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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文学：江城 涪陵-9：第四章 大坝-2

不过，这同时也引发了另一个显而易见的疑问：我们真就相信长江沿线的所有人——开船的船长们、经商的商人们、被洪水吓怕了的农民们——再也不会受这条江河的摆布吗？或者说，这条江河依然可控吗？人们试图驯服长江的种种努力会不会反而增加灾难风险？
  大坝坝址位于一个地震断裂带之上，并不稳定的三峡库区长久以来发生过多次大型滑坡事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长江里流动的不止是水，它所挟带的淤泥是浑浊的密西西比河〔46〕的一千倍。在涪陵和重庆，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几乎不经处理就直接排入了江河。
  这些垃圾和淤泥极有可能在大坝之前形成堆积。在这条长达四百英里的泥塘里，万吨级的巨轮将会毫无用处。
因为以上以及其他原因，这项工程长期以来引发了一大批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灾难性预测。他们预见了水坝断裂、库区淤塞。他们提出预警，原来存在于河岸的有毒物质会随着水位上升而进入江水。
  水库会淹没掉十三座城市、一百四十座城镇、一千三百五十二个村庄。它还会淹没掉六百五十家厂矿、一百三十九个电站。一万多年以来，峡江地区是人类文明的家园，人类那无尽的活动遗迹、垃圾堆和化学沉积物都将因这新修建的水库而搅和在一起。
  同时，这条江流也不是什么轻易就能敲打修补的东西——整个流域居住着三亿五千多万人口，比美国和加拿大人口的总和还要多，占到了全世界人口总量的十二分之一。

专家告诫，来自被淹没区域的水银、铅和其他有毒物质可能会被带入人们的供水系统，他们担心在新形成的库区会爆发流行性传染病，如疟疾、钩端螺旋体病、流行性乙型脑炎等。大坝的建筑工人数量多达四万，他们在临时工棚里过着临时性的生活，会经由暗娼携带和传播性病。艾滋病也会顺着同样的途径传播开去。再说，水坝修好之后，这些工人又该去什么地方呢？
还有，因为新建水库而搬迁的近两百万人——其中多是农民——怎么办？政府承诺将会给他们提供就业和土地，这笔费用将占到整个工程造价——根据保守估计，起码有三百亿美元——的三分之一。然而，川东地区长期以来相当封闭，地方官员跟中央政府几乎没什么直接的接触。
  这么一大笔资金流向库区，与其说会有力地推动移民工作，不如说会引起贪污腐败。
这一地区还有无数古墓、几十座寺庙，以及许多类似于白鹤梁的无价历史遗迹。对它们又该如何安置呢？如果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这道石梁将会成为一处非常重要的历史纪念物。
  然而，三峡库区的历史实在太丰富了，涪陵的这些题刻甚至没有被列入濒危历史文物A级目录。下游有石宝寨这座始于18世纪的十二层雄伟塔楼，再下去有云阳那座始于三国时期、历时一千七百多年的张飞庙。如果不斥巨资采取保护措施，这两个地方都将消失得踪迹全无。
  两千多年前，在涪陵周边还居住过巴人，他们留下的墓葬一直没进行过彻底的考证。人们对他们知之甚少，如果他们的遗迹永沉水底，就再也无法进行任何研究和了解了。

这道水坝还威胁着白鹤、云豹、江豚、扬子鳄、白鳍豚、中华鲟以及其他一百七十二种鱼类的生活。由于承载了中国内河航运百分之八十的份额，长江的开发利用已经在环境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目前只剩下一百余条白鳍豚还游弋在长江水域。这是世界上的五大淡水豚类之一，数千年来，为了适应浑浊的长江水流，它们的视力几乎退化为零，只能依赖高度发达的回声定位能力。
  目前，长江航道上船只往来穿梭，发动机的喧闹声一年胜似一年。白鳍豚因为技术而失聪，因为进化而失明，已经难以躲避危险，难以寻找繁殖对象。万吨级的海洋巨轮很可能彻底毁掉这个物种。
几十年间，在中国历代领导人考虑修建三峡大坝的过程中，上述这些观点都已有人提出。

1919年，孙中山第一次想到了这一工程项目，后来的蒋介石和毛泽东都郑重其事地考虑过这个问题。对他们两个人来说，这项工程是一种典型的中国诉求，同时满足了实用和浮夸的需要——既可以推动这个贫穷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又可以同时提振起全民族的自豪感，这毕竟是万里长城和京杭大运河之后修建的现代基础设施。
  毛泽东安排工程技术人员在1955年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勘探工作，如果不是因为大跃进和   “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可能早就开工建设了。
不过，分歧一直存在着。即便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邓小平和李鹏总理就水坝的建设越来越接近于实质启动阶段，这还是当时中国可以公开讨论的极少数重大话题之一。批评是被允许的，甚至还不少。很多专家认为，在长江及其支流上修建一系列的小型水坝，可以实现同样的效益，同时又规避了风险。这样的争论一直持续到1987年，政府已经疲于这样的民主，终于下了封口令。如果中国的干部们想要建一座世界上最大的水坝，那就建吧——不管风险有多大。
  其中的困难——淤泥、地震、古迹被淹、物种灭绝、移民搬迁——都不算什么。正如历史上无数次发生的那样，专家的话可以忽略不听：就如毛泽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鼓励提高生育、发动大跃进和   “文化大革命”一样。

有些时候，你需要的是定论，而不是争论。没有必要因噎废食。

不过，这样的批评并没有销声匿迹。记者戴晴对该工程的反对声最响亮，在1989年出版了一本反对三峡工程的书籍。1992年，李鹏总理推动全国人大对这一工程项目进行最终表决，并如人们预想的那样获得了通过。然而，强烈的反对迹象依然存在，三分之一的参会代表要么反对，要么弃权。
为了应对大坝的修建，中国的第一个环保游说团体成立了，即便到了1993年大坝开工建设的时候，依然可以听到小心翼翼的批评声。1996年8月，也就是我抵达涪陵的那一个月，一群文物专家和其他领域的教授公开向江泽民主席提出请求，要采取行动保护淹没地区的文化古迹。保护行动本来计划从1996年开始实施，但至今未见任何动静。
  他们提出，要用两亿三千万美元的资金来采取各种必要的保护措施，如考古发掘和搬迁寺庙、新建博物馆。有提案建议修一道挡水墙来保护石宝寨使之形成岛上宝塔，也有计划说要把张飞庙一块一块地搬迁到更高的地方去。天津大学提出要为保护涪陵的白鹤梁修一座水下博物馆〔47〕。
  游客可以经由岸边的走廊进入博物馆，而博物馆的屋顶将会矗立于江水之上，其形状能够唤起人们对于那道远古石脊的一点记忆。
这样的计划和抱怨极大地干扰了推进大坝建设的力量。七十岁的魏廷琤是该项目的总工程师，几乎整个职业生涯都用来推动该工程项目，他把文物保护专家们提出保护的那些东西嘲讽为   “宫殿”。“我老实告诉你，”

在1996年接受《纽约时报》的一次采访时，他说道，   “中国普通百姓的文化水平那么低，哪里欣赏得来这些文物古迹，恐怕只有这些专家自己才会去参观这些博物馆。”
这不算什么得体的回答，但从有些方面来看，它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这个国家早就习惯了作出困难的抉择，而这样的抉择可能美国人连想都没有想过。每当我造访白鹤梁，为远古的题刻和永恒的江河交汇而深深赞叹的时候，都会想到这个问题。在其他任何地方，我都没有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历史，一边是自然的，一边是人类的。
  一个是永无休止的循环产物，另一个——尽管结果不一——却一直循着直线往前：进步、发展、控制。在我看来，在长江之上，如果要把这一切通通捆绑成一体，硬把循环不止的江水阻滞在大坝上那长长的一汪死水里，是极其危险的违背自然之举。
不过，思想上的这种转变只是一种诗意，涪陵的大多数人都没有时间来想这个问题。他们没有时间、没有兴趣去参观白鹤梁，他们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也丝毫不用劳神操心。通常情况下，石梁上除了我就没有别的什么游客。
  1998年春节期间的一个周末，我在那里为了编写题刻故事而进行调查，那是我仅有一次看到了一大群游客。涪陵的大多数人都读不懂那些题刻——其上所使用的是繁体字，这种文字在解放后进行了简化，而那些题刻的语言则是20世纪文字改革之前那种中国古代的文人们所使用的文言文风格。即便是读过书的人也不会对此有多大的兴趣。如果你想了解当地的历史，根本没有必要劳神坐小船到这儿来——你完全可以到乡下闲逛一番，不用怎么刻意就能撞上一堆明清古墓。

让我印象深刻的，倒是市里派了那么多管理员到石梁上来，尤其是很多管理员训练有素，几乎能回答人们提出的有关题刻内容和历史的任何问题。对于这样一个基本上不会有外来游客的城市，以及这样一个几乎时常无人问津的历史景点而言，这极大地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这不像在美国，某个空空如也、毫不起眼的晚清时期的战场遗址都可能会得到数百万美元的经费资助，仅仅是因为有些士兵在内战中战死于此。
  中国的历史如此丰富，如果要把所有的古迹都保护起来的话，人们恐怕连种庄稼的地方都没有了。

(未完待续, To be con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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