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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女儿谈金融-20:中华民国货币制度

    关于货币理论谈的差不多了，在这里介绍一下民国的货币制度，可以看出民国也是按照金本位、银本位、金汇兑本位一路走下来的，但由于连年战乱，恶行通货膨胀不断出现。

尤其是1948年的币制改革的失败，成为货币历史上的一段插曲，也是一个朝代崩溃前的一个重要表象。    

1928年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中国，经济增长处于一段相对繁荣的时期。

但是货币无法统一，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习惯是白银充当了货币的主体，在一段时间内银元与白银并行。

所谓的“废两改元”是第一次重大币制改革，而金圆券的改革是在危机关头铤而走险的第二次改革。

民国初年，当时民间钱庄林立，银行、军阀、钱庄都能发行各自的货币，有数十种之多。

金融从业人员必须能同时应付七八种不同货币，瞬间就要完成汇兑和交易，实在算得上是独门手艺，显然比今天的银行柜员要求高多了。

第一次全国统一货币体系的建立是依靠银本位制度，即用银元作为民国时期国家使用的正式本位货币。

做出贡献者为袁世凯和宋子文。我们曾经见过的“袁大头”，就是以袁世凯为头像的一元面值的银元。    

1933年4月，国民政府引进了银本位制，废两改元，铸造银币。

到1933年年底，废两改元全面成功，完成了明清和北洋政府梦寐以求却无力实现的目标，也真正确立了中国的银本位地位，也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银本位国家。[1]

但是受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世界白银市场价格上涨，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严重动摇了银本位的基础。

1935年国民政府宣布将银元国有化，所有货币改成政府指定的纸币——法币。    

法币即国家法定货币，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

废除了银本位，采取了与美元和英镑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时任财政部长孔祥熙是这一制度的创立者。

法币先与英镑后与美元挂钩，而美元可以兑换黄金，因此法币属于金汇兑本位。

法币的施行实现了货币的现代化，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币制。

但是由于连年战乱，法币经过十多年就走向了崩溃。    

据记载，1937年的法币发行总额是14亿，八年抗战增加了400多倍，而内战三年较抗战前夕增加了47万倍，同期物价上涨了3492万倍。[2]

1945年8月，法币发行额为5569亿元；

1946年1月，1.15万亿元；

1946年8月，2.38万亿元；

1947年2月，4.8万亿元；

1947年8月，13.70万亿元

1947年12月，33.19万亿元；

1948年3月，69.68万亿元；

1948年5月，137.4万亿元；

1948年8月，法币供应量达到了难以置信的663.69万亿元。[3]

      面对这种情况，国民政府铤而走险进行币制改革，即金圆券制度。

于1948年8月19日宣布币制改革，金圆券发行办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金圆券发行限额为20亿元；

2、采取十足准备金制度，以5亿美元做准备；

3、金圆券1元兑法币300万元，兑东北流通券为30万元，台币继续流通，兑美元比例为金圆券四元合一美元；与黄金的兑换为200金圆券兑1两，与银元的比率为2金圆换1元，与白银为3金圆兑1两；

4、冻结工资、冻结物价；人民持有之金银外币应于9月30前，向当地中央银行兑换金圆券。 

这就是我们在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看到的方行长为了支持币制改革，将夫人的金银首饰都拿去兑换金圆券的背景情况。    

领导这次改革的是时任财政部长王云五，他在自己的“八十自述”中谈到，

“惟事先报告中央时，曾说明此须军事上有把握，方能实施。否则军费无限制开支，而失地日多，匪患日炽，人心动摇，即断不能办币制改革。而军方首长，皆谓军事绝对有把握，并可于几个月内，即可将北方**肃清，于是方敢放手去做。不料十月初，济南即告撤守。”    

王云五也知道币制改革风险巨大，需要一定的前提，即军事上有把握，二是有美国的援助，保证发行货币的基础，方能实施，结果都落空了。

中央银行也不配合，王云五希望封存各大都市银行之保管箱，在审议中受到中央银行行长俞鸿钧的坚决反对。    

王云五的改革遵循了货币银行学的基本规律，发行货币要有十足的准备金，要保持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寄希望于王云五所说的“关余”，“可充新币之准备”，即寄希望所谓的海关关税，但当时只有一个上海海关还在正常运行，财政收支很难平衡。    

金圆券制度只用了三个月时间即宣告完全失败，金圆券的发行量不仅突破了20亿的限额，而且到次年5月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80万亿，几乎成了废纸。

从黑市的抢购黄金和美元，到彻底的崩溃，只用了很短的时间，使得开始支持币制改革而兑换金圆券的人受到了一次洗劫，民心丧失，政权加速灭亡。    

对于王云五的币制改革，人们褒贬不一，傅斯年曾经高度赞扬王云五的改革，但实践结果却证明，在连年战乱，外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所推出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币制改革，只能以失败结束。

虽然王云五也考虑到了一些条件，确定的改革指导思想为“欲使币值稳定莫如使无准备无限制与不公开的发行变为有准备有限制及公开的发行”，

“同时辅以平衡国际收支的必要措施并极力增加生产节约消耗”。

虽然效仿了联系汇率制度，深知没有十足的准备发行新币不可能稳定，但是外部条件太差，难以实施。    

王云五是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是个理想化的知识分子。

1948年6月出任行宪后的第一任财政部长，在他看来，

“只有改革币制，才能挽救财政经济日趋恶化的局势”，

“惟一的诱惑使我勉允此职，就是对于改革币制之憧憬。以故，我到任后，立即开始此项计划，而且无日不是念兹在兹........"

王云五虽然具有一片爱国之心，却“不顾及币制改革大举之措，实在远超过本人才能学识，以致爱国终致误国.........”

    超量的货币发行一定会带来货币的贬值和恶性通货膨胀，这已经被世界金融史所证明，1948年的币制改革只不过是货币史上一个特殊的插曲而已。

即使在和平年代，控制货币发行量，使之与经济的货币化以及经济增长相适应，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和民众的信心。

                     2023年4月21日

[1]王巍：《金融可以颠覆历史》 221页

[2]范泓：《历史的复盘》 225页

[3]王巍：《金融可以颠覆历史》（2）152页；

(未完待续, To be con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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