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入百万的我们也敌不过工程圈的连环骗局-2..

5.

按照合同，6月末是我们首批工程款付款的日子。由于5月进场比较晚，进场工人也不太多，已经被严重缩水的钢梁重量加上质检变着法子吃拿卡要，我们只干出了100多吨的产品，纪涛那边又说去外地签别的项目，公章迟迟没有返回，出工程发票有些曲折，款项一直没有到位。

但纪涛多次保证：“只要发票到位，我当天就能打款。”

看他这斩钉截铁的模样，秦东和我都放了心。我们资金暂时还算充足，再说人马设备全部到位的现场也根本不可能停工。尽管施工的难度越来越大，质检的脸色更是变幻莫测，我们也只能见招拆招地硬挺着。秦东倒是比较淡定，还变着法儿给我打气：“新兵入伍还得挨老兵欺负呢，咱俩人生地不熟的，人家难为咱也正常，挺着吧，时间长了应该能好点。”

“行吧，一切都为了人民币！咬牙坚持个一年半载的，咱也算有点翻身的资本了！”

可我俩这美梦没做多久，别人遭遇的噩运便降临在我们身上。

从7月份开始，现场的质检员彻底变了脸。之前给他们拿几盒烟、揣点钱，实在不行就去场外“安排”几回，他们就能在完工单上签字，现在却变成在现场里各种找茬挑刺。明知道一根十几米的钢梁单单早上和晚上不同温度之间的热胀冷缩都已经超过了苛刻的检验误差标准，但质检不签字，我们也没有任何办法。

整整半个月，几十号人都在整改，却始终不能通过验收。通常来说，出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质检想吃拿卡要了。我们哥俩请客、送礼、塞钱、唱歌、洗澡……

人家该吃吃该拿拿，从不拒绝。但回到现场，一天换一批检验员来检查，甚至连续开出了几张“违反安全生产条例”的罚单，每张的金额至少是1万块。

先礼后兵，既然给足了他们脸面还不行，我们只能动用些非常规的手段——先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堵住了MCB质检的负责人，拉到车上一顿“询问”。

这小子嘴倒是真硬，眼见再动手就要出大事，我们只能放他走人——这种本身屁股就不干净的人自然不担心他报警。一计不成，我俩又买通了一间商务KTV的经理，把质检的另一位负责人和一位小姐赤身露体地堵在了酒店的床上，并威胁要报警。

被吓哆嗦了负责人终于跟我说出了实情：6周的时间，是所有分包商在施工现场里的“底线”，这是公司内部很多分包商不成文的“规矩”。

“你们这不是杀鸡取卵吗？人家刚刚熟悉现场、开始大批量出货，你们就赶人家走？”

他说的，我们也大概觉察出来了，只是，我们实在想不通其中的道理。“哥，我跟你说实话，你能保证放过我、也保证不把我卖了吗？”

眼见我们不再动手，那男人起身开始穿衣服，又示意身旁的女孩赶紧穿衣服离开。“你说吧，我压根也没想为难你。”

已经拍完照取完证的秦东替我回答了。“这么说吧——我虽然不知道你们拿到手的价格是多少钱，但估计肯定是每吨1800以上吧？”

“是，每吨1800，你到底想说什么？”

“那如果我告诉你，别说MCB给分包的价格了，就这个项目，MCB真正拿到的一手价格才1500——而你们拿到手的价格是1800，这中间的差价，谁给你们出啊？

MCB肯定不会，你们分包的老板更不会，这下你应该明白了吧？你们要是不走，一级分包商还怎么挣钱？项目本身不挣钱，他们只能靠着你们白干活和克扣你们的保证金挣钱。”

话已至此，我和秦东都听明白了：我们这俩“猪崽子”，这是被“猪贩子”们各取所需的“二次加工”了。希望的肥皂泡瞬间全部破灭，暴怒的我一拳打倒了他，用膝盖顶着他的脖子问：“所以我们进场的时候你们检验得很松、然后到后来就不可能让我们再通过，是不？”

“哥，这是领导的意思，我们只是执行，大家都是为了混口饭吃。领导说不让过，我们哪有得选啊……”

那一瞬间，我彻底崩溃了，不得不承认，这帮人的手段太高了。“行啊，至少我们还有工程款在那呢，完工单都签了他们也没法赖。拿回工程款，咱最起码还能有个回家的路费！”

秦东知道再为难这个质检负责人也没什么用了，开始安慰着我。

6.

在肮脏而油腻的小酒馆里，我和秦东喝酒喝到了天亮。“怎么办？就这么认了？”

我说。“等等看吧，昨晚那小子说的话，我都录音了，咱先扛下去，拿到第一笔工程款再说，剩下的见招拆招。这他妈的全是套路，这帮孙子根本就是靠这个吃饭的！”

秦东咬着牙说道。“我想办法再去找关系，看看能不能在港区管委会那边想想办法。你去现场看着点老纪，不管咋的，不能便宜了这王八蛋，至少工程款咱必须得要回来！”

我起身出门，骑上了电动车往城区里开，然而还没进城，就接到了秦东的电话：“这帮孙子还有后手，你回来吧，咱的工人围堵MCB大门了！”

“又不差他们钱，他们闹个屁事啊？”

我已经彻底懵圈了，真是怕啥来啥——我想起了合同里的惩罚规定中的一条：如果工人因拖欠工资而闹事，保证金除了返还工人的工资，剩下的一分钱不退。“去看看就知道了，谁知道人家那精心策划的剧本怎么设计的，估计这事说不定还有职业导演呢！”

出乎意料的，秦东居然冷静得有些阴森。在电动车的电瓶耗尽之前，我终于赶到了MCB的办公楼大门口，眼前的一幕，直接让我开了眼：一条足足有10米长的、红底白字的横幅被醒目地悬挂在路旁的树上，上面写着：“黑心的富强公司拖欠农民工工资！”

我们的30几个工人，分工明确，一部分围堵着进出的车辆，另一部分排成了一排，在办公楼大门外的台阶上静坐，还有6个团团围住了早到达现场的秦东。现场带班的两个负责人小浩和董辉——都是此前别家分包商撤场后留下的工人——正声泪俱下地向代表MCB公司出面协调纠纷的两位女性负责人控诉着我们“令人发指”的行为，

更让我大跌眼镜的是，连沿海新区劳动监察部门的相关人员都已经赶到现场了。尽管我们没有拖欠一分钱的工资，但面对群情激昂的“弱势群体”，维稳是当务之急，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家上市公司，MCB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件被曝光。

在手机里的转账记录面前，工人们承认从到T市到进场第一个月的工资我们已经足额发放，但他们说，就是不想干了，要求我们立即支付最近半个月的工资，然后回家。

尽管这个要求实在过分，但相关部门的领导们当场做出指示，这半个月的工资从我们向甲方缴纳的工程保证金里直接划走，至于我们和工人们之间的纠纷，协商不了，就去法院解决。

当领到工资的工人们欢天喜地地从纪涛的办公室出来后，我找不到秦东了。我独自敲开了纪涛办公室门，想探讨解决方式，可脑袋刚探进办公室的大门，里面端坐着的那位曾经无数次跟我们称兄道弟的“纪总”，直接就开骂了：“你他妈的想死啊？公司三令五申地要求禁止二次转包，你们非要顶风作案，现在工人闹事了，你给老子说说，这事应该怎么办？！”

“我没有转包啊，所有的工人都按月开工资，只是按劳分配的有额外的奖金啊！”

我被骂得一头雾水。啪！一摞文件直接扔在我眼前的地面上，我弯腰捡起了一张看了一眼，一切都明白了。那摞厚厚的文件，是工人们亲手写的“事实经过”和“真相陈述”，那篇字迹潦草得基本无法辨认的“陈述书”里，字里行间透出的逻辑性和条理性，让我这个硕士都自愧不如。

我又随手捡起了几份“陈述书”看了一遍，很明显，这是从高人撰写的模板上生搬硬套下来的，这些连自己名字都能写错的签名上面，“陈述”的部分却连一个错别字都没有。我强压着怒火问：“纪总，看这个架势，不管工程款还是保证金，一分钱都不会给我们了是不？”

“兄弟啊，我嘱咐你多少次了，不能这么干。你说你惹这么大祸，给你老哥哥带来多大麻烦啊？你违约了，在你和工人之间的纠纷解决前，工程款我是肯定不能给你了，要不给完你，工人再管我要怎么办？我总不能给双份吧？”

纪涛摊开双手，一脸的“无奈”。

“那保证金呢？”

我的拳头已经攥紧。“你看看合同吧，里面明文规定，如果工人闹事，保证金一分不退。再说，这保证金是交给了MCB，人家不返，你总不能让我自掏腰包吧？”

纪涛看出了我的愤怒，腆着肚子起身走到了我面前，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兄弟啊，你也是的，做事怎么不考虑后果呢？”

“你不能单凭几份工人写的东西就这样下结论吧？我每次给工人转账都是有转账记录的。”

我尝试着做最后一丝努力。“兄弟啊，你看看我日理万机的，哪有时间去管你们之间的鸡毛蒜皮啊？这样吧，钱目前肯定不会给你们了，如果你们之间有纠纷就去法院解决，等你拿到法院的判决书了，这钱该给谁，我自然就给谁了呗。”

纪涛用手拍了拍我的肩膀，丝毫不掩饰脸上那种胜者的得意，“你要是觉着不舒服，打我一顿能让你消消火，那打我一顿也成，我肯定不还手。”

一切都已经明朗了：工人闹事，算我们违约，保证金肯定不退还；陷害我们“二次分包”，又指使工人直接向“富强”要钱，这样纪涛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以“纠纷”为由让我们双方去法院起诉，在动辄半年甚至一年的法院判决下来之前，他一分钱工程款都不需付；

更阴损的是，工人停工了，他甚至可能以耽误工程进度为由，反过来向我们索赔！这才是整场骗局里最核心的部分——

怪不得纪涛明知道不可能从曾鹏手里拿到一分钱，还如此痛快地把那16万的账目揽到了自己的名下，又各种威逼利诱让我们竭尽全力加大投入。

从头到尾，无论我们干出多少活，最多在施工现场干两个月，而他压根就没想过给我们一分钱！如果秦东在，他一定会阻止我，但已经被绝望和愤怒冲昏了头脑的我，又怎么可能继续保持理智呢？既然纪涛主动要求我揍他一顿消消火气，说不定，有个管吃管住的地方，总比在大街上流浪要强了太多吧？

7.

等我被关进派出所的羁押室时，才看到秦东也在里面。看管我们的警察并不严厉，甚至也在同情我们的遭遇，已经戴上了手铐的秦东，跟我说了他刚才的经历。他早上在MCB门口被工人围堵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其中的猫腻。

工人散去后，他尾随小浩追到工人宿舍楼下，把小浩拖进了路边小树林，打掉了小浩两颗牙，才知道了事实的真相。如今，每个工人都有几个全国范围内相互介绍工作的群，这个早在工人圈里臭名昭著的MCB公司现场，工人们在来之前就对这里的骗术有所耳闻。

这一整条灰色产业链上，有一伙庞大的人群，专门负责离间工人和老板之间的关系，手把手地培训他们怎样去写文件、怎样去现场闹事、怎样再去各种主管单位控诉黑心的资本家。

作为回报，这伙专门负责“培训”的“中介”，一小部分收入是从工人索要到手的、甚至捏造出来的工资里面的抽成，收入的大头则来自于那些成功克扣了分包商工程款、保证金的甲方。

每家分包商工人群居的公寓式宿舍，是工人们私下里交流各种信息的渠道。这些工人愿意配合中介，只要雇主许诺了工资，他们就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反正混一个月，就顶他们在老家打半年零工的收入。有这样丰厚的“收入”，又有谁愿意充当“害群之马”，告诉我们真相、断了所有人发家致富的财路呢？

这些秘辛，我们在网络上查不到一丝一毫。我和秦东既不懂曾鹏、纪涛的套路，也融不进工人的圈子。这个项目运行已经超过3年，高额的利润和完美的骗局，引来了全国各地的“淘金者”，从行业内的从业者到像我们这样纯外行，每一个在这里经受过洗礼的人，基本上都变成了爪干毛净的破产者。

港区里遍地开花的房屋中介、二手家电设备回收商，甚至旅馆、建材、五金店，也成了这条黑色的利益网络的受益者。比如，一套清水房，直接弄个蹲便加个热水器就可以往外出租。房产中介签订租房合同时，每位业务员都知道，那些已经被忽悠得晕头转向的工程分包商们，绝对不可能在这里坚持超过3个月，比每个月房租利润更高的，是他们签了半年甚至一年租房协议违约后的押金——这种违约几乎每个月都会发生一次，因为源源不断的从全国各地蜂拥而来的分包商们，始终让这里一房难求。

一套租金2000元的房子，一个月后，连押金带租金，中介就可以赚到4000元。而且，前一个上当的分包商前脚刚走，可能第二天就会有新的分包商来租同一间房子。再比如，我和秦东前前后后购置的价值50多万的工程设备，也被强行扣留在了施工现场里——因为按照合同明文规定，所有设备进场必须拿合格证和发票办理入场证，如果设备离场的时候提供不了入场证，那自然就不可能让你拉出来。

于是，施工现场内部又衍生出了一批“专业回收设备”的人，50万的设备，给我们报价三四万，卖也得卖，不卖我们也拉不走；而只要我们卖了，设备都不需要挪地方，下一批分包商的工人蜂拥而至，面对着那些几乎全新又省了运输和安装费用的设备，卖他个40万，接盘的人会兴高采烈地给人家磕头作揖甚至回手给个万八千的好处费。

好在，纪涛还是小浩可能因为心虚，并不想过多地与警察纠缠，但拒绝任何经济赔偿的我们，7天的治安拘留是没跑了。从看守所里出来，回到我们在港区里租住的房子，大门早已被撬开，屋里一片狼藉，除了财物的损失，那些文本的合同、账目包括笔记本电脑，全被洗劫一空。

到底是谁干的，已经不重要了，除了手机里还有些法院不知能不能认可的证据，我们连去法院挽回部分损失的证据，都已经石沉大海了。

王处长动用了一些资源，帮我们从施工现场里把那批重金购入的设备塞满了一个集装箱拉了出来。纪涛手下有一个跟我们私交不错的项目经理，又帮我们联系了一家名声相对不错的良心企业。

不想光着屁股回家，还得留在T市进行诉讼的我俩，决定再赌一回——尽管各种小心各种防范，结果换汤不换药，又没干到2个月，直接回到了解放前。

2019年9月，来到T市半年，我和秦东将那250万彻底败完了。我和秦东都自认智商不低，社会经验也足够丰富。

但我们急于翻身乃至于垂死挣扎的心态，让我们刚刚从一个粪坑里爬出来，又义无反顾地跳进了另外一个粪坑！

当然，解决这种经济纠纷，最可靠的方式就是去法院起诉，至少还有个讲理的地方。但是，民事纠纷举证的责任在原告，除了被设计得天衣无缝的套路，那些得手后已经分散到全国各地的工人们，需要多大代价才能把他们找回来？即使民事纠纷的简易程序已经显著加速，又有哪个弹尽粮绝的分包商能在这里苦苦等待两三个月？最重要的是，所有的纠纷，跟MCB没有任何关系，我和秦东满打满算能够起诉纪涛、曾鹏的金额，也不过区区的60万，而聘请律师的费用，就已经超过了10万。这笔钱，已经弹尽粮绝又身败名裂的我俩，又怎么可能再去凑足呢？

8.

十一长假高速免费，当初为了在港区里运工人和拉设备购置的那台破旧的金杯面包，载着两个落魄又狼狈的中年人，在夜色中行驶在返程的高速公路上。因为面包车私拆座椅，我们在进入山海关后，被高速交警抓了现行罚了500、扣了6分，而这辆年检逾期的破车也被依法扣留了。

我们被好心的高速交警送到绥中火车站，在那里作别。心灰意冷的秦东决定去神农架拜访他的师父——那里也是他第一次生意失败后东山再起的地方。而我则就地留在绥中，找了间建在海边、最廉价的小旅馆，开始了与世隔绝的闭门思过。

我俩还不约而同地直接扔掉了手机，那里面承载着太多在T市沿海新区的灰色记忆，再者，已经几乎身无分文的我们，没有任何勇气去面对身边的亲朋和债主们。虽然该面对的永远躲不过去，但至少先让自己平静下来一段时间。

再次见到秦东，依然是在绥中。回老家处理完了相关债务也顺道离了婚的我，只身一人返回了绥中海边的那间小旅馆。好心的老板娘阿芳看出了我的难处，用打更加保洁的工作取代了我的房租。在冬天压根没有客人，整间小旅馆就为我一个人开放着。

2020年春节的除夕夜，窗外雪白一片，烟花璀璨，爆竹声夹杂着孩子的欢声笑语，宣告一年中最值得庆祝的日子已经到来。独自蜷在小旅馆吧台后的我，也放下手中的书，起身站到窗前。每逢佳节倍思亲，此刻的我——一个在半年之内被骗光了最后的身家、妻离子散的Loser，有了更深的体会。

检查好门窗，回到行军床，正待和衣而睡时，老板娘阿芳顶着大雪推开了旅馆的大门，手里拎着几个餐盒，身后还跟了个扛着一箱啤酒的男人，我一看，竟然是秦东。

疫情让敏感的他提前离开了湖北，而他同样选择了绥中这个小地方落脚，在阿芳老公的水产品加工厂里打工——因为这是辽宁距离T市最近的地方。尽管封城让我们更加举日为艰，但好心的阿芳夫妇给了我们莫大的帮助。

甚至资助我们在疫情缓解后的4月，开着水产加工厂里的那辆破旧的微型面包车去了趟T市。因为案情复杂，相关重要证据的丢失，我们能请得起的那位菜鸟律师很头疼。法院的诉讼工作进展不是很顺利，但那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所以也只能硬着头皮挺着。

出于好奇，我俩又去了趟港区，随着MCB的复工，我们熟悉的那片欣欣向荣的场景已经在恢复的路上，随处可见的地产中介店里再次挤满了分包商们。

在微型面包车里裹着羽绒服睡了一宿，第二天早上趁着现场开工的混乱，我俩成功地混进了纪涛的办公室，里面又是一群身着崭新工装满脸兴奋的分包商们。不得不佩服骗子们的心理素质，纪涛看到我们的第一句话是：“呀，你俩被放出来了啊？怎么的？还想再打我一顿过过瘾？那就放马过来吧，我正好最近血压超过200了，住院检查一下也真挺好。”

第二句话，更让我俩佩服得五体投地。面对着一群面面相觑的猪崽子们，纪涛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指着我俩说：“你们都看着没？这俩人我曾经拿他们当兄弟对待，他们却背着我私自分包，搞得我现在都没法跟公司交代，还动手打我，老子是他们说打就打的人吗？”

多说无益，出了纪涛的办公室，我们试图拦住那些几乎挤满了整整一座楼的分包商们，想用自己的悲惨经历来劝说他们尽早脱离苦海，得到的却是嗤之以鼻。

也是，换作当初的我们自己，又如何能听进去别人的劝呢？在楼梯上，我居然遇到了一位与我同时被曾鹏骗进现场、又同时被“贩卖”给纪涛的T市本地的大哥。他已经直接买下了“卓越海洋”的空壳子，用着纪涛那套模式继续“招兵买马”，而曾鹏，还在继续与他合作。

跟那位大哥聊了几句后，我才知道，原来纪涛也是两年前被与曾鹏类似的“猪贩子”从上海贩卖到T市的——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

我真的明白了，难怪这帮骗子的套路无懈可击。从被骗再到去骗别人，从生搬硬套到灵活应用，骗术自然也在不断地完善与升华。难怪无论警察还是法院，都已经拿他们无能为力了。

后记

选择把这篇文章写出来，只是想用我们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这样的灰色利益链，已经分散到了全国很多地方，尤其那些体量巨大的工程，仅仅我自己知道的，就绝对不下5处。

工程圈不好做，因为它对专业性对投入和现金流的要求极高，在利润完全透明而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这行隐藏了太多的套路和人心险恶，所以，贸然进入失败的后果，真的会比你预估的要严重得太多。

可悲的是，随着疫情导致的经济不景气，有太多跟我们当初一样生意破产急于翻身的“猪崽子”们，还在前赴后继走在掉进这个大粪坑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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