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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文学：江城 涪陵-3：第一章 顺江而下-3

他是个五十多岁的小个子，体重五十多公斤，身体瘦削，臂膀单薄。但他用起麦克风来却得心应手——起初的声音极为柔和平缓，就像一个老师在对一群孩子说话；继而提高音量，慢慢加快了手势，纤细的双手对着人群挥舞，似在责备他们；
  最后则是声若洪钟，双臂凸鼓，两眼放光，喇叭轰响，讲的人和听的人此刻平等了，结成了同志、爱国志士、人民的公仆。人们起立喝彩，雷鸣般的掌声响成一片。
我听他提到了亚当和我的中文名字——梅尔康与何伟，并宣布我们受   “美中友好志愿者”组织的派遣来到涪陵。人们又一次欢呼起来——我们现在是同志了，一起为人民服务，建设祖国——长征徒步行的队员们自豪地站起身来，每个人的胸前都由干部们戴上一朵缀着红丝带的塑料花。有人递给我一朵这样的塑料花，又有人向我指着一位正在台前等待的长征队员。
  他微笑着弯下腰来，热情地同我握了握手。   我向他表示歉意，并很快地为他戴上了塑料花，以期减少我穿着短裤的曝光时间。人们又一次欢呼雀跃起来，我向他们挥手致意，人群中再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我坐了下来，感到脸在发烫。   仪式结束后，人们一起合影纪念这次集会。从照片上看，长征徒步行的队员和干部们显得极为自豪，分三行站立，排列整齐，褪色的红旗飘展着，颇有久经沙场的革命队伍的风范。队员们穿着干净的白T恤，胸前佩着塑料花，飘着红丝带。
  他们的脸上没有笑容。   最重要的几位干部在前排与我和亚当站在一起，窦副校长和韦书记的脸上几乎看不到一丝笑容，我们也笑得极为勉强。亚当穿着凉鞋，我则穿了一件灰色的旧T恤，我们赤裸的大腿与一排整洁的裤子相比极不相称。
  其他干部脸上也没有笑容。   照片中没有女性。  

两年后，我回到美国，把那张照片拿给朋友们看，想给他们讲讲这件事情。但从哪儿讲起呢？向他们解释为什么   “文革”后的大学要纪念长征，难度不亚于给他们讲解山坡如何被改造成梯田。
  最后，我只好这么说，这就是我们学校的政治集会，我们能参加是个意外，因为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共产党的集会大多不欢迎和平队员。我只能讲到这里——那就是我这张照片的故事。
当然，整个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我是和平队的志愿者，但又不全是；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但也不全是。一切都不全是看上去的那样，就像我在涪陵开头的那些日子，什么都不确定，仿佛总有半步之遥。
在汉语中，Peace Corps被译为   “和平队”，但这几个字的内涵远不止于此。“文化大革命”期间，当反美宣传达到高潮时，中国政府对和平队谈论颇多——说它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是穿连裆裤的，说它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代言人，说美国把年轻人送到海外各地，意欲用它的意识形态影响第三世界，从而把它们引向帝国主义阵营（这件最苦的差事，鬼才会喜欢吧）。如今，人们不再说这些了，但影响尚在。无可救药的是，这个词不再纯洁。但中国的语言，就跟中国的人民一样，早就学会了跟着政治随风倒，所以和平队在1993年进入中国时，另取了一个名字——“美中友好志愿者”。名字虽说复杂了点，但含义更简单了。学校当局要求学生在称呼我们时，不管用英语还是汉语，绝对不要使用“和平队”这一字眼，大多数人确实也不用这个词。因此，在改换头衔之后，我来到这所在“文革”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学校任教。在这里，历史从未远离，而政治举目可见。

一开始，正是这种   “友好”把我们都吓坏了，这也正是我们的头衔中最难以说清楚的地方。年前，学校有过三个外籍教师，一对年老的澳大利亚夫妇和一个来自墨西哥的中年男子。他们的情况比较简单，因为他们只待了不到一年，而且也很少远离校园。
  我们就大不一样了——年轻，计划在涪陵要待上两年，而且是受美国政府派遣来的第三批志愿队员。学校在最好的一栋楼里给我们安排了两间公寓，与党委书记和其他主要干部同住一楼。而且一连数周，学校差不多每隔一晚都要设宴招待我们一次。
  这些事情有一套礼仪。   我们的餐桌上摆满了中式佳肴——腰果、牛肉干、豇豆、藕片——通常，韩老师总要宣布点什么。二十七岁的他是学校“外办”的临时负责人。他是学校里英语说得最棒的人，但刚坐上这个位置，总显得有些忧心忡忡。他让我们叫他阿尔伯特。
第一周的一天晚上，宴会还未正式开始前，他跟我们讲。
  “学校决定给你们安上直通校外的住宅电话，这样你们就可以打到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
我们表示反对——这完全没有必要，电话费又比较贵，其他学校的志愿者也都没有安装电话。他挥挥手，打断了我们。   “这不成问题，”
他说，   “要不，你们就太不方便了。”
我和亚当对看一眼，耸了耸肩。我们向他表示了谢意，大家便开始吃饭。第二天，修理工前来为我们安上了电话。

几天之后，又是一次宴请，又是一起声明。   “学校决定，”
阿尔伯特说，   “给亚当买一台洗衣机。”
  “我的公寓里有一台洗衣机，”
我回答说，   “我们可以合用——没有必要再浪费钱。”
  “那不方便，”
阿尔伯特说，   “学校已经决定了。”
再一次，我们的反对被无视了。大家又开始吃起饭来。第二天一早，一台新洗衣机出现在亚当的门口。
几天之后，亚当正和英语系的几个老师一起玩纸牌，党支部书记张彦提到，学校早就收到了从   “美中友好志愿者”寄来的我们的简历和自传材料。
  “我注意到你会打网球，”
张书记说，   “你一定玩得很棒吧。”
大学暑假期间，亚当曾担任过网球夏令营的教练，但他很快就摇了摇头。   “不怎么好，”
他说，   “我好久没认真打过了。”
张书记笑了笑，继续摸牌。他是个瘦弱但精力充沛的人，蓄着小平头。经过一周的时间，我们给他总结出两点：在英语系的教职工中，他篮球打得最好，喝白酒也最拿手。
  他是英语系职位最高的领导，作为支部书记，他掌管着学术、纪律以及政治事务。他属于不爱说话的那类人，但他一开口，必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他看了看手中的牌，上身往前倾了倾，抬起头来看着亚当。
 

  “学校决定，”
他缓缓地说，   “给你们买网球。”
他又退后坐定，似在等着亚当领会他话中的意思。但那正是问题所在——这网球究竟该怎么买？好一会儿，亚当使劲地思索，该怎么回答。
  “太感谢学校了，”
最后，他只好小心翼翼地说，   “我十分感谢你们愿意为我们做的事情，但没有这个必要。张先生，你们不必为我们买网球。”
张书记笑着打出一张牌。
  “韦先生担心你们可能想打网球。他想确保你和彼得能在这里住得愉快。”
韦先生是学校的党委书记，作为学校职务最高的官员，他无疑有比为志愿者买网球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亚当表达了这层意思，并特别说明，即使不打网球，他也一样过得十分愉快。但张书记依然立场不改。
  “已经定了，”
他断然说道，   “学校将为你们买网球。咱们继续玩牌。”

第二天早上，亚当的门前并没有出现网球，但他不敢大意。他给我讲了他和张书记的谈话，我们决定一起去和学校谈一谈，类似的努力在后来的两年中做了一次又一次，而结果往往各不相同。我们的交流通常间接迂回，鲜有简单明了的。有时候，结果甚至与我们所想的背道而驰。
我们找阿尔伯特谈，又找张书记谈；找傅主任谈，也找英语系的其他人谈。我们说，修建网球场价值不菲，我不会打网球，而且亚当实际上也不再喜欢打网球了。
  他已过了在大学时喜欢打网球的年纪，如果他还有什么热衷的事情的话，那也与网球毫不沾边。网球是一项条件要求较强的体育运动项目，篮球、足球则简单得多。网球是剥削阶级的玩意儿。当然，我们并没有说到这么严重，但我们想尽了办法。整整一周，我们差不多在进行一场运动，坚决反对他们买网球。

在我们公寓楼旁边就有一个门球场。无疑，那是校园内最好的风景，而且也许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宁静的地方。在这样一个人口稠密的国家，类似的地方并不多见——除了供娱乐外，这块地别无他用。
  门球场边上是一排树，中间是一块十分平整的沙土场地。这块场地护理有加，而且玩门球的人们技术到家，所以中央的沙土场地总是十分平整好看。每天早上，学校的退休教职工便来到这里，打上一整天的门球，只是在吃午饭时停息一下。
  他们打球的技术相当好，好得无以复加，几乎到了无可匹敌的地步——他们想把球打到哪儿，球就滚到哪儿，颇像魔术师手中的纸牌，不声不响地在和谐的程序和技艺中随意移动。这成了他们每天必做的表演，成了充满特技的体育运动。这些退休教职工好比艺术家——他们将门球运动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
  而这块地的大小，正和一个网球场相仿。   头几周，这让我们感到十分害怕。从

(未完待续, To be con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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