种站不住脚的价値学说。他们当中有些人每每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构想是一个可用来彻底改良社会组织的模型，这种想法与他们的理论分析的基本内容并不冲突。

但是，它与主观的交换论是不同的。现代的经济学家没有认淸这里所涉及的问题，这是不可原谅的。

Wieser有过一次说到：有许多经济学者不知不觉地与共产主义的价値论发生关系，因而疏于研究社会现状的价値学说[6]。 Wieser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对的。可是他自己也不免于这个失败，这眞是个悲剧。

「在一个奠基于生产手段归公的社会，经济管理的合理秩序是可能的」这个幻想，其渊源是古典经济学家的价値论；其所以持久不灭，是由于许多现代经济学家没有把主观主义者的理论彻底一贯地思考到最后结论，所以社会主义的一些乌托邦就因为这些思想派别的缺陷而兴起、而保持，这些思想是马克斯门徒们斥之为「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阶级利益的一个意理的烟幕」。

其实，社会主义之得以滋长的，是这些思想的错误所促成。这个事实，明白地表现出马克斯的关于「意理」的敎条，以及它的现代支流——知识社会学——之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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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expressed this by asserting that private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market exchange, and money are "historical categories."

[1] 德國歷史學派就是這樣講的，他們說，生產手段私有制、市場交換、以及貨幣，都是「歷史的元範」。

[2] Cf. especially Eugen von Böhm-Bawerk, Kapital und Kapitalzins, Pt. II, Bk. III.

[2] 尤其要參考Eugen von Böhm-Bawerk, Kapital und Kapitalzins, Pt. II, Bk. III.

[3] See below, pp. 236-256.

[3] 見第十四章第二節至第七節。

[4] Neglect of the problems of indirect exchange was certainly influenced by political prepossessions. People did not want to give up the thesis according to which economic depressions are an evil inherent in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are in no way caused by attempts to lower the rate of interest by credit expansion. Fashionable teachers of economics deemed it "unscientific" to explain depressions as a phenomenon originating "only" out of events in the sphere of money and credit. There were even surveys of the history of business cycle theory which omitted any discussion of the monetary thesis. Cf., e.g., Eugen von Bergmann, Geschichte der nationalokonomischen Krisentheorien (Stuttgart, 1895).

[4] 對於間接交換問題的忽視，確是受了政治偏見的影響。人們並不想放棄這個命題，依照這個命題，經濟蕭條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固有的壞處，決不是由於爲擴張信用降低利率而引起的。時髦的經濟學敎師們認爲：把經濟蕭條解釋爲只是貨幣與信用方面發生的現象，那是「不科學」的。在商業循環學說史裡面，甚至有些論著完全不提到貨幣問題。例如，Eugen von Bergmann, Geschichte der nationalokonomischen Krisentheorien (Stuttgart, 1895).

[5] For a critical analysis and refutation of Fisher's argument, cf. Mises, 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trans. by H. E. Batson (London, 1934), pp. 42-44; for the same with regard to Wieser's argument, Mises, Nationalokonomie (Geneva, 1940), pp. 192-194.

[5] 關于Fisher這一議論的批駁，參考Mises, 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H. E. Batson譯本 (London, 1934), pp. 42-44; 關于Wieser的，參考Mises, Nationalokonomie (Geneva, 1940), pp. 192-194.

[6] Cf. Friedrich von Wieser, Der naturliche Wert (Vienna, 1889), p. 60, n. 3.

[6] 參考Friedrich von Wieser, Der naturliche Wert (Vienna, 1889), p. 60, 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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