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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文学：江城 涪陵-9：第四章 大坝-4

这种集体主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另一个例子，是涪陵人对于公交车上的扒手的反应。有一次，亚当上了一辆从江东进城的公交车，一个贼眉鼠眼的乘客在中途下了车，坐在亚当身旁的一个乘客便用胳膊肘轻轻地碰了碰他。
  “你要注意点，”
他对亚当说，   “刚才那人是个扒手。”
  “他下车之前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亚当问道，可那位乘客除了耸耸肩，根本懒得回应。类似的情形我也遇过好多次，人们向我比划手势，要我注意看管好钱包，但没有一个人直接跟扒手较劲。我就这个问题问过我的学生，他们说，大家都知道公交车上有扒手，但谁都不会采取什么行动。
  按照我学生的说法，是因为人们不敢跟扒手硬碰硬，然而，原因似乎远不止这样。只要扒手没有侵犯到你本人，或者你的家人，那就不关你的事。你可以悄悄地提醒外国人，因为人家是外宾嘛。
  但即便如此，你也不会悍然冒险。   有时候，最安全的做法则是在扒手下车之后再去提醒别人。

出于同样的本能，一大群人可以围观事故的受害者而不出手相救。在涪陵，经常有人围观张望，但却很少看到他们出于某种群体的道义而有所行动。在个人主义盛行的美国，这样的场景倒是很多见，人们需要一个服务于个人的社区，因此，在看到伤亡者的时候，他们总是会这样想：我能够想象作为受害者的感受，所以我要出手相救。
  诚然，在美国也有人驻足围观，但那跟我在涪陵看到的完全没法比。涪陵人看到他人有难，可能会想：那又不是我的兄弟、朋友，我不认识他，看他受点罪还挺好玩的。每当遇到严重的车祸时，人们会冲过来，一边奔跑一边急切地问道：   “死了没有？
  死了没有？”

这样一来，涪陵的   “群众”和“乌合之众”这两个概念的界限就变得脆弱不已。出事了——可能是一场交通事故，或者是一场光天化日之下的争吵斗嘴——一大群人马上就会围过来，人群的能量逐渐蓄积，更多的人过来围观，纯粹出于一个十分简单的理由：出事了。有时候，仅仅是心怀此念的一大群人本身就足以弄出点什么事来；
  受了围观群众的驱使，争吵会因此愈演愈烈，或是某个围观者干脆跃跃欲试，一起加入争吵的行列。
对于涪陵的群众，我既烦扰不堪又着迷不已，部分原因是他们经常在我身边聚集围观。假如碰到了吵架斗嘴或是其他吸引群众的公共事件，我肯定会停下脚步观看。但通常我看的是群众的脸，而不是当事人本身。在他们的表情里，我很难看出别的什么东西，除了那份痴痴的观望：出事了。
在中国，不止涪陵一个地方有这样的围观群众，无数中外作家都曾关注过这种倾向。鲁迅，也许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在写到共产党执政前中国人的这一倾向时，既饱含情绪又满怀挫折，在同胞需要帮助的时候，他笔下的人物总是置之不理。在学生们写的作文中，我同样看到了这种挫折感，尤其是在编写罗宾汉来中国的故事中。
  很多学生写了罗宾汉偷窃腐败官员的故事，另一个常见的主题，则是罗宾汉面对群众消极围观时的反应。一个学生写到：

一天，在街头闲逛之际，（罗宾汉）发现有个扒手正在偷钱。与此同时，他也发现在被窃妇女的身边，有很多人也看见了扒手的行径。但叫他失望的是，没有人站出来制止那个年轻人。大家假装什么也没有看见……

令我惊讶的是，他们编写的故事中，有很多这样的描述场景。接下来，他们常常会写到罗宾汉帮助那个被围观人群置之不理的人——被扒手偷了钱的人、被恶棍当众揍了一顿的人或是从河里捞上来的落水人。在我的学生看来，围观人群置之不理时有人出手相救，这才是不折不扣的英雄行为。
  而他们把这种行为树为楷模，正说明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情少之又少。
我觉得，在涪陵人对待三峡工程的消极态度上，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理由。即将到来的变化对绝大多数人不会形成直接的影响，因而他们漠不关心。未来十年，尽管该市的很大一片将被江水淹没，但这算不上一个社区问题，因为这里并没有我们通常所定义的那种社区。
  这里的小团体很多，也不乏爱国主义，但跟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样，这种爱国主义的激发，既可能出于心系祖国的真情实感，也可能是因为恐惧和无知。你可以操弄这种恐惧和无知，告诉人们，尽管大坝可能会破坏江河与城镇，但却对中国意义重大。
对那些不幸居住在长江两岸的人们来说，大坝的修建的确是个问题，但即便他们也不太会惹出什么麻烦。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历史教他们学会了坚忍，对涪陵这样偏远地方的人们来说尤其如此。所有影响这座城市的巨大变革均来自别处——太平天国的将士们来自东部、国民党的命令来自南京、共产党的土改政策始于北方，随后才一路南行来到了长江河谷。
  三线建设来了又去，所到之处，横扫一切。   最近几年，各种新奇产品从重庆顺着长江传了下来，随之而来的则是催生新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种种法理变革。现在，涪陵的街头甚至开始出现外国人的身影。
  对于这一切发展变化，你只有接受它、适应它，因为你无法控制。就像长江一样，它来自别处，又流向别处。将来的某一天，江水会上升四十米，你也只有适应它。
  我曾经问过一个朋友，江水上涨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跟孔老师一样，他对这样的问题似乎也感到惊诧不已。   “嗯，”

他回答道，   “水涨了，船跟着升高呗，没事儿。”
人们还有一种看法，觉得修建大坝完全是个好主意。那意味着电力，而电力代表了进步，对涪陵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大坝完工后，可以发出足够的电力，可以每年减少五千万吨煤炭的消耗。
  在这个严重遭受污染的国家，有四分之一的死亡人口跟肺疾病有关，这一点当然是不小的益处。无数个日子里，我站在阳台上遥看长江，感觉有一点点哀伤，因为我知道，它那江水奔涌的日子就要到头了。但更多的日子里，当浓雾密布时，我根本就看不见它在哪里。
  到了冬天，我对这个问题又有了新的看法。为了节约用电，这里会定期拉闸限电。我的公寓只能通过电热取暖，而有时候停电会持续数个小时——漫长而又寒冷的几个小时里，漆黑一片的房间让我感觉越来越不舒服，直至我在烛光里呼出白色的水汽。
  我发现在这种时候，我不会再去多想涪陵的挡水墙有没有用、移民们会不会得到很好的安置、白鹤梁会不会得到充分的保护。我考虑的是如何取暖。寒冷就好似饥饿，让其他一切都显得无足轻重。
  在中国，很多人都这么思考问题。这跟美国不同，那儿的人均电力消耗达到了三千瓦——足够所有美国人在同一时间一起打开一只电烤炉和一只电吹风。而在中国，人均电力消耗只有一百五十瓦，只够大家点亮一两只灯泡。但对那些根本无电可用的六千万中国人来说，连一只灯泡都点不亮。

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类工程具有两面性。这个国家有数千年驾驭和驯服河水的历史——人类文明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具有这样的历史记录，可以把一条条大小江流成功地加以持久利用。四川中部的都江堰，设计巧妙，修建于两千三百多年之前，时至今日依然正常地发挥着灌溉功能，把成都平原变成了全国肥沃的鱼米之乡。
  此前，长江也曾被驯服过，纵使规模较小。   1981年，在目前修建的三峡大坝下游，人们修建了葛洲坝。
不过，在河南省发生的是历史的另一面，1975年的暴雨使得六十二座大坝如多米诺骨牌般纷纷溃决，死亡人数达到了二十三万。尽管那次灾难的规模非同寻常，但工程质量之低劣却并非异常：自1949年来，中国共有三千二百座大小水坝溃决。就本世纪而言〔48〕，中国的大坝溃决比例为百分之三点七，而世界其他地方的比例为百分之零点六。
  到后来，我也跟大多数涪陵人一样——消极地观望工程的准备情况，不再妄下断言。我毕竟是个外来者。但我寻思，在大坝修好之前就来到那里，毕竟是件好事，在长江被驯化之前亲眼看一看白鹤梁以及三峡，毕竟也是件好事。
  在这里既有人类的历史，也有长江的历史，而当两者相互冲突、将这个地方永远改头换面之时，我尤其不想置身其中。

(未完待续, To be con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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