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需要如此重视企业家？-2..

三、“教父经济学”：亚洲神话解构

20 世纪80 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官员、学界和媒体都在称羡所谓的“亚洲四小龙”奇迹，香港、东南亚的经济神话曾经风靡一时。但是，《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这本书却向我们讲述了另一个故事，一个更真实的亚洲经济，一个没有被神化的超级富豪群体的发家史和生意经，一个以套利、食利为核心生态链的地区与国家的经济结构，一个被资本大鳄们垄断的商业世界，一个大大小小的投机客的天堂。我将此称为“教父经济学”。

“教父经济学”的普遍特征是什么呢？

排在首位的是特许经营，即“牌照经济”。牌照在政府手中，更具体点说是在官员手中，这就形成了东南亚多数国家商人和政府官员密不可分且密不透风的复杂的关系网络。

什么叫密不可分？企业是官员的“自动提款机”，官员是商人的“护院者”。

什么叫密不透风？牌照有限，从100多年前的包税制到今天的电信、金融、赌场以至于粮油加工等，多数亚洲富豪依恃特许经营起家，依恃特许经营崛起。

东南亚富豪从事的行业大多是房地产、金融（规模大的东南亚家族企业差不多都有一到两家银行）、粮油加工和蔗糖加工、能源、电信、港口码头、航运、赌博业（赌场的高毛利尤其是充沛的现金流是支撑一些大亨向别的行业扩张的重要的资金池），这些行业无一例外是靠牌照或者高门槛的竞标（比如土地拍卖）圈起来的，只有少数人有资格成为玩家，而且是超级玩家。

与西方企业以及中国内地企业整体上相比，还能发现一个极重要的差别，即东南亚和香港的多数公司很少讲使命、愿景、价值观这些形而上的东西，很少关注企业文化建设，它们似乎更实际和更功利。

《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的作者乔·史塔威尔认为，这是因为这些企业家更多的是食利型资本家，而不是创新型企业家。

乔·史塔威尔尖锐地指出，无论是中国香港、新加坡，还是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例外，中国大陆不在该书的研究范围之内），都没有世界级的制造业和世界级的品牌，没有世界级的工业家和企业家，而且100多年来在企业管理思想方面对世界几无贡献。

乔·史塔威尔根据长期的观察和访谈，总结出了亚洲富豪家族的四代模式：

第一代主要是建立核心资本，包括资本的原始积累和构建政商网络。

第二代巩固和扩大与政治势力的联系，并与地区间和跨地区的巨头结盟或半结盟。第一代和第二代普遍具有冒险精神（第二代大多接受过良好教育），生命力旺盛，个性顽强，雄心勃勃，是所处时代的枭雄级人物。

第三代大多属于守成型。“钱包鼓鼓，暮气沉沉”，缺乏开拓精神和进取意识，富有理性而激情不足，教育背景偏财务、金融和企业管理， 他们的志向主要是守护反映父辈个性和人际关系的各种各样的资产。

第四代往往对事业的专注度不够，先辈们原先创立的集团赖以生存的关系网衰落，加之家族企业固有的缺陷，导致“帝国”式微。进入21 世纪的亚洲豪族，接力棒普遍交到了第三代和第四代手上。

四、“上帝经济学”：上帝是伟大的心理学家

最近我刚读完尼尔·弗格森的《帝国》一书，这本书讲的是大英帝国400 年间全球扩张的历史，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清教伦理在塑造英国那些冒险家、海盗、商人的使命精神以及形成整个国家的价值观方面的巨大作用。左手捧着《圣经》，右手拿着刀剑满世界去掠夺、去开拓，征服者们有一套完整的精神逻辑与行为逻辑。

这样的精神与行为逻辑体系在美国这片大陆发挥得可谓淋漓尽致。我试着将它用一个五段论进行阐述：

第一层，赋予劳动以意义。新教倡导“劳动是人的天职”“上帝就是伟大的工头”。往日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原本只是为了生存，显得苦哈哈的，现在突然变得神圣起来，每时每刻的物质奋斗被涂染上了精神的色泽。

第二层，与懒惰相比，贪婪并不可怕。这是对人性本能巨大的道德认同，从而释放了人的欲望，定义了人对财富追求的正当性，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第三层，赚钱的目的是构建上帝所期许的“理想国”——北美的耶路撒冷，一个人人富足而快乐的天堂世界，这就为人们的发财梦、持续的创富活动确定了一个近乎伟大的动机源头和完美的动力机制。

种烟草去，开矿去，伐木去，造汽车去，登月去……市场、账房是最好的修行之地。

美国由此开始了长达200多年、从未间断且不断升级的农业革命、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物质主义运动。

第四层，财富的归属。从国家或社会层面，或者叫人间层面，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在精神层面或者灵魂层面，个体不过是上帝委派的“职业经理人”，遵上帝旨意拼命赚钱，赚的钱都是上帝的，个体只是替上帝运作财富和保管财富。

因此手中掌控的财富只能用于投资、再投资，扩张、再扩张，以使“理想国”更理想，而不能用于个人挥霍。也就是说，个体身处金山银山却必须克制而节俭。马克斯·韦伯对此的形象描述是：对于怀有信念的清教徒商人来说，“财富就像轻飘飘的斗篷，随时可以将它甩掉”。

美国经济的两大巨轮——制造业和金融业，正是奠基于这样的“世俗禁欲主义”的观念之上。

第三层与第四层也同时界定了生意人与企业家的区别。真正的企业家不以赚钱为目的，金钱只是实现理想的工具，正像一篇文章所说的：“库克想让企业获取更高的利润，这无可厚非，毕竟这是他作为职业经理人最本分的事，也是自身收入增长的前提。不过我们不应该忘记乔布斯在1995 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所给出的警示：‘毁灭苹果的不是增长，而是贪婪。’”

乔布斯是伟大的企业家，库克是职业生意人。

第五层，财富的传承。洛克菲勒的小儿子约翰·洛克菲勒在1962 年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说：“洛克菲勒家族的财富属于上帝，我们只是管家。”活着，为上帝打工，让上帝委托其保管和打理的财富不断增值，这是一种使命担当；死了，财富不能传承给子女，因为财富是上帝的，不能贪污上帝的钱，同时更不能犯第二重罪：剥夺子女劳动的权利，因为“劳动是人的天职”。

子女继承了几亿、几十亿、几百亿、上千亿的“天上飞来的馅饼”，他或她为什么还要去劳动、去奋斗呢？

上帝是一位超伟大的心理学家。上帝深悉饥饿感对人类个体、群体、组织有多么重要，因此创设了这样一个高度闭环的、基于人性之上的“上帝经济学”。

五、自驱力：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我们在前面讨论了一般生意人（包括非生意人）的三大动机：财富（生理动机）、权力（社会动机）和荣耀感（心理动机），也探讨了新教伦理对西方企业家尤其是美国企业家财富创造动机的普遍影响，但这两者都不能完全解释存在于一些人身上的神秘现象：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我们人类中的确有极少数的科学家、艺术家、思想家等，是那种“不创造，毋宁死”的异类，是那种天生带电——带有自驱力的使命主义者，他们既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又能自我燃烧，同时还能点燃他人心中的火焰。他们存在于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中。

很显然，其中也包括极少数卓越的企业家，他们强大而持久的创造财富的动力并非被某种显性的外在力量所驱使，也不完全是或者完全不是被某种宗教观所牵引，他们只是坚信有一种“光荣而伟大的存在”，一种冥冥中的使命召唤，使得自己始终满怀期待与激情。

“优秀的船长只有在掌舵时才变得亢奋”，而一旦让他们放下每时每刻的承担，离开挑战与压力，离开与危机、风险抗争的角色，他们中的大多数就会在精神层面变得手足无措，甚至在生理层面快速衰老。所谓的“不朽的事业”是这类人生命节律的一部分、大部分，乃至于全部。

然而，我们的周围还有另一类少数人：使命感惯性人群。他们起初的动机源自饥饿感，或者源自某种责任，但久而久之，饥饿感获得的过程和责任承担的过程，让他们形成了生理与心理惯性——尽管奋斗伴随着巨大的压力和焦虑，伴随着诸多的不快乐，但他们却选择了坚持。

他们只能选择坚持和负重前行，因为与“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相比，能够摧毁一个事业家的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是离开喧哗之后的寂寞，是空虚所带来的“后脊背发凉”。

一位女企业家打拼了近20 年，拥有十多亿身家，管理着上千名员工，每天工作10 个小时以上，并且乐此不疲。她向我述说了曾经的一段心路历程：有一年的某一天，她突然厌倦了日复一日的早出晚归，厌倦了文件、谈话、开会，厌倦了商业应酬、谈判，厌倦了一切的压力，乃至于厌倦了去办公室，工作、赚钱成了她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于是，她决定给自己解压，报名参加了一个长达半个月的海上豪华游轮旅行。当她关掉手机的那一刻，海风海浪、多年想看没看的经典影片、回荡在船舱每一个角落的轻音乐，以及一个人独处的安宁，让她一下子觉得身心无比轻松：“这才是我要的人生！”

她暗下决心，回去后就把公司卖掉，换个活法！但这样的惬意只维持了不到一星期，她开始出现莫名的虚脱，后来变得焦躁，再后来不停地重复一个动作——打开手机（那时候海上没有手机信号）、关上手机，再打开手机、关上手机……终于有一天游轮离海岸近了，手机有信号了，她也几乎是疯了一般开始给公司的甲乙丙丁打电话，给一个又一个客户打电话。

一次彻底放松、放空的长途旅行，让她体会到的是：比压力更大的是生命中没有了压力——“我的命贱，不做事我会疯掉”。

我们为什么要做企业家？不排除是为了追逐更多的财富、满足更大的掌控欲、拥有更炫目的荣耀，但仅此而已不过是个生意人，或者超级生意人。

企业家则不然，他们是被使命与理想“绑架”了的少数人，乔布斯、任正非、埃隆·马斯克、马云、董明珠是这一类人，上述那位女企业家是，那些正在车库、简陋的民居、嘈杂的咖啡馆中为梦想而焦灼、而激情燃烧的不知名的小人物也是。未来的乔布斯、任正非也许就在其中。

六、卓越的企业家是能够制造信仰的极少数人

生意人遍天下，但企业家罕有。卓越的企业家是那种能够制造信仰、持续传播信仰并巩固信仰的极少数人。

国家、政党、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宗教更是，而企业同样有商业信仰。

信仰是由使命、愿景、价值观链接出来的一整套的精神与文化体系。

何谓“使命”？即，一个组织存在的理由。

华为刚创立不久，任正非就以《华为人报》社评的方式明确了华为的使命：

客户是华为存在的唯一理由。当我深入、系统地对华为30多年的发展史进行复盘时，一个至为深刻的感悟是，华为有今天的世界级成就，其根本就在于对企业使命、对自身存在理由的一以贯之的坚持、几近疯狂和偏执的坚守。在任正非30多年来上千万字的讲话整理稿和华为常务董事会的无数的会议纪要中，反复出现得最多的词汇是“客户”，是类似“为客户创造价值，实现客户梦想”这样的话语的各种翻版。

企业的使命就是组织的旗帜，领袖就是旗手，领导者集团就是升旗和护旗队，他们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升旗和护旗，“响鼓仍须重锤敲”，让整个组织始终处于使命的召唤之下。

与此同时，甚至更重要的是：使命必须落地，必须转化成个体与组织的一连串行为。

简而言之就是，无论是市场、研发、制造还是平台支撑系统，组织的全部体系、所有环节、每一个细胞都必须客户化，组织的所有成本都必须直接或者间接地服务于客户需求。

华为深圳总部有4 万人左右，但司机班仅有一百多人，公司所有的高管包括任正非都没有专职司机，上下班大都是自己开车。有些到华为参观的民企老板对此不解：华为在乎这点钱吗？

我的解释是，这体现的是一种文化，企业的成本支出要最大程度地面向客户。这也是一种导向，企业中的服务支持部门是服务于客户还是各级主管？同时这样的做法也避免了中国社会的“司机政治”，许多企业老板的专职司机被员工私底下称为“二掌柜”。

当然，华为这种做法并不新鲜， 西方绝大多数企业也很少有为高管们配备专职司机的现象。

何谓“愿景”？愿景是一个组织关于未来发展的期许，也即组织的阶段性理想。

华为前30 年的愿景是丰富人们的沟通和生活。这也就定位了华为要在人与人的信息联结方面持续发力。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时期即设定华为愿景的1997 年，华为关于未来的灯塔和方向的组织性的设计还是不够宏大和霸气，字句间透着行业跟随者的味道，而不像它的创始人那样牛气冲天：20 年后全球通信行业三分天下，华为有其一！这句话喊出于1992年，当时华为成立不到5年，这句“打肿脸充胖子”的豪言壮语并没有被华为文本化，但却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华为人。有一位华为资深前高管说：“事实上我们没多少人记得住纸上的华为愿景，但我们都记住了老板吹的牛：20年后……”

20年后的2016年，华为已成为全球通信行业的领导者之一，华为为它的十几万名员工设定了新的愿景：把数字世界带给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组织，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

位势变了，新愿景的每个字都充满霸气！

卓越企业家的人格结构都多多少少嵌入了堂吉诃德的精神元素——堂吉诃德创造了一个世界，乔布斯创造了一个世界，埃隆·马斯克创造了一个世界，任正非和马云也各自创造了一个世界，只不过堂吉诃德永远生活在幻想世界中，而一流的企业家既要正视现实还要善于做梦，要能够用梦想去感染追随者、牵引追随者，并进而用一群人的行动去创造一个新现实，打造一个新世界。但无论是小说中的堂吉诃德还是现实中的乔布斯、拉里·佩奇、任正非，他和他们的追随者首先得选择相信“我们在做一件伟大的事”，这件事值得一群人付出青春甚至生命。

这就是所谓的“信仰”，它具有不可论证性，你得肯定甚至仪式化地宣誓“它是存在的，可实现的”，你只能在yes（是）或no（否）之间做唯一选择。选择了yes，大家一起激情四射奔未来。选择了no，信仰不同而不相为谋，相遇不相行。

任正非和马云都说自己是阿甘不是没有道理的。阿甘是一个简单的人，一个偏执的小人物，一个怀有坚定信仰的英雄、体育明星和成功的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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