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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文学：江城 涪陵-5：第二章　有中国特色的莎士比亚-3

  “想想吧，”
我说道，   “四个世纪前，莎士比亚爱上了一位女子，并为她写了一首诗。他说要让她的美貌永存——这是他的承诺。现在是1996年，我们在中国，四川，就在长江边上。莎士比亚从没有来过涪陵。你们没人去过英国，也没人见过莎士比亚四百多年前爱过的那名女子。可就在这一刻，你们每一个人都在想着她。”
教室里一片静默。通常，涪陵充斥着车船的喇叭声和建筑工地的喧闹声，可在那一刻，教室里鸦雀无声。在这一刻的静默里，既有崇敬，也有惊叹，我与他们感同身受。之前，我已经把这首诗朗读了无数次。但直到我站在涪陵的这些学生面前，聆听着他们思考这十四行诗的奇妙时的静默，才真正地听到了它。
过了一会儿，我让他们描述，他们在那一阵静默中所看到的东西，以及中国人眼中的莎翁情人：

她的肌肤像雪一样洁白，像冰一样光滑。她的长发像一阵阵瀑布；她的眼睛如此迷人，你一见到她就永远忘不了。她的身材丰满而高挑，小嘴像红玫瑰，眉毛像柳叶儿，手指纤细如葱根。

她看起来像一朵含苞欲放的、纤巧优雅的莲花。她长发如瀑，眉如弯月，樱桃小口，眼睛明亮，温柔如水。

她身材纤细，长着一头黑色长发。眼睛大而明亮，充满了柔情和羞涩。她的眉毛像两片柳叶儿，双唇显得十分生动。她的皮肤如凝脂般白皙而柔嫩。

她的头发有如金色的波浪；她的肌肤平滑得让人怀疑它是大理石做的；她的腰肢软得像水草，十指纤纤如葱根。

她有如乡下姑娘一样自然而平凡的美丽。她像水晶一样纯洁。她就像一首流淌的诗。

在我们的想象中，她很美，也有些忧郁。中国历史上有四大美人，她看起来就像其中的一个——王昭君。对我们来说，找不到可以形容她们美丽的字眼，因为她们美得无法形容。我们只能说：她们很美。

看他们所写的读后感，我有一种强烈而清新的感受，这在以前其他学文学的学生中是看不到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学的是外国素材。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交换着陈腐的题材：我不知道中国古诗把女人的手指比作葱根，而他们也不清楚莎士比亚的第十八首十四行诗的不朽之处已被人评点过无数次，在注脚处都标着号码，几乎不再成其为诗了。我们的这种交换突然使一切变得新鲜起来；没有了枯燥的诗，没有了被人过度研究的戏剧，没有了被讨论到近乎病态的人物。当我布置有关《贝奥武甫》的作业时，没有人咕哝过——在他们看来，那只不过是一个好看的妖魔故事而已。
这就是我们在那间狭小的教室里学习的主要内容。那是些美好的日子，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那间教室。但在我们周围总有许多外在的东西：学校有规章制度、国家有政治制度。
  这些外力一直存在着，盘旋在教室外的某个地方，甚而到了能感觉到它们压在我们身上的地步。当某个机关被触动时，党就突然出现了。有学生偶尔写道，莎士比亚代表无产阶级，因为他批判了英国的资产阶级（由于这一观点，许多中国人对《威尼斯商人》〔25〕非常熟悉）。
  有的学生还指出，哈姆雷特〔26〕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因为他深切地关怀着农民。还有学生告诉我，《仲夏夜之梦》〔27〕里的农民们是剧中权力最大的人物，因为他们所有的权力都来自无产阶级，并因此才有了革命。

我对这样的读后感反应复杂。我的学生能够与课本进行互动，这是件好事，但对于他们生拉硬扯地把莎士比亚用来替共产主义做宣传，我没有太大的热情。我反对进行这样的诠释，尽管我做得极为小心——考虑到学生们的生活背景，我不能公然说《仲夏夜之梦》里的农民们实际上是一些无权无势的小丑，只不过徒增喜剧效果而已。
  不过，我总是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对我觉得受了误导的读后感做出些许回应。我说，哈姆雷特的确伟大，但并不是因为他深切地关怀着农民，而是因为他深切地关怀着自己。我还指出，莎士比亚是小资一族，通过获取剧场公司的股票而发了家。
  我第一次弄明白，为什么文学总是倒向政治这一边。之前我曾为此挣扎过；在普林斯顿大学〔28〕的时候，我的专业是英语。
  毕业之后，我又到牛津大学〔29〕读了两年的英语语言文学。我最初的计划是当一名文学教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美国，我在英语系所看到的一切让我渐渐失去了最初的热爱。美学是一个原因——我发现，我读不懂文学评论了，因为其中晦涩的学术性与作品的优美性相去甚远。
  对于绝大多数文学评论，我都不太明白，它们好似一团乱麻，无可救药地充塞着令人费解的字眼：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这一切统统无法得到简单而明了的解释——就像我在涪陵的这些学生，当被问到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候，只能张口结舌。

不过，我最为烦心的却是文学在西方的政治化倾向：人们阅读文学的时候，把它当成了一种社会评论，而不是一种艺术形式；书本被强迫用作这样或那样的政治理论的服务工具。很少有文学批评针对文本本身做出反应，反而是文本被扭曲了，只有对评论家供奉的理论做出反应。
  有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女权主义评论家、后殖民主义评论家。无一例外，他们把手中挥舞的理论作为模子，把文本填充进去，挤出一个个形状均匀的产品来。马克思主义评论家生产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评论家生产出来的是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评论家生产出来的是后现代主义。
  真像是把毫无意义的同一本书读了一遍又一遍。
此外，我还很反感英语系不断地捣腾篇目，就像在本科招生手册的封面上印着无数假照片那样，他们还想炮制出一份多元文化的书目清单。我一直认为，就文学而言，确立并尊重一种文化基础是很有价值的事情，而我在中国却见到了这样的基础被连根拔起时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多年来，中国人为了社会价值而恣意摧残文学，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尤其如此，所有戏剧一律禁演，仅有少数政治作品如《红色娘子军》能够幸免。

  即便到了今天，很多东西也早已不复存在。   我所有的学生都知道马克思，但没有一个人了解孔夫子。
不过，我同时也以更人性化的眼光来看待导致这种政治化倾向的原因。我认识到，就一定意义上来说，文学的力量在于它的普世性：一个四川农民的女儿够读懂《贝奥武甫》，并把它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满教室的中国学生能听懂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也能够发现唐代美人的完美无瑕。不过，跟这种力量相伴而生的则是脆弱，因为它总要试图滥用伟大作家的这种力量。
  想把莎士比亚拉到自己这一边来，这非常自然——如果不太适合自己的需要，你可以曲解他的话，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或者，如果完全不听你的摆弄，你还可以把他从篇目中剔除出去。

在中国，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然而，我还是非常惊讶地发现，从某些方面来说，我的这些学生在避免政治干扰上做得比普林斯顿和牛津大学的学生都要好。在那个学期，随着时间的流逝，或许因为我们使用的是外语材料，一直悬在教室外面的政治力量似乎已经越飘越远。
  文学课如此新奇而迥异，以至于学生们总是忘记了他们的政治准则，我们也得以与美国的英语系所遇到的那些麻烦事擦肩而过。实际上，我们在整个秋季阅读的全是已故白人男性的作品，但我的学生好像并不介意这一点，正如他们毫不介意我这个健在的白人男性充当他们的老师。在他们看来，我们都是外国人而已。
不再担心政治之后，他们把精力投入到对学习材料的理解上来。他们反复聆听诗歌的朗诵效果，权衡故事中的人物角色。他们非常认真地做着这一切——在他们看来，文学不单是一场游戏，其中的人物角色也应该得到相应的评价。他们学习了《哈姆雷特》的故事梗概之后，一个名叫莉莉的学生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海斯勒先生，你喜欢哈姆雷特吗？我不崇拜他，我很讨厌他。我觉得他敏感、保守而又自私。他应该将真相告诉他的爱人奥菲利亚，让她一起来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毕竟，两个相爱的人应该患难与共。再说，我不喜欢他的优柔寡断。作为男人，他应该决绝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在牛津大学，你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你不可能简单地说：我不喜欢哈姆雷特，因为我觉得他是个讨厌鬼。无论怎么说，但一定要说得巧妙一些。你还得把哈姆雷特当成剧本中的一个人物角色来看待，一层一层地对他进行剖析。你不仅要剖析剧本本身，还要剖析所有曾经被人写到过的东西。你得考虑其他评论家说了些什么，你得衡量他们的知识与无聊围绕着剧本层层累加到了什么程度。
  你得考虑这个剧本跟当下的时事潮流有什么样的关系。当然，这个过程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对于很多读者来说，在真正有点头脑的话语开始之前，他们得不到须臾思考的余地。
  作为学生，那正是我所希望看到的——在一瞬之间，头脑里灵光一现：我讨厌这个角色。这个故事写的不错。这首诗里的女子长得非常漂亮，我敢打赌，她的十指纤巧如葱根。
 

(未完待续, To be con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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